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
一群朋友
胡也频
在一个星期日薄暮时分,向“唯利书局”代领了稿费,我便赶紧走出四马路,到了这个不知名的街头,跳上电车,因为我惦念着云仓君那过了夜就必得交付的房租和饭线,恐怕他等得过分的盼望,或者,这时他已经心焦了。云仓君是一个不很能耐烦的情感热烈而易于急躁的人。
电车上挤满着人。我站着,抓住那藤圈子,随着铁轨不平的震动,大家都前前后后的斜着。这正是经过了黄梅时节的天气。落过了绵绵的苦雨之后,现出青天,展开阳光来,全空间都漫腾腾的喷着发烧似的蒸气,热得几乎要使人宁肯生活在霉天的里面。所以,虽说已薄暮了,只留着残照的影,然而在电车上,从互相拥挤的人体中间,就发生了一种头痛的闷热的空气。我时时拿出手巾来,揩去额上的汗,但立刻觉得在唇边又沁出了汗珠。
“真热得奇怪,”我想,“在北京这时候还是穿夹衣。”
于是我忽然觉得北京的许多可爱——单是那迷目地弥漫的灰尘,似乎也充满着一种强烈的力,不象上海的霉雨,绵绵的,落着,毫不起劲,好像正代表属于上海的国民性一般。
然而站在这会使人厌恶的人堆中,并不害怕热,我所担心的却是:在裤袋中的三十块钱。因了这人堆,使我想起了仿佛是在一本名为《怪现象之纪实》的书上曾这样说:“上海扒手之多,几乎触目皆是。”而且,从报纸上看来,在热闹的区域之中,发生了半敲诈似的路劫的事,近来也常有过。因此我实在有点忧虑。看着,象这些举止轻飘飘的,穿得非常漂亮的人(倘若漂亮的衣服不能保证人的品格),的确的,说不定在我的身边便有了那所谓的扒手之类。万一扒走了这稿费,虽说只是有限的钱,不能说,算是损失,却实在是,简直等于开玩笑了:在这个异常受窘的时候。
我便想着:“假使,真扒了,那末,一到天明,云仓君就得打起铺卷……”一联想到云仓君曾有一次被房东赶走的情形,我便懔然有了一种可怕和黯淡的感觉。
“这三十块钱真不可在这时失掉!”至于这样想,似乎带点祷告了。
所以在越挤越紧的人堆中,我的手始终放在裤袋里面,防范着几张钞票,好像这防范就等于挽救了一个将濒于危险的命运。于是,因为这样谨慎地防范的缘故,我忽然难过起来——在心中,潮水似的,涌起来普遍的怜悯心情。我缄默了。静静的忍受那复杂情绪的每一个波动。在这些波动经过的时候,我觉得,而且想着:云仓君,我的朋友以及我自己,生活着,凑巧又碰上这大家神往的所谓了不得的时代,却非常的执迷,不去作那种如同闭起眼睛去摸索的把戏,只愿辛辛苦苦的著作着,翻译着,永远压迫于书局老板的营利的心之下,这样只能向自己呕气似的过着每一天,每一星期,每一年,一直到了……如果不是跳海的死,恐怕连尸首也将遗累给几个穷朋友的。这样想,立刻,许多感想又重新生了翅,狂瞀的蜂似的飞起了,包围着我,似乎把我挤得成一个小点,如同一个伟大的想象逼迫着作家一样。那许多热烈的情感真弄得发呆了。后来慢慢的清白来,我才想起了很象我所要说的什么人的诗句:“苍蝇在得意呢,它站在饿死的鹰身上!”
然而这情绪,不久也就为了我的嘲笑,潜伏如的平静了。这时电车又停着,却已经多走过两站了。我便急急的跳下来,摸一下裤袋(因为不知在什么时候手已经不放在那里了),触到那钞票,便不觉一喜——钞票的平安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这近乎可笑的欢喜,便一直伴我到了云仓君的房门外。
房里响着杂乱的谈笑声音。
门推开了,如同展开了一幅图画,房里高高矮矮的满了人。
我一眼看去并没有一个生客。
云仓君现着兴奋的脸色,站在朋友们中间,好像他正在谈着什么使人激昂的事情。他看见了我,便立刻象嘲讽似的问:“没有拿到吧?那般骗子!”显然他的心中又有了悲感的模样。
“倒是拿到了,”我答说,“不过——又抹去了四分之一。”
忽然响来了这一句:“奶奶的!”这是刚从洛阳回来的采之君,声音非常坚实的说出一句河南腔的愤语,他这时从床上撑起身来,用力的丢下香烟头,那手势,好像他要丢去了一种烦恼或愤怒。随着他又斜躺下去了。采之君很带点所谓军人的爽快性格。
衰弱地靠在一张沙发上正沉思着什么的无异君,忽在采之君躺下去的时候,昂起了那个忧郁的——永远都是那样忧郁的脸,冷讽似的说:“能够拿到钱,这位老板总算是恩人了。”说着,看到云仓君。然而云仓君却不说什么话,他不耐烦的走了几步,坐到一张放在暗处的椅上,默默的想着,一只手撑住低低垂下的头。
我便走到宛约君身旁,坐下了。
“听说你又要写一篇长篇小说,写了多少?”我问。“不写了,”宛约君便带点愤恶的答说:“无论是长篇短篇,都不必写。小说这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处!”
“那末你们俩做什么呢?”
“睡觉。”
“进款呢?”
“从当铺。”
谈话中止了。我默默。他转过脸去向他的伴——一番女士正在看着《申报》。这是一位非常懂得恋爱心理的,刚刚作小说便被人注意的那《曼梨女士的日记》的作者。“革命尚未成功,”她忽然从报上朗声的念起来了。大家的眼光便惊诧的望到她脸上。她现着不动声色的接着念下去:“同志仍须努力,这两句是孙总理中山先生临死的遗言,所以凡是同胞,如果不愿做亡国奴,则必须用国货,以免亡国。本馆即国货中之最纯粹者,极盼爱国之仕女,驾临敝馆一试,以证言之非谬。兹为优待顾客起见,特别减价两星期,价目列下:午餐分八角一元一元二;晚餐分一元一元五二元。漂亮英法西菜馆启。”念完了,掷下报纸,淡淡的向大家看了一眼。
朋友们听着,一面默起来了,好像每人的心都受了这一张广告的刺激。
过了半晌,皱紧着眉头。显得非常难过的无异君,便自语似的说:“一切都是欺骗……吃人!”
“吃人,”许久都不开口的采之君,忽然插口说,“不错的,这世界上只有吃人!不吃人的人便应该被人吃!聪明的人并且吃死人!”从声音里,显得他是非常的愤慨了。“的确是,”宛约君接下说,“记得周作人也曾说过‘吃烈士’。”
默坐在暗处的云仓君,便兴奋的跳了起来。“近来呢,大家都在吃孙中山!”他用力的说,“并且,连西菜馆也利用起孙中山的遗言了。”说了,吞下一口气,又默着,坐在椅上,好像受了他自己的话的激动。
“同样,”无异君也开口了,却用嘲笑的口吻说,“我们呢,——这一穷光棍,——说起来真不如是倒霉还是荣幸,居然被书局的老板吃着。”
“可不是?”采之君更显得兴奋了,“我们越努力越给我们吃得厉害!我们不断的努力,就等于不断的替他们做奴隶!”似一面从床上坐起来,“简直是奴隶!”便非常用力的补足说,脸紧张着。
“谁叫你们要努力呢?”一番女士嘲讽似的凭空插了这一句。
大家的眼光便奇怪的射到她脸上。
“本来是,”她接着说,变了一种很正经的态度。“一个人活着,限定要写文章么?既然对于做文章感到这样的痛苦,那末改途好了。”
“你自己呢?”采之君质问似的说。
“我已经不再写小说了。”她回答。
“改了那一途呢?”
“还没有定。”她说,“不过,在现代,决定没有一个年青女人饿死的事!只要是年青的女人,只要是不太丑,还怕没有公子少爷漂亮男子的追随么?至少,我也不难在天黑之后,站在四马路……”在她病后的脸上,便涌上了如同健康的那颜色。
宛约君比别人更特别的注视着她。
“其实,”她又说,“如果定要著作,那就得找一个副业:就是做官也行。”于是脸朝着采之君:“你打算怎样呢?”
采之君不作声,躺下去,想着什么去了。
无异君便大声的自白:“我也下决心改了:这种鬼生活!”
“改做什么呢?”一番女士又转过脸来问。
“从翻译改做创作:创作现在还可以卖儿个钱,翻译差不多走到倒运的时候了。”
“假使创作也不时兴呢?”是宛约君带笑的声音。
“那末——从创作再改做翻译。”
一番女士又开口了,讥刺似的说:“翻译和创作,一辈子就这样打滚!”
“我能够做什么呢?”说了,无异君便默着。
毫无声息的云仓君,却出乎别人意外的,跳起来了,好像他长久的忍耐着激动,而热血忽然冲出他的口。叫出了几乎是发狂的声音。
“只有这两条路——”他大喊。
大家的脸上便换了一种神色,看住他。
他近乎粗野的用力挥着拳头,这态度,如同激发无数的良民去作一种暴动的样子,气勃勃的叫:“一条自杀一条做土匪!”
这的确是一句又痛心,又真切警语。因为,一直默着,冷静地听这朋友们谈话的我,为了这句话,也有点感动了。“做土匪,是的,象我们这样的人,只有这条是最好的路!”我想,便觉得心中也逐渐发烧起来。
云仓君大约在我低头想着的时候,又颓然的坐在暗处了。大家也都默着。一只表,从抽屉里便发出小机器走动的声音。仿佛一种荒凉的,沉寂的空气把我们困住了。过了一会,宛约君才站了起来。在一番女士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晚饭么,到我们那里去吃好了。”她回答。
于是我想到,时候已经不早了。
“还是到我那里吃去,”我便向她说,“我那里比较方便些。”
“……”她想说什么。
然而云仓君斜过惊诧的脸,冒失的问:“怎么,你们想回去么?”宛约君便向他说:“沙子要我们到他那里去吃饭。”
“哦……”他恍然的,一种象想起了什么的神气,接着便固执的说:“不。你们都不要走。我请你们吃大菜。”
一面就站了起来,唤着那象是睡了的,寂寞地躺在床上的采之君。
大家都不拒绝。采之君坐起来,并且预备就要走的样子。
然而我——我却踌躇了。因为,心想着,云仓君并没有钱,有的只是这呕尽气,写了几封信和跑了几趟路而拿到的稿费。这三十元不就是明天得交给房租和饭钱的么?我便问他:“你从别处又拿到钱吧?”
“没有。”他诧异的看着我。“你不是把稿费已经拿到了?”
“那末,明天呢?”
“假使我今夜死了呢?”他笑了——很不自然的笑了一声,便扬声说,“我们走吧!”
我默然了——一种沉重的情绪压在我心上。
锁着门的时候,云仓君好像非常之阔的样子,向着一番女士问:“你喜欢喝香槟么?”
“我只愿喝白兰地。”
大家挤着下楼去了。走出了巷口,云仓君便独自向前去,向着一家名叫”飞鸟“的汽车行。”
到意大利饭店……“他说。不久,汽车便开走了。”
这真是穷开心咧。“我惘惘的想。
在汽车上,大家都不作声,好像各人都沉思在生活里,而追忆那种种已经幻灭的憧憬,感伤着彼此几乎是一个同样的命运——这灰色的,荡着悲哀记忆的命运,飘在这世界上,仿佛是一朵浮云,茫然地飘着,不知着落。我自己呢,看着这朦朦的夜色,也非常伤心着这如同我生活的象征似的,那黯淡的,沉默默的情调。
天的一边正反射着血一般的,一片电灯的红光。
记黄小泉先生
郑振铎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黄小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受过他教诲的学生们没有一个能够忘记他。
他并不是一位出奇的人物,他没有赫赫之名;他不曾留下什么有名的著作,他不曾建立下什么令年轻人眉飞色舞的功勋。他只是一位小学教员,一位最没有野心的忠实的小学教员,他一生以教人为职业,他教导出不少位的很好的学生。他们都跑出他的前面,跟着时代上去,或被时代拖了走去。但他留在那里,永远的继续的在教诲,在勤勤恳恳的做他的本份的事业。他做了五年,做了十年,做了二十年的小学教员,心无旁骛,志不他迁,直到他儿子炎甫承继了他的事业之后,他方才歇下他的担子,去从事一件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工作。
他是一位最好的公民。他尽了他所应尽的最大的责任;不曾一天躲过懒,不曾想到过变更他的途程。——虽然在这二十年间尽有别的机会给他向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路上走去。他只是不息不倦的教诲着,教诲着,教诲着。
小学校便是他的家庭之外的唯一的工作与游息之所。他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连烟酒也都不入口。
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厂主,在他从绑票匪的铁腕之下脱逃出来的时候,有人问他道:“你为什么会不顾生死的脱逃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