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凌鼎年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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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浙.江(3)

只是缘缘堂生不逢时,仅仅存世五年就在1938年1月毁于了侵华日军的炮火。而今的缘缘堂是1984年底依原貌重建的。当年挂吴昌硕绘老梅中堂的位置,挂着曹简楼的梅花图。当年挂弘一法师墨宝的两壁,现在挂着一心法师的墨迹。当然,当年这里是没有电灯的,故而丰氏曾挂有自书的一对“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可以想象,在那油灯下,丰氏或手不释卷、或手不停笔;或清茶一杯,两三文友,海阔天空,切磋交流;或一声“开西瓜了”,全家老小,其乐触融。

在丰氏的笔下,缘缘堂的前天井后天井简直美得诱人,春有桃红满枝,燕语满堂,夏有绿的芭蕉,红的樱桃,秋有熟透的葡萄,合奏的秋虫,冬有炭炉里的汤菜,火炉里的年糕,那温馨乐趣,使他永难忘怀。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了他的笔下。

我去缘缘堂时,正是仲夏时分,院庭前的葡萄已爬满木架,后院的芭蕉也绿荫一片。喝着酽酽的香茶,听着丰桂的讲解,欣赏着丰氏的别具一格的漫画,使人生出不想走的念头。隐隐中听得堂外有谁在吆喝,一时又生出丰氏“开西瓜了!”的幻觉——那种趣味大概非得走近缘缘堂才会有的。

缘缘堂焦门的见证

瞻仰缘缘堂之愿久矣。

机缘巧合,最近有机会会去石门湾,于是专程去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前一偿夙愿。

读丰子恺先生《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等随笔篇章可知:缘缘堂乃先生亲自设计的一幢中国式民居,丰先生赞美其为:“灵与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遗憾的它是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时在1938年1月。如今的缘缘堂,乃是按照原貌重建的,落成于1984年12月。

乍一看,缘缘堂可说是旧貌依然,但毕竟已非原物。整个缘缘堂,唯后天井两扇焦门乃当缘缘堂旧物。也许因其劫后遗存,愈发弥觉珍贵。我在那两扇为炮火所烧焦的木门前久久伫立不忍离去。

那两扇厚实的木门,似从火中抢出来的炭焦,成了日军侵华的最好见证。那烧穿的洞眼,疑是历史的眼睛,在它的瞳孔里,折射出了历史的真实。

1938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正当丰子恺先生在书斋里画《漫画日本侵华史》时日军的飞机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居住区石门湾投下了一枚炸弹,机枪肆无忌惮的扫射着无辜的人民,一时,血染石门,惨不忍睹,所幸缘缘堂幸免于难,丰先生全家幸免于难。然而,嗜血的日寇并不因中国平民的鲜血幡然悔悟,放下屠刀。缘缘堂也终于在劫难逃,在丰先生全家逃难的一个多月后,毁于日军的炮火。

惊闻缘缘堂被毁的噩耗后,丰先生全家为之悼惜。丰先生还特意写了《还我缘缘堂》,其愤懑溢于言表。他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离家后一日在途中闻之石门湾失守,早把缘缘堂置之度外,随后又听到这地方四得四失,便想像它成一片焦土,正怀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无余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了……房屋被毁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

丰先生的胸襟令人肃然起敬。须知,在丰先生内心深处,那缘缘堂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曾在《辞缘缘堂》里宣称:“倘秦始皇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掉,我都不同意。”他曾发誓:“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

历史的一页虽然翻过了,但历史的那一页终究还是存在的,谁也无法篡改,更无法抹杀。

感谢丰子恺先生的堂兄嘉麟先生保存了这两扇烧焦的木门,使之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也因了这两扇焦门,使得重建后的缘缘堂更见文学的意义与历史的意义。

小镇历史久,盛名远近传——茅盾故乡乌镇纪行

唐人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千古名言也。如果套之,也可以说,“镇不在大,有名则传”,所谓名,无非名人名胜名特产品。桐乡的乌镇,因了茅盾的大名而名声远播海内外,使得不少文化人都想有一次乌镇行,作一次文学之旅,瞻仰一下文坛巨匠茅盾的故居。

乌镇虽然是杭嘉湖平原中部的一个小镇,但其文化积淀却极其厚实,文史资料记载到春秋,考古发现甚至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关于乌镇名称的由来,说法种种,一说为纪念唐代的乌赞将军;一说越国乌余氏分封于此;一说春秋时,吴驻兵于此防越,故名“乌戌”,不管哪一说更接近信史,有一点是不必怀疑的,即乌镇的历史古迹如分水墩、寿圣塔、石佛寺等古建筑尽管在历史的沧桑中已毁去了,但还是留下了昭明书室、唐代银杏、真观戏台、水镇古桥等名胜。早年,乌镇是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为水陆要冲,历来商贾云集。这些人文景观在少年茅盾的头脑中曾经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对他在文学上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滋养。茅盾1977年时写给故乡的词中有“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的句子,可见家乡的胜迹在晚年的茅盾脑中依旧记忆犹新,词中流露的正是茅公对故乡的拳拳之心。

去乌镇是仲夏的一个晴日,我们直奔茅盾故居而去。接待我们的是茅盾纪念馆的汪馆长,在听了汪馆长的介绍后,由讲解员陪同我们参观了这座茅盾故居。

这是座老式的宅院建筑,1982年时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茅盾的出生地,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茅盾在这里生活了十三年。那建于清同治四年的立志书院,粉墙红柱,三进三楹,现挂有“茅盾童年读书处”的纪念匾额,门厅两旁悬有“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的对联。老屋寂然,已听不到当年的读书声,但透过历史尘埃,我们仿佛见到了茅盾儿时那求知的眼神,仿佛听到了他种种趣事轶闻。

参观茅盾故居的陈列室,最使我感兴趣的是茅盾儿时的作文手稿以及私塾先生的评语。像《西人有黄祸之说试论其然否》《共季子不礼于其嫂论》《论陆静海蹈海事》等等作文中,多少透露了少年茅盾的识见、抱负与信念。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一篇后面,先生批曰:“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也正是这种少年壮志,使他日后成了我国最早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

茅盾一生贡献给中国文坛的有《子夜》《蚀》《虹》《春蚕》《林家铺子》《霜叶红于二月花》《清明前后》等大量著作。遗憾的是建国以后很少再有作品发表,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十二年里,他几乎完全停笔,整整沉默了十二年,在他文学创作史上留下了一段长长的空白。也许,沉默反映了他身处逆境时的一种态度,一种无言的反抗。

在他临死前,他又捐献稿费,设立了我国文学界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这大概是他回归文学的一种选择。

从茅盾故居出来,我注意起沿街的店铺,然而已无处可觅林家铺子了。但见栉次鳞比的楼房一幢接一幢,店堂里商品琳琅满目,街市上人流熙攘,那《春蚕》中描写过的萧条已尘封于历史的册页里。整个乌镇,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当年茅盾笔下的人物能看一看今日乌镇,大概要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了。这使我想起了老通宝说过的一句话:“真是世界变了!”

在河姆渡

一个偶然的机遇,沉睡于地层的河姆渡被惊醒了,也许当时谁也没意识到,竟然惊醒了一个古老的历史之梦,以致后来破译了一个人类之谜。

尽管河姆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但“河姆渡遗址”这个名词是年轻的、鲜活的。这个于人们全然陌生的名词一经新闻媒体的传播,即刻产生了一种历久不衰的强磁场,引起了连锁的震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仅仅是炎黄子孙,不仅仅是亚洲人,整个世界都为之一震。河姆渡从此成了一个美丽的诱惑。谁不想去宝地看一看祖先的栖息之地呢,这是真正的根啊!

一个云薄气爽的秋日,笔会东道主安排我们去参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走进河姆渡,仿佛走近历史,那里保存着历史无与伦比的一页辉煌。

漫步于姚江之滨第一次、第二次考古发掘现场,眺望四野,山清水秀,我不得不惊叹祖先选择家园的眼力。

是啊,这里临水近山,美丽的姚江缓缓流淌,惠泽着这块宁绍平原的古越国土地。不远处,翠微横阵的四明山脉拱卫着这块人类的发源地。有山则固,有水则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人类生存繁衍的角度讲,这里确乎是得天独厚的栖息之地。

秋日的阳光柔和地洒在收割在望的稻田里,我的思绪穿越着时间的隧道,想象着我们的先人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兽奋斗的日日夜夜,想象着七千年来这块土地的沧海桑田。七千年前,这里是一片草萌花开,鸟飞兽走的沼泽、水滩,那一派万物竞争的喧闹,别有一种原始的韵味。曾经称雄称霸这里的大象消失了,犀牛消失了,麋鹿消失了,红面猴等等也消失了,而人类生生息息,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历史的昭示,使我们彻悟到许许多多。

传说有巢氏“构木为巢”,那只是传说。而河姆渡遗址,挖掘出了一幢又一幢“干栏式建筑”的房屋。这种迄今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能见到的木结构建筑,竟然在七千年前已出现了它的雏形,且有卯口、榫头,在当时仅有骨刀、石斧等简陋工具的情况下,祖先的创造力委实令人惊叹不已。

静静躺于展柜中的骨箭头、骨鱼镖、陶球、弹丸、石锛、骨刀,仿佛在述说着消逝了的生存竞争,使人产生一幕幕壮怀激烈的联想。一闭眼,眼前就浮现出河姆渡人手执这些自制的猎器,呐喊着、奔走着,同心协力,奋勇争先地与凶猛的虎豹豺狼浴血搏杀的情景……

那骨哨,那陶埙,那莹石打磨成的璜、玦、珠、环等饰件,造型别致,惹人喜爱;那陶塑猪、陶塑鱼,既写实又夸张,古拙朴实,透出河姆渡人的智慧,那原始的审美观中蕴含着可贵的艺术真谛,使人不能不佩服祖先那双灵巧的手。更令我叹为观止的是那一件件骨雕、象牙雕,那双头鸟、双鸟朝阳的浮雕图案,其线条,其构图,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原始艺术相媲美。我怀疑那双鸟朝阳是河姆渡人的图腾。也许有朝一日,专家学者们能从河姆渡人崇拜太阳,欣赏双鸟的思想脉络与艺术追求里,破译些什么呢?

伫立在已经碳黑了的稻谷展柜前,我凝视了许久许久,这可是七千年前我们祖先栽培的稻谷啊。稻谷碳黑了,但历史不会碳黑,历史一经擦拭,就会璨璨耀目。这看似不起眼的稻谷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纠正了以往国际文献中认为的印度是亚洲水稻原产地的说法,把我国水稻栽培的历史整整推前了三千年。作为河姆渡人的后裔,怎不感到由衷的骄傲呢?

河姆渡,一部不掺假,不矫饰的历史断代史,那挖掘出来的四个文化层,就像史书的四个章节,每一章有每一章的内容。这一章章,各自深藏着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待我们一页页去细读细解。不必讳言,我们现在还仅仅读了其中的万分之几,千分之几。相信倘若进行第三次、第四次考古发掘,将会有更大更惊人的发现。那埋藏了七千年之久的秘密,属于世界,属于人类。据说有关方面准备把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建设成为研究我国南方史前文化的中心。这个设想比之花钱造假古董不知要有意义多少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寻根,但决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我想:唯有真正的认识历史,方能更好地继往开来,愿这能成为一种共识。

莫干山上老字号

仲冬,莫干山游览已进入淡季,游人寂寂,因此不少宾馆旅店已关门歇业,或许是游人稀少的缘故,那些宾馆也能讨价还价,我带作家协会采风团一行12人下榻于莫干山大酒店,180元一间的双人房,还价到每人55元,即110元一间。

近年,莫干山为适应旅游发展,高档宾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但要说到老字号,莫干山大酒店隔壁的陈永利号饭店自然成了我们的首选用餐之地。

店主不欺客不斩客,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饭后,我们与之攀谈,知道店主叫陈秀麟,是五好经营户。此店是他父亲陈永利于1922年创办的,有70多年历史了。

我见莫干山报特刊上多次提到店主陈秀麟老人,知道老人必对莫干山历史知之甚多。在我反复询问下,老人终于告知了一个小秘密: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等曾光顾过陈永利号。解放前,莫干山上大都是洋人、大亨的别墅,对外营业的饭铺凤毛麟角,陈永利号经营宁波菜有特色,蒋经国来吃过几次,颇合口味。1948年夏,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发行金圆券的新经济会议,听说陈永利号的宁波菜烧得不错,曾来吃过一次,只是此事鲜为人知而已。

老人很善经营之道,攀谈时,建议我们傍晚去塔山的怪石角附近看莫干山落日。他说莫干山落日乃莫干山一景,不看很遗憾,并主动表示愿意给我们当向导。

观落日回来,我们自然再次在陈永利号用晚餐。

老人热情异常,告诉我们第二天一早可以去看莫干山日出,并详细告知了时间、地点。不用说,观日出回来,早餐又在陈永利号。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老人的生意经,但老人的这份热情,毕竟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莫干山回来,我没有写莫干山的竹,莫干山的树,没有写莫干山的云,莫干山的雾,没有写莫干山落日与日出,也没有写干将与莫邪,却信笔写了莫干山的老字号,写了陈秀麟老人,我自己都奇怪了。

也许,热情周到的服务也是一种环境,一种风景。

雨中大奇山

大奇山国家森林公园是1993年新辟的一个景点,对大部分游人来说大奇山是个全然陌生的名字,是个旅游之谜;或者说大奇山神密的面纱还刚刚撩开一角。这样,大奇山对游人来说,无形中增添了几分魅力。

大奇山历史上称“寨基山”。据介绍,史称“江南第一名山”,只是不知据二十四史中哪一史,不知“江南第一名山”之说出自何人之口何人之笔?

诚然,大奇山的知名度远远不如其附近的富春江、天目溪、瑶琳仙景、严子陵钓台等,不过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大奇山即便暂时“养在深闺人不识”,总有一天引得游人慕名而来。

我去大奇山的那天,正好是时近清明,诗曰“清明时节雨纷纷”,果然,头天漂流天目溪时阳光明媚的天,第二夫清晨就变了脸,飘飘洒洒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似乎想考验考验我们的登山意志,偏偏我素来是喜雨中游的,下雨正巧投了我所好。面对大雨,有人欲打退堂鼓,但多数人游兴甚高,全然不在乎潇潇春雨。

大奇山位于富春江南岸五公里处,与桐庐县城隔江相望。这是一处以森林资源为主体的自然景观,总面积约有700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