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汉王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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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附录大汉王朝大事记(2)

当时东汉的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宦官政治表示不满。当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和学生抗愤的现实,也敢于挺身而出,站在自己的岗位,行使自己的职权。如刘祐为河东太守,其属县令长多系宦官子弟,百姓深受其苦。刘祐到任,罢黜其罪恶昭彰者,为百姓平理冤狱。延熹四年(161),刘祐任大司农,当时宦官苏康、管霸专权宫中,侵夺全国各地大量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使得百姓穷困,州郡萧条。刘祐移书各州郡,依照国家律令予以没收。宦官向桓帝谮诉,桓帝竟将刘祐论输左校。魏朗为彭城令,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魏朗屡次上奏弹劾。南阳太守成瑁与其功曹岑睚,决心褒善纠违,肃清郡府。当时南阳有一富贾张沉,平时与宦官相勾结,横行不法。成瑶与岑睚将其捕杀,并收审其宗族宾客,杀死其有罪恶者二百余人。大宦官侯览唆使张沉之妻上书讼冤。桓帝竟下令逮捕成璟,死于狱中。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

官僚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政治浪潮日益高涨,当权的宦官集团的反攻也一天天凶猛。于是以张成事件为导火线的“党锢事件”发生了。

第一次“党锢”事件,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当时,宦官党羽张成,善于占卜之术。他预卜将有大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派人收捕张成之子。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眼看罪犯即将逢宥获免。李膺更加愤恨,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于是,宦官侯览等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惑乱也)风俗”⑨。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诏令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于是逮捕李膺等,牵连陈寔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同时,还派使者四出追捕在逃的“党人”,皆悬赏购募。一时之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未捕一人。使者责问说:“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⑩史弼说:“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史弼自称)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使者大怒,向皇帝举奏史弼,恰值党禁中解,史弼以俸金赎罪得免,以此全活平原“党人”千余人。

这样大案,要经过府(三公府)考实,太尉陈蕃不肯连署,他说:“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⑩同时上疏桓帝极谏,疏中有云:“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⑩桓帝忌其言词切直,假托陈蕃辟召非人,将其策免。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牵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惧受牵连,亦不敢再坚持;加以外戚窦武及尚书霍谓均上疏为“党人”讼冤。于是遂于次年(永康元年)大赦天下,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皆免归乡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史称:“海内希风(仰慕风尚)之流,遂共相标榜(称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⑩他们把敢于同宦官斗争的知名人物。分别冠以各种美称,加以表彰。如陈蕃、窦武、刘淑(桓帝时任侍中,主张罢除宦官)三人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宗也);李膺、王畅等八人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刘表等八人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宗仰者也)。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他们互相激励,清议的浪潮更加高涨。范滂出狱归家,家乡汝南和南阳士大夫前来迎接的车子多至数千辆。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以未能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为耻,乃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朝廷虽未降罪,但当时人们都赞扬他的风节。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一直延续了十多年,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超过了前一次。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年仅十二,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共同辅政,重新起用被废黜的李膺、杜密等“党人”首脑人物入朝为官,并上疏太后谋诛宦官。不料事机不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太后交出玺绶,矫诏发北军五营士攻窦武,窦武众溃自杀,陈蕃等亦遇害。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对党人的镇压变本加厉。先是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东部督邮(郡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张俭以宦官侯览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两次上书举奏侯览家族罪恶,请诛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但是,上报奏疏却被侯览扣压,他对张俭十分怨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借题发挥,示意有司奏:“诸钩党(钩,谓相牵引也)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苟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当时,汉灵帝年方十四,他问曹节等人:“何以为钩党?”对日:“钩党者,即党人也。”灵帝又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日:“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灵帝问:“不轨欲如何?”对日:“欲图社稷。”无知的灵帝因而批准了宦官的请求,于是,李膺等百余人,俱被逮捕,死于狱中。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宦官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得到很多人的掩护和一资助,最后被迫逃往塞外才得幸免。官府搜查张俭所经之处,因受牵连而死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宫门上张贴反宦官标语,揭露宦官统治的黑暗。于是宦官再次矫诏收捕“党人”,又有“党人”及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捕。熹平五年(176),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书中说:“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困境)。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桓帝览奏大怒,除将曹鸾掠死于狱外,又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服以内的亲属。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有气节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是东汉士大夫和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它反映东汉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接着而来的是公元184年的黄巾大暴动。东汉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宣布大赦“党人”,但是为时已晚,等待它的只是这个王朝的最后覆灭。

注释

①②《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

③《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

④《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

⑤《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⑥《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⑦《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⑧《资治通鉴》汉桓帝永兴元年。

⑨《后汉书》卷六七《党钢列传序》。

⑩《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张俭传》。

《资治通鉴》汉灵帝熹平五年。

道教的兴起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产生于东汉中叶,形成于东汉末年。东汉王朝从和帝开始,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夺利争权,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给下层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当广大人民在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常常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宗教身上。而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之时,感到儒学已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借以稳定其统治。于是佛教转盛,道家复起,道教也趁机而兴,企图用一套宗教救世之方,改良政治,变易风俗,慰藉人心。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它的主要来源是古代宗教迷信。巫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民间巫术用符水治病,借卜筮占吉凶。先民以为疾病是有鬼附体,需用巫术加以祛除,由此有符咒驱鬼的法术。殷人尚鬼,故也重巫,如以巫咸、巫贤为相。春秋战国时期荆楚重巫,《楚辞》中即有很多巫觋古代风景画鉴赏降神的描述。楚文化的这种祈祷、降神、禁咒之风,当是道教的一个源头。战国以后,神仙方士宣传仙药可以长生不死,迎合上层贵族要求永享富贵的欲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始皇都醉心方术,派人入海觅仙求药。汉武帝宠信齐人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终日梦想如黄帝一样飞升成仙。这些神仙学说和方术思想逐渐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法。其次,表现在它与道家哲学,主要是《老子》和《庄子》的关系上。先秦与东汉道家是一个学术派别,不是宗教教派;《老》、《庄》等书是学术著作,不是宗教典籍。关于《老子》之被神学化以及老子何以被奉为道教教主,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说明。从时间上推断,应在东汉时期,首先出现在宫廷和上层贵族阶层。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诏书也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①。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这里所说老子被道教奉为神,与先秦的哲学家老子无关,而是以教主的形象出现的。

一种宗教要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拥有众多的信徒。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原始道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是以符水治病,祈祷禳除,又提倡互助救困,能解穷民燃眉之急,因此对社会下层人民有较大的吸引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困苦,为符篆派道教组织在民间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于是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太平道是张角于东汉灵帝时(167—189)所创立。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十余年间,发展徒众至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亦云:“太平道者,坚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太平道主要在下层群众之间流行,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它的特点是人多地广,规模巨大,而领导集团有武装起事的预谋,传道的目的在于借用宗教外衣为起事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他们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带有宗教和谶语色彩的口号,向封建朝廷实行造反,军队著黄巾,张角自称黄天,表现出黄老崇拜的特色。太平道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反叛朝廷的起事,一时“八郡同时俱发”,“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③。后被东汉政府动员大军镇压下去,太平道从此传授不明。

五斗米道也是中国原始的道教,它的开山祖师是沛国丰人张陵。关于张陵的事迹,史书记载极其简略。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中记云:“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这是历史上关于三张传道世系的最早记载。另据《典略》谓:“汉中有张修,”“修为五斗米道。”张修死后,“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④。又《后汉书·灵帝纪》云: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起事,“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裴注引刘艾纪日:“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是历史上确有张修其人。陈寿在《三国志·刘焉传》中称:“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根据以上几条记载,五斗米道系张修在汉中创建,而后张鲁袭杀张修,取教权。以上两说均有所本,并志于此。

据《典略》,张修的五斗米道,除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与太平道相同外,“又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恩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日五斗米师”教权转入张鲁手中后,五斗米道的活动更加充实完备。《典略》说;“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亦谓:“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由于张鲁实行政教合一,用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在汉末战乱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得以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三十余年,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张鲁归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可见五斗米道的遭遇与太平道不同,它不但没有遭到太平道那样悲惨的下场,反而乘太平道被消灭之机向全国扩散,演变为天师道,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对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道书是《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经典。在此之前,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⑤。据此,该书当是具有道教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东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琅玡宫崇“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为《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⑥。今所存《太平经》残本,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里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言论,也有改良主义的言论,如主张任用贤才,公平办事;减省刑罚,避免重刑死法;反对穷奢厚葬;准许万民直言疾苦,使下情上达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有些反映农民愿望的言论,如“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这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原则。自食其力的反面是四体不勤地剥削他人。《太平经》认为天地间的财物应该公有公用,不能让极少数人独占为私有。“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这些经义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而且通俗透辟,感人肺腑,颇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