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越南战争在逐步升级，但却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约翰逊对此深感忧虑。他不想成为战争总统，不愿让这场战争来毁坏他的政治声誉。然而，他又不甘心输掉这场战争。他担心放弃这场战争，将会使共和党东山再起。所以，这位美国第36任总统拼命地向越南战场追加赌注。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告诉约翰逊，逐步施加压力的战略有可能把60万美国地面部队投入南越，并造成每月1000人的死亡，而且在1968年以前不会有真正的胜利。然而，驻南越的泰勒大使和威斯特莫兰将军却频频向约翰逊告急：他们一方面要求使用最低数量的美军去保卫盟友的空军基地，另一方面要求美国地面部队对北越军队作战，这一建议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从1965年6月8日约翰逊宣布美军直接参战，到1965年底，侵越美军已达184000人。其中有3个整编师、3个陆军战斗旅和1个陆战团。同它相配合的有澳大利亚1个营，南朝鲜1个陆战旅和1个步兵师，总共有45个机动营。到1966年底，美国在南越兵力达38.5万人。随着战争步伐的加快，对地面部队的需要也随之升级。因为北越有能力同美军进行战斗营对战斗营的较量。为了解决兵力之不足，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要求到1967年把战斗部队从79个营增加到124个营。美国政府批准了一个较为有限的增兵方案，将美国远征军增加到45万人。
约翰逊政府一面增派地面部队，一面加强空中支援，发起了“弧光行动”。
即由B-52型轰炸机对人烟稀少地区的可疑“共军”阵地实施大规模轰炸。这种行动通常由3架飞机编队进行，一次“弧光”轰炸可以把100吨高爆炸药投在一平方英里的区域内。由于轰炸机是从7英里的高空投弹，对方无法及时发出警报，因而“弧光”轰炸产生了可怕的后果。
随着轰炸的升级，美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反战运动已从大学校园内的政治辩论会和抗议性摇滚音乐会走向街头。继1965年的和平进军之后，1967年10月又有上万名群众包围了五角大楼。反战积极分子袭击了征兵单位和募兵站，并为青年男子躲避兵役或逃往加拿大作积极安排。美国各大电视网和报纸也以大量充满同情的新闻报道鼓励反战运动。
面对南越战场和国内反战的双重压力，约翰逊又玩起打谈结合的新把戏。
1967年初，约翰逊认为“也许通向和平之路的唯一办法就是同胡志明接触”。他决定给胡志明写信，建议美越双方代表举行秘密会谈，以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约翰逊在信中对胡志明说，他对北越军队可能会利用暂停轰炸来加强它的军事地位表示关注。约翰逊说：“要是我得到保证-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北越停止派遣军队，停止向南方提供物资装备，那么我准备停止一切轰炸，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和把美国驻越武装力量冻结在现有水平上。”面对美国人的军事讹诈，胡志明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对北方的轰炸是强盗行为；另一方面坚持美国必须撤出一切武装力量作为唯一的争取和平的基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必须是南越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
双方立场相距甚远。和谈不成，约翰逊又举起了利剑。1968年旱季，美军为巩固已夺取的重要地区和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了“固守和清剿”相结合的战略，发动了第三个旱季攻势。企图通过这次攻势，集中更大的机动兵力“摧毁越共主力”，进而“基本解决”越南战争问题。其清剿行动基本采取搜索围剿的战术手段，以小股兵力在不远离阵地（主要是基地）或驻地的情况下，实施小规模的攻势作战。而在广大农村，美军则主要是以空军支援南越军队进行作战。
南越人民武装斗争这时正式开始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实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一旦时机成熟，集中兵力，主动出击。
1968年1月30日至2月7日，人民武装在南越全境发动了大规模的“新春攻势”，重点袭击了包括总统府和美国大使馆在内的美军及南越伪政权首脑机关、重要机场、电台、仓库等要害目标，给美军以空前沉重的打击，歼灭美军15万人，粉碎了美军组织的第三个旱季攻势。
越南战场上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美军经过3年的地面作战，不仅没有消灭南越人民武装，反而被人民武装打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1968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撤销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莫兰的职务，由副司令艾布拉姆斯上将接任。
为了扭转败局，1968年2月底，美国紧急空运82空降师第3旅和陆战5师第27团共1.05万人到南越。同年7月，又将第5机械化步兵师1旅调入南越。至此，侵越美军地面部队达到9个师、4个旅、2个团，总兵力达54.35万人。随后，美军主要采取将主力部队撤回内线，同时放弃一些边远难守的据点，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守住17度线大门和西贡、砚港等大城市及其他战略要点，以80％的军队用于外线，加强“绥靖”活动。
美国把南越战场上不能取胜的原因，主要归于没有切断越南北方对南方的支援以及中国对越南的大量援助，因此决定除在地面、空中和海上对越南南北通道进行封锁外，还对北越实施不间断轰炸。从1965年4月初开始，美军主要集中海空军的作战飞机，把对北越的轰炸范围由军事基地等目标扩大到桥梁、铁路和主要公路等通往南方的运输补给线。到1966年6月，美军突破20度线，将空袭扩大到河（内）-老（街）和河（内）-友（谊关）铁路线以及河内、海防周围地区，一直到中越边境地区。
美军还于1966年12月14和1967年5月19日，向中国驻河内大使馆发射空对地导弹，并于8月13日至14日，连续两天轰炸谅山、安化间铁路公路及其桥梁，突破了所谓中越边境25英里的轰炸“禁区”。
在美国迫于内外压力、抛出“部分停炸”方案后，又集中兵力轰炸19度以南到非军事区的狭长地带，同时保持对整个北越的空中侦察。1968年4月以后，美军曾一度集中力量重点对“胡志明小道”实施遮断轰炸，时而对北越的纵深目标进行报复性轰炸。直到1968年10月20日，美国才宣布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
自1965年2月到1968年11月，美军对北越的空袭共达10.77万架次（平均每天出动3至4架次），投掷弹药258万余吨。
就在越南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大选来临了。人民的反战情绪逼得美国侵越战争的主要发动者约翰逊用缩小战争规模的许诺来为自己拉选票，但这一切都没有多大效果，最后不得不带着侵越战争的政治伤疤和大选失败者的耻辱，退出美国的政治舞台。
1969年1月20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在天气阴沉、寒风袭人的气氛中进入白宫。新任总统上台伊始，面临着许多难题。但是，最使他感到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从侵越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腿来。
在举行宣誓就职这一天，华盛顿街头“热闹非凡”，在连接国会和白宫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两旁，正集合着几支意向不同、装束各异的队伍。一支是参观宣誓仪式的观众队伍，一支是抗议美国继续进行侵越战争、抗议尼克松总统上台执政的群众示威队伍，还有一支是由从北卡罗莱纳州布雷格堡营地紧急应调前来首都的由美国陆军空降82师等部队组成、准备镇压群众游行示威、保护新总统车队通过的武装军警队伍。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种欢快与对峙的不协调气氛，给走马上任的尼克松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尽管如此，尼克松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讲台，站在一个防弹玻璃罩里，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他在就职演说一开始，就迎合美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愿望说：
“我们陷入了战争，需要和平”，“我们陷入了分裂，需要团结”。他信誓旦旦地许诺：“让我们走向这样的目标：在那些不知道什么叫和平的地方，使和平成为受人欢迎的东西；在那些和平不牢固的地方，使和平牢固起来；在那些和平只是暂时存在的地方，使和平成为永久的东西。”
尼克松为了笼络人心，口口声声讲和平，但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决非易事。
他在入主白宫初期，战争仍在升级，而且有些命令就是这位新总统下达的。
1969年3月18日，美军开始出动B-52战略轰炸机轰炸柬埔寨。这是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下达的第一道扩大战争的命令。
然而，战争的前景并不令这位新总统乐观。尼克松政府上任4个月后，来自侵越美军司令部的报告说，又有4000多人在南越丧命，平均每月大约被打死1000多人。
为了缓和国内的反战情绪，也为了改变越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尼克松大力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改变约翰逊时期以美军为主体“替亚洲人打仗”的做法，加强南越集团的作战能力，借以实现“当地人打当地人”的企图。他解释说：
“我们不能替越南人打赢这场战争；归根结底，越南人还得由自己来打赢战争。”
不久，尼克松于1969年6月8日在中途岛宣布：在当年8月底以前，从越南撤出2.5万名美军。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宣布从越南撤军。
尼克松宣布撤军的理由和依据是：“战争的‘美国化’破坏了越南人的士气；战争的长期化又破坏了美国人的士气。”
为尽快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尼克松在军事上大力推行战争“越南化”
的同时，在外交上频频向越南晃动橄榄枝，力促和谈重新启动。
谈判之前，美越双方各自通过新闻媒体亮出了自己的主张。
1969年5月8日，出席巴黎和谈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陈宝剑提出了“十点建议”。这个建议的核心是，美国必须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军和其他外国军队，不提出任何条件；在越南南方的越南武装部队由越南各个方面自己解决；越南南方人民通过普选成立联合政府。1969年5月14日，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针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十点建议”提出了“八点方案”的对案。这个对案的核心是，一切“非南越”的部队撤出南越，就是把越南北方的军队同美国等外国军队等同起来，从越南南方“共同撤退”。
美越双方作战多年，积怨很深，加之各自的谈判条件和要价相距甚远，因此，即将在巴黎举行的越美会谈并非是一件轻松的事。为此，尼克松精心物色谈判专家，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选中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国菲尔特一个犹太教师家庭。在纳粹执政的动荡年代中，亨利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头一个行动，就是解雇公立学校中的犹太教师，亨利的父亲路易只得在一家犹太职业中学任职。3年以后这份工作也丢了。因生活所迫，基辛格全家于1938年8月逃离德国，先是去伦敦，不久又移居纽约。9月，亨利在那里进入乔治·华盛顿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直到1943年2月应征加入美国陆军。战争结束后，基辛格于1947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50年，27岁的基辛格与安妮·弗莱谢尔结婚。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于1955年受聘成为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协会担任一个研究小组的报告人。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的撰写工作，从而一举成名，回到哈佛当上了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后，他又被纳尔逊·洛克菲勒看中，效力于洛克菲勒兄弟。
在洛克菲勒与尼克松竞选总统期间，基辛格是洛克菲勒竞选总统的得力助手。
整个1967年，基辛格都在为洛克菲勒就如何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运用越南问题出谋划策。在初选中，这位纽约州的州长把理查德·尼克松描绘成一只不可救药的鹰，基辛格为此提供了不少攻击的“炮弹”。
让基辛格大出意外的是，尼克松竟不计前嫌，聘用他做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负责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计划。这一方面说明尼克松的大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尼克松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新任总统选中基辛格，与其说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毋宁说是出于对他能力的了解。
基辛格在进入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他那种智囊人物、秘密使者的形象便已露出端倪。在共和党的高层人物中，能同他竞争的人寥寥无几。唯一可以较量一下的要算是马切·米切尔了。
越南问题是美国外交难题的核心，基辛格和尼克松都决心让新政府免受林登·约翰逊1966年以后所受的那种煎熬，巴黎和谈必须取得明显进展，军队必须撤出，伤亡必须减少，盟国必须和好，国内“和平运动”必须平息。与此同时，还必须让南越政府“确信华盛顿在战争中仍支持它”。
被称为来无影去无踪、善玩遁身术的基辛格，在越美和谈中，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的旋风式的穿梭往来，多方运筹，可谓为解决越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使陷于僵局的巴黎和平谈判有所进展，基辛格提出了“双轨”方式的新思路。所谓“双轨”方式，就是在一条轨道上，河内和华盛顿将集中解决他们冲突的军事问题；在另一条轨道上，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将集中解决南越的政治问题。等到两条轨道都达成了协议，就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拟订所达成的协议的保证和保障，包括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机构的问题”。
随后，尼克松在越美谈判问题上采取了3个步骤：第一步，改变巴黎美国谈判代表团的阵容和职权，任命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职的纽约律师劳伦斯·沃尔什取代民主党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赛勒斯·万斯，并按基辛格的“双轨”方针与越方谈判。而作为军事问题的第一步，提出美国和北越军队“共同撤出”南越。第二步，着眼于苏联这个东南亚“和平的关键”，通过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接触，开通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磋商的“幕后途径”。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当洛奇在巴黎提出“外国军队”从南越“共同撤出”的新方案时，决定提出一个单方面把美军撤出越南的计划，并于1969年6月8日宣布单方面从越南撤出美军2.5万人。
然而，美国的这些行动步骤，并没有换来越南政府的更多热情。基辛格与春水在法国的秘密会晤，亦没有取得突破，双方只是各自阐述了人所共知的立场而已。尼克松给胡志明的信和胡志明去世前给尼克松的复信，字里行间，也都丝毫找不到“松动”的口气。
这期间，在印度支那，接连发生了3件对于美国来说不是好事的重要事件。
1969年6月，越南南方共和国成立，并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