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娜夫人在其他症状中有一种极度强烈的面神经疼痛，一年突然出现2至3次，每次持续5至10天，她拒绝任何治疗，然后突然停止。疼痛区局限在三叉神经的第二和第三分支。由于明显存在异常分泌的尿酸盐，不太能肯定的“急性风湿病”在病人的病史中起一定作用，而痛风的神经痛诊断似乎是相当有理由的。这个诊断是在每次发作时请了不同的医师会诊后所确定的。通常的治疗是这样的顺序：电刷、碱水、清洗，但每次神经痛直到移向另一个症状之后才去除。她生活较早时期的神经痛是在15岁，当时怪罪于她的牙齿引起的。要求拔掉这些牙，在一个晴天，在麻醉下，拔掉了7颗作怪的牙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的牙齿是如此坚固地附着在一起，而大多数牙齿根部不得不留了下来。这个残酷的手术未取得暂时的或永久的结果。在那时，神经痛猖獗了几个月。即使在我治疗时，每次神经痛发作时，牙医也被召唤进来。每次他都诊断为牙根的问题，并开始对此治疗；但一般来说，牙医很快被阻止了。因为在要求牙齿治疗的同时，这种神经痛可能会突然中止。而在间隔期中，她的牙齿一点也不痛。一天，当疼痛又一次剧烈起来时，病人要我给她作催眠术治疗。我对她的疼痛进行强烈的抑制，就在那会儿，疼痛止住了。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起神经痛的真实性。
在成功的催眠治疗一年后，凯瑟琳娜夫人的疾病有了新的和惊人的转变。她突然显现出新的病变状态，与前几年的特征有所不同。但病人在某些思考后，宣称以前在她长期患病过程中，她在不同时间具有全部这些症状。这已经持续了30年，现在发展为确实令人惊奇的多次癔症发作。病人能将此归因到过去相应的事上。而过了不久也有可能接下来出现的是经常密切涉及的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决定了癔症发作的顺序，他们就像带有解释性文字的系列图画。皮曲里斯必定有某种看法，提出他的描述即“部分记忆缺失的一种形式”。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癔症状态属于过去的再现。最初是在病人处于最健康时，出现一种带有特别色彩的病态的心境，她常常对其发生误解并归因于几小时前的某些平常的事件。然后，伴随着意识色彩的增加，接着出现癔症症状：幻觉、疼痛、痉挛和长的朗诵式的说话。最终这些症状以过去经历的一种幻觉形式持续出现，而这个过去的经历可能解释她最初的心境，并决定了她现在发作的一些症状。在最近一次的发作后，她的思想恢复了清晰。她的症状魔术般地消失，她又感到很好——一直维持到下一次、半天后的再发作。一般来说，我是在她发作高峰时被请来的，引导她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唤起创伤性经历的再现，通过人工的方法中止发作。由于我在这个病种上治疗了数百个病人，我在确诊癔症症状方法方面获得了最有启发的信息。事实上，这个值得注意的病例的研究，是我和布洛伊尔一起参加的，也因此直接导致出版《绪言》一书（1893年，在书中介绍了现在的这一卷）。
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中，我们终于再现了她的面部神经痛，当神经痛即时发作时，我本人对她做治疗。我也好奇地想寻找是否这也是由心理因素所致。当我开始唤起创伤性情景时，病人看到自己回到她对丈夫很大的心理激惹时期。她叙述了一次她与丈夫的谈话，并评论她对这次谈话感到好像是一种痛苦的侮辱。突然她把手放在面颊上，疼痛地哭叫：“就像掌击我的脸一样。”从这时起她的疼痛和发作均消失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象征的实现。她感到好像真的被人掌击了脸。有人会问怎么会用三叉神经痛的形式表现出“掌击脸”的感觉呢？为什么局限在第二和第三分支呢？又为什么在张嘴和咀嚼时更痛，尽管在说话时不觉得更痛呢？
次日，神经痛又发作了。但这次是通过另一个情景的再现而消失，其内容又一次是一种假设的侮辱。该情况持续了9天。这似乎是她多年被侮辱的事，其中特别说到的是通过象征化引起面部神经痛的新发作的一件事。
但我们终于能用我们的方法把她带到神经痛的第一次发作中，这是早在15年以前的事。那时没有象征化，却有同时发生的转换。她看到带有自责表情的痛苦景象，这迫使她回溯另外一系列的思想。因此这是一种冲突和防御的情形。在那瞬间产生的神经痛只能假设为那时她患轻微的牙痛或面部的疼痛，而这也许是可能的，因为那时她正处于怀孕早期。
因此，这个解释证明该神经痛是通过惯常的转换方法表示了一个神奇的心理兴奋，但以后，这种神经痛可通过她心理生活中的联想性反射或象征性转换而出现。实际上，我们发现伊丽莎白·冯·R小姐就有这样的行为表现。
我再给出第二个例子来证实在其他情况下所表现的象征性行为。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凯瑟琳娜夫人被强烈的右足跟疼痛折磨着，每走一步都有一种刺痛，这使她不能走路。分析使我们把这一现象与她在国外疗养院那段时间联系起来。她曾在床上躺了一星期，疗养院的医生第一次准备把她从床上抬下来，让她到通常的餐厅去用餐。当她挽着医生的手臂离开房间的那会儿出现了疼痛；在再现这个情景时，疼痛消失了，这时病人告诉我，因为那时她害怕面对餐厅中的这些陌生人时“发现自己走步不对”。
首先，这个例子似乎是明显的，甚至是喜剧性的，它通过言语表达反映了一种象征化的癔症症状的产生。然而，对环境的进一步检查倒使我们倾向另一种观点。在那时，病人患有一般性的脚痛，这可能就是她卧床不起很久的缘故。当她要下地跨出第一步时，所有能说明象征化的是病人被害怕所压倒，此时她从所有困扰她的疼痛中选出一个特定的疼痛作为合适的象征，这就是右足跟的疼痛，将其发展为心理疼痛，使之特定地持续存在着。
在这些例子中，象征化的实现机制似乎降到次一级重要的位置，好像这无疑是一般的规则。但是我所用的这些例子似能证明癔症症状的产生仅仅是由象征化的实现引起的。下面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并再次与凯瑟琳娜夫人联系起来。当这个女孩15岁时，她躺在床上，受到祖母的严厉监视。女孩突然哭叫了起来，她感到两眼之间的前额有一种刺痛，这种疼痛持续了数周。在对这种疼痛的分析中，她再现了过去将近30年前的事，她告诉我她的祖母给她看到的样子是如此“刺骨寒冷”，这情景完全进入她的头脑中（她害怕老妇人那种怀疑的目光）。当她告诉我这种想法时，她爆发出大笑，疼痛再次消失。在这个例子中，我不外乎觉察到了象征的实现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处于自我暗示和转换的中间。
我对凯瑟琳娜·M夫人的观察使我得到经常收集这种象征化的一个机会。通常被看作是由器质性因素决定的全部躯体感觉症状，在她的情况中，具有心理起因或至少具有心理意义。她的一系列特殊经历伴随着心脏区域的刺痛感（意指“它刺入我的心”）。在癔症时的似钉子刺入头中的疼痛在她的病例中无疑与思想有关（某事人我的脑海中）。一旦当所涉及的问题被解决，这种疼痛总是立即消失。在感受到一种侮辱后，相当于癔症先兆的喉咙中的感觉便出现了，患者认为“我要吞下这个感觉。”她有大量相互平行的感觉和想法。有时感觉会唤起观念去解释它，有时观念会通过象征化方法产生感觉，而常常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两个因素中究竟哪一个是原发的？
我没有发现其他病人如此广泛地使用象征化。确实，凯瑟琳娜·M夫人是一个天赋非同寻常、特别在艺术方面更是如此的女士。她高度发展的形式感觉在某些很完美的诗中已得到表现。然而，我认为当一个癔症患者用象征化方法为一种带有情绪色彩的观念做出躯体的表达时，这就不太像人们所想象的取决于个性或主观意志控制的因素。在把某种略带评论的话视为真正的意外事件时，病人用文字和言语表示为“刺入我的心”或“掌击我的脸”，这不是癔症病人糟蹋词语，而是生动地再现口头语言应该为其说理的感觉。除非病人在遭到蔑视时实际上曾有过适合当时所具有的那种心前区感觉，而那种感觉又是同时发生的，否则怎么会出现我们说到某人被蔑视时会出现“刺入我的心”的感觉呢？当我们说到面对一种侮辱不作反驳时，有什么比说“吞下某些事”更为确切呢？当我们抑制自己说话或阻止自己对侮辱做出反应时，是否真的会引起咽喉部的神经支配感？所有这些感觉和神经支配属于“情绪表达”的范围，正如达尔文已经教导我们的，这种“情绪表达”是由行为组成的，而行为有其原本的意义，并起着一种目的的作用。而病人用词语表达的大部分作用却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对我们来说，这种词语表达只是起着一种形象性的画面作用，而这种描述的全部可能的结果在于文字的表示；癔症病人正是保存了文字的原本意义，即描述其不寻常的强烈神经支配。实际上，说癔症是通过象征化产生这些感觉，多半是有错误的。有可能它完全不是采用语言学的惯用法来作为其模式的，但是癔症和语言学的惯用法一样都是从普通的来源中提取他们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