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到达治疗的第三个阶段。病人情况较好，她的心理痛苦减轻，这时她能成功地去努力，但她的疼痛没有明显的消除，并不时发生，其疼痛的严重程度和过去一样。这个不完全的治疗结果是与分析的不完整有关。我仍不能精确地知道疼痛是在什么时刻和由什么机制所造成的。在治疗的第二阶段中，大量的各种生活情景再现的同时，我观察到病人拒绝告诉我这些再现的内容，我便产生过一种特殊的猜疑。然而我没有冒险把它作为我进一步行动的根据来采纳。但一个偶然发生的事决定了我的去向。一天当我为病人治疗时，我听到邻屋的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和似乎问某个问题的悦耳声音。我的病人随即站了起来，要求我们今天停止工作，说她听到她姐夫来了，要见她。这时，她的疼痛不见了，但她的要求遭到我的阻止后，她面部表情和步态又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疼痛。通过这件事，加重了我的猜疑，我决定加速决定性的解释的发生。
于是我问她关于第一次出现疼痛的原因和情境。在回答中，她的思想转到夏天去伽斯汀旅行之前曾去参观了疗养院，有许多生活情景再次浮现出来，以前我未曾很全面地对待它。她回忆起那时她的情绪状态：担忧母亲视力以及母亲手术，她护理后的精疲力竭、她在生活中不能享受快乐或获得成就、自己是一个孤单的女孩，这些使她感到最终绝望。直到那时，她一直认为自己不要男人的帮助就能胜任任何事，这种想法被现在认为自己是个弱女子而压倒，她渴望着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冰冻的本性开始融化。在这种心境下，她为第二个姐姐的幸福婚姻而深深地动情，她看到姐夫体贴入微地照顾姐姐，乍一看就知道他们之间是如此相互理解和信任。无疑懊悔的是在第一次怀孕后这么快地又接着第二次的怀孕，她姐姐知道这是她疾病的原因；但她如此甘愿地随着，因为这是他引起的。在一次与伊丽莎白疼痛密切相关的散步中，开始她姐夫不愿和她一起去散步，要和生病的妻子待在一起。然而妻子用眼光说服他一起去，因为她想这样会使伊丽莎白快乐。伊丽莎白一直在他的陪伴下走着。他们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其中有一些最亲近的话题。她发现自己完全赞同他说的每一件事，心目中强烈希望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丈夫。几天后，在与她姐姐和姐夫辞别后的一个早晨，当她走向以前他们散步时喜欢去的地方时，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她坐在那里，再次梦想着要享受像姐姐一样的幸福，梦想要找一个能赢得她的心，像她姐夫那样的一个丈夫。当她站起来时，她感到疼痛，但又再一次地消失。直至下午，当她洗热水澡时，又再次感觉疼痛起来。从此，疼痛不再消失。我试图发现当她洗澡的同时，她头脑中占有什么样的思想，但我只知道澡室使她回忆起已离开的家庭成员，因为这澡室是他们都在时建的。
这不可避免地使我清楚了长期以来发生的全部情形；但是病人仍然沉浸在她又苦又甜的回忆中，似乎未注意到她正走向毁灭，并继续再现着她的回忆。接着她去了伽斯汀，焦虑地盼望着每一封信，在长长的等待中，直至一天傍晚，结果是由于她姐姐的坏消息使他们离开了伽斯汀，然后经历着痛苦的不肯定姐姐的结果和无眠的旅行，所有这些伴随着她疼痛的加剧。我问她在旅行中是否想到后来发生的令人悲痛的可能结果。她答道她曾谨慎地回避这种想法，但她相信她母亲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最坏的结局。这时她的回忆继续着，他们到达维也纳，在那里遇见的亲戚们给他们的印象。然后从维也纳到邻近她姐姐住的夏季疗养院的短途旅行，他们在傍晚到达那里后，急匆匆地穿过花园到一个小花园式的房门口，门口是静寂的、难以忍受的黑暗，她姐夫怎么不在那里接他们，他们怎么站在姐姐的床前看着已去世的她。在那害怕的片刻，她心爱的姐姐没有向她们告别并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她的照顾而死去，也就在这片刻，过去另一种想法曾经掠过伊丽莎白的心中，此时不可抵制地又强行出现了，像是黑暗中的闪光：“现在他再次自由了，我可以成为他的妻子了。”
现在事情明白了，分析者的努力有了丰厚的回报。一种不相容的想法“挡开”的概念，心理兴奋通过转换成为某些躯体的癔症症状的概念、通过挡开的意志行为形成的一个独立的心理症群，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以具体的形式展现在我眼前。因此，这个病例的情况以这种方式完全清楚了。这女孩感觉到的在意识中所采取的对姐夫的温柔遭到她全部道德方面的抵抗。她使自己痛苦地承认她爱姐夫是一种罪过，而代之以引起她的躯体疼痛；也就在那些时刻，这种罪过的想法强制性地作用于她时（即在她与姐夫散步时，她早晨的幻想期间，在洗澡时，在姐姐的床边）。多亏成功的转换，她才出现了疼痛。当我开始对她治疗时，许多有关她爱情的想法已从她的认识中分离出来。否则的话，我想她决不会同意开始治疗的。她反复的抵抗是因为起创伤性作用的以往生活情景的再现，这些再现事实上是以这种能量把不相容的观念从她的联想中驱赶出去。
然而，这个阶段后接着是医生的一个艰巨阶段。这种被压抑的观念的恢复对这个可怜的女孩有摧残的作用。当我冷冰冰地在她面前说这句话“因此，你长时间爱上你的姐夫”时，她就大哭起来。在这时她诉说有最剧烈的疼痛，并做最后绝望的努力拒绝这种解释：这不是真的，我已经说过此事，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这么邪恶，她决不会为此而原谅自己。她本人告诉我的事很容易证实她别无其他解释。但是这么长时间我才得到两件可以告慰的事情——即一件是我们不应对自己的感觉负责；另一件是她的行为是她道德性的充分体现，是她在这些情形下患病的。在我从她身上获得这两个安慰之前，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这时我必须用多种方法对她进行治疗。首先我要给她机会消除长时间积聚的兴奋，我用的是心理宣泄。我们窥探到她与姐夫关系中第一印象在她身上起作用，对他情感的开始保存在她的潜意识之中。我们发现在她的回溯中能得到这么多的所有小的前驱症状和逐渐增强的激情的直观。在她姐夫第一次到她家时，他误把她当作了与他成亲的姑娘，当着姐姐的面问候她，而对不太好看的姐姐却并不在意。一天傍晚，他们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很快活的交谈，似乎相处得非常好，以致他的未婚妻以半带严肃的神情打断他们的谈话，说道：“事实是你们两人非常相投。”另一次，在一个聚会上，人们不知道他的订婚，在说到这个年轻的男人时，一位女士批评他的身材有缺陷，猜测他儿童时代有骨骼的疾病。他未婚妻静静地听着不吱声，而伊丽莎白却怒气发作，热情地辩护她未来姐夫的身材是匀称的，对此行为，她本人也难以理解。当我们通过这些回忆后，逐渐清楚了伊丽莎白对姐夫的温柔感已潜伏了很长时间，甚至可能从她认识姐夫开始起，并且始终隐藏在她仅仅是他妹妹这个情感的假面具背后，而她强烈要求成家的情感本来可以使她自然地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心理宣泄的过程肯定使她好多了。但是我通过对她目前境况的友好关注能使她减轻更多的痛苦，以这种想法为目的，我安排了一次与冯·R夫人（她母亲）的约见。我发现她是个善于理解人和敏感的女士，尽管她许多精力因最近的不幸而减退。我从她那里经过更仔细的询问后知道大姐夫反对鳏夫小姐夫的无情敲诈，对他提出起诉，这使伊丽莎白感到非常痛苦，不得不为此而退缩。其实对这个年轻男人的性格来说没留下污点，由于不同的价值观，这是个误解，正像我们所见到的，钱能吸引一个商人，对商人来说，钱是他购物中的一个工具，一个公务员。这只是一个留下的痛苦插曲。从那时起我请求她母亲告诉伊丽莎白每一件她需要知道的事，将来给她机会卸掉我们已习惯了的她所具有的思想负担。
当然，我也焦虑地想要知道这个女孩的愿望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性，这个愿望现在在她的意识中，她希冀着能兑现。但前景不太理想。她母亲告诉我，她很早就猜到伊丽莎自爱上这个年轻的男人，尽管她本人未意识到在她姐姐活着时就已有那种感情。没有人预见到他俩会结合在一起，尽管事实上现在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会怀疑她的焦虑是讨好于他。但是她母亲告诉我她本人和家庭顾问都特别不同意他俩的婚姻。因为这个年轻男人的健康状况不好，他在心爱的妻子去世中受到一次强烈的挫折。完全可以肯定他的精神状态尚未完全恢复到使他能缔结新的婚姻。这大概就是她为什么采取如此保守的行为的原因；而作为他来说，也可能是因为他不能肯定是否自己再被接纳，希望避免可能因此而产生的议论。从双方的保守来看，不可能获得伊丽莎白渴望的解决方法。
我告诉这个女孩我从她母亲处听到的事，并对她受益于对钱的事务的解释感到满意。另一方面，我鼓励她冷静地面对扑朔迷离的将来，而未来不可能是很清楚的。但这时已接近夏季，这促使我们的分析接近尾声。她的情况再次得到改善。自从我们研究了其发病原因后，她不再诉说疼痛。我们双方都感到已面临结束，尽管我告诉自己她长时间保持的爱没有很充分的得到发泄。但我认为她已治愈，向她指出现在能依靠自己解决困难，因为道路已经打开了。对此，她没有争辩，她和母亲离开维也纳，去见她大姐，和她的家人一起在那里过夏天。
我还有几句话要补充说明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过程。在我们分别后的数周，我收到她母亲寄来的一封绝望的信。她告诉我她主要是讨论女儿对待她的闹心事，这女孩剧烈地反对她，从那以后又患上严重的疼痛。因为我泄露了她的秘密，她对我表示愤慨。她变得完全不可接近，治疗完全失败了。她问我现在该做些什么？伊丽莎白和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没有回这封信，其理由是伊丽莎白离开我的治疗后再次试图拒绝她母亲的干预，再次用孤独回避。但我确信，一切都会变好的，我的辛苦治疗不会是徒劳的。两个月后，她们回到维也纳，那位向我介绍这个病例的同事告诉我有关伊丽莎白的消息，说她感觉十分好，她的行为表现好像根本没生过病一样；但她偶然仍有较微的疼痛。自此以后，她几次给我相似的信息，每次都答应来看我。而这是从治疗这种病中产生的个人关系，但至今她从未这样做过。正如我的同事让我放心的那样，别人认为她痊愈了。她姐夫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仍保持不变。
在1894年春，我听说她准备参加一个私人舞会，而我能得到这个舞会的邀请，我不让这个机会失去，我见到了我以前的病人在活跃的跳舞中卷走了她的过去。从那以后，根据她自己的爱好，她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结了婚。
讨论——我始终都不是一个心理治疗者，像其他神经病理学者一样，我受训于应用局部的诊断和电疗预后。使我本人也感到奇怪的是，我所写的这些份病史读起来像个短篇小说。也许有人会说，他们缺乏科学的严肃特性。经过思考，我必须安慰自己的是病人的性格显然应为此负责，而不是我自己的任何偏爱。实际上局部的诊断和电反应在癔症研究中是找不到的，而心理过程的详细描述，就像我们惯于在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的著作中发现的那样，使我能应用少数的心理治疗程序来达到至少对那种情感过程的某种洞察。这种病例往往易被诊断为像精神病一样的疾病，然而前者有某一点优于后者，也就是说病人遭受痛苦的情景和她疾病的症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仍在其他精神病的记述中徒劳地搜寻。
在报告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中，我尽力编排我能够给予的解释，把这放在我对她恢复过程的描述里。再次提一下那些重点恐怕会是值得的。我已描述了病人的性格，人们也会经常在癔症病人中碰到这样的特征，这个特征不应作为借口被视为衰退的结果：她的才能，她的抱负，她道德上的敏感性，她对爱的过度要求，首先从她家庭中得到满足。她本性的独立性已超出女性的理想，并且在相当固执、好斗和保守中得到表现。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没有明显的遗传影响可以追究到她家庭中的任何一方。确实，她母亲多年来患神经症性抑郁症，过去一直未予调查；但她母亲的兄弟姐妹和她的父亲、父亲的家庭成员都是神智健全的人，没有神经质方面的问题。在她较近的亲戚中也没有发生严重的神经精神病。
这就是病人的性格，它始于她照顾长期生病的心爱的父亲后逐渐消耗自己的精力，受到痛苦的情绪折磨而致病的。
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样的事实，护理病人在癔症病例的发病前起明显的作用。显然还有许多因素在这方面起作用，如因扰乱睡眠引起一个人健康方面的障碍、对某个人的疏忽、一直担忧一个人营养功能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应从其他方面去寻找。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可有无数的想法，但是在数周或数月来只有一个任务即护理病人，而这个任务接二连三却无休止，这一方面会使他采取压抑自己每一种情绪表现的习惯；另一方面又会很快地把他的注意从对自己的印象中分散开来。因为他既无时间，又无力量去判断他们，因此他积聚了大量带有情感的印象，又难以充分地察觉，在任何情况下，又未被宣泄而削弱。于是他产生了“保持癔症”的素材。如果病人康复了，当然所有这些印象便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但如果他死了，出现了悲哀期，在这时期唯一有价值的似乎是那些与死者有关的事，而这些印象未被处理，也成为头脑中的形象；在精疲力竭的一个短期间隔后，在护理病人期间播种下的癔症种子便开始爆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