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开始恢复治疗时，我已经有一个启发式的经验。我问她口吃重现有多长时间，她迟疑地回答（在催眠中）是冬天在D这个地方一次休克之后。她住旅馆的服务员藏在她的卧室里。她说在黑暗中，她误以为是大衣，伸出手去拿它时，这个男人突然“从天而降”。我则把她的这一记忆画面驱赶掉，事实上从那时起，她在催眠和清醒时都明显停止了口吃。我记不起是什么导致了我暗示试验的成功，但当我那晚转到另一个话题，用简单而又无恶意的语调问她，当我离开时（她那时已躺下睡了），我拴住门，这样没人能偷偷溜进房间。令我惊奇的是她又开始粗暴起来，出现磨牙，摩擦双手。她表示她曾因这类事情在D处有严重的休克，而我又不能说服她对我说出这个往事。我观察到在她头脑中有着那天早晨催眠中告诉我的同样故事，我以为我已扫除掉了。在下一次的催眠中，她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和更真实的情节。一次在她兴奋中，她在走廊上来回走动，发现女佣的卧室门开着。她想进去坐一坐。她的女佣挡住她但她不甘休并进了女佣的卧室，然后看到一个暗的东西靠在墙上，该东西实际上是个男人。这个小小的奇遇显然是个性爱的因素，这使她对此事产生不真实的解释。这件事使我懂得在催眠下一个不完整的故事并不产生治疗的效果。我本人已习惯于不完整的故事产生症状不改善的现象，我逐渐能从病人的脸上觉察出他们是否没有隐瞒所表白的基本内容。
这次，我对她的治疗是在催眠中针对她儿女的治疗问题，以及她本人在疗养院所得的不快印象。她对强迫她在催眠中拼出单词“蟾蜍”的医生充满着被压抑的怒火。她要我答应再不要让她说这个单词。由此我冒险在我对她的暗示中开了一个有实效的玩笑。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滥用催眠，但毫无恶意，我必须请求病人的谅解。我已使她确信她所待在溪谷的那个疗养院已离她如此的遥远，她不再能记起疗养院的名称，无论何时提起它，她就会在小山、溪谷和森林之间犹豫。这果真起作用。不久，她说话受抑制所剩下的唯一体征是对疗养院名称的不确定。最后，在布洛伊尔医生的留意之后，我使她免除这种强迫性的旧事幻现。
我对她描述的“头脑中的风暴”的斗争比起其余以往经历花了更长时间。当我初次见她处于这类状态中时，她正躺在沙发上，脸扭曲着，全身不停地躁动。她一直把双手压在前额上，以渴望和无助的语调叫着“埃米”的名字，这是她长女，也是她自己的名字。在催眠中，她告诉我在她女儿治疗期间，反复出现许多次压倒自己的沮丧状态，当她花费数小时，试图发现方法纠正其不良作用时终不得其解。在这时，她感到自己的思想变得混乱起来，她就搞出叫出她女儿名字的方法，这样有可能帮助她回到清醒的思想中来。当她女儿的疾病赋予她新的责任期间，她感到自己的神经状态再次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她决心无论为女儿做什么都必须避免混乱，无论她头脑中的一切事物有多么混乱。
在几周治疗过程中，我们也能处置这些记忆，我对埃米夫人的观察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她的情绪十分好。在治疗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我将加以详述。因为这些事十分明显地反映了病人的性格和她的各种精神状态的表现方式。
一天，我在午餐时间招呼她，吓得她把某物包在纸里扔进花园中，而纸团被守门人的孩子拿到了。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承认纸里是她的（干的）布丁，每天她都这样做。这导致我调查其他所剩的几道菜，我发现一半以上的食物剩在盘子里，我问她为什么吃得这么少，她回答道，她不习惯吃得较多，因为如果吃得多，她感到不舒服；她与她已故的父亲的体质一样，也是吃得较少的人。当我问她喝什么，她告诉我她只能耐受浓的饮料，如牛奶、咖啡或可可；如果她喝水或矿泉水，就会损害她的消化。这完全是神经质选择病症。我取了她的尿样，发现其浓度高，尿酸盐过多。
因此我想，介绍她喝更多的饮料是合适的，增加她的食物量也是无疑问的。确实，她看上去不是十分明显的消瘦，但毕竟需要花精力针对她饮食做少量地增加。当我下一次访视她时，我给她订了一些苏打水，并禁止她惯常处理布丁的方法，她显得相当地烦乱。她说：“我会这样做的，因为你要我这样做，但我以后告诉你这样会更糟，因为它违背我的本性，因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当我问她在催眠中为何不能吃得更多或喝任何水时，她用较低沉的语调回答：“我不知道。”次日，护士报告她吃完了一份食物，喝了一杯苏打水。但我发现埃米夫人处于极度抑郁状态和非常粗野的情绪中。她抱怨有非常厉害的胃痛：“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的，”她说，“我们已经牺牲了这么长时间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如果我吃得较多或喝水，每次总是损害我的消化，在我能吃东西前，我必须自己完全禁食五天到一周。”我使她确信没有必要饿着自己，这样做不可能有害于她的消化：她的疼痛只是因对吃和喝的焦虑心所致。很清楚，我的这种解释没有对她产生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之后不久，我试图把她引入催眠，可第一次出现催眠失败；她向我投来狂怒的目光，使我相信这是她公开的反抗，这情景是非常严重的。于是我放弃了催眠意图，宣称给她24小时仔细考虑这些事，并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她的胃痛只是出自她的害怕。24小时以后，我将问她是否仍认为她会因喝一杯矿泉水或吃一份适中的饭菜而有一周的消化问题，如果她说是，我将要求她离开，这个小小的情景与我们平时大多友好的关系是截然相反的。
我发现24小时后的她变得温顺和服从起来，当我问她对胃痛的缘由怎么想时，她毫无搪塞地回答：“我想是因为我的焦虑，但这仅仅是因为你这样说的。”然后我将她置于催眠中，再次问她：“你为什么不能多吃些？”
回答很迅速，又根据年月顺序从她储存的记忆中产生一系列的理由：“我正在想这怎么会的，当我是一个孩子时，淘气时总是拒绝吃我的那一份饭。我母亲对此很严厉，在将受惩罚的威胁下，我必须过两小时后才能吃留在同样盘子里的那份饭，那时饭已很凉，油脂变得很硬。”（她显示出厌恶的神情）“……我仍旧能看到我面前的叉子，其中一个叉子的尖有点弯曲。无论何时我坐下来吃饭，我总是看到我面前盘子中的冷肉和食物上面的油脂。许多年后，我与弟弟住在一起，他是个官员，患着可怕的疾病。我知道此病是传染的，所以极害怕出错，害怕拿他的小刀和叉子（她震颤着），尽管如此，我还是和他一起用餐，这样没人会知道他有病。不久以后，我又照顾我的另一个弟弟，因那时他得了很严重的肺结核。我们坐在他的床边，而他的痰罐总是敞开着放在桌上（她又震颤着）。他习惯于吐痰时，穿过盘子，把痰吐到痰罐里。这总使我感到厌恶，但又不能显现出来，怕伤害他的感情。无论何时我吃饭时，痰罐总在桌上，使我感到厌恶。”我自然是要彻底清除这一系列讨厌的印象，于是问她为什么不能喝水，她回答说，当她17岁时，她的家在慕尼黑待了几个月，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因喝了不好的水而感染上了胃粘膜炎。其他家庭成员经医治后很快得到缓解，但她却始终病魔缠身。别人介绍她饮矿泉水，她也没因此而改善。当医生开出处方来时，她立即想到“这对我没什么用处”。从那以后，她一直无数次地不堪忍受普通水和矿泉水。
在催眠中揭示出的治疗效果是立即出现的，并保持下去。她没有饥饿一周，而恰恰在第二天毫无困难地又吃又喝。两个月后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吃得很多，体重增加许多，我已经喝了40瓶水。你认为我会继续这样吗？”
第二年的春天，在她的靠近D的庄园，我再次见到冯·N夫人。这时她的长女（即“头脑中有风暴”时叫她的名字）已进入异常的发育期，她呈现放纵的动作，这是因为她的天赋较差，她变得不驯服，甚至粗暴地对待母亲。我仍赞赏她母亲的自信，向她说明我对她女儿情况的观点。对这个女孩心理上的改变，我形成一种不良的印象。事实上也正如我所预言的，她父亲哈拉·冯·N与前妻所生的子女都死于偏执狂。她母亲家庭中，也有神经病变的遗传性，尽管没有一个近亲发展成慢性的精神病。我与冯·N夫人的交谈中，对她的提问均毫无保留自己的观点，她平静地接受和理解。她变得强壮起来，看上去日趋健康。自从最后一次治疗以来，过去的9个月她觉得很好。只有稍微的颈部痉挛和其他轻微的不适。我在她家住的7天中第一次认识到她的责任、职业和智力活动所有各方面。我也遇见了她的家庭医生，他没有对这位女士发泄多少抱怨，因此她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中止治疗。
尽管我改进的暗示没有改变她的基本性格，但她因此在许多方面较前健康和能干。她似乎不再接受“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类说法。她的自我折磨的倾向比起治疗时要少得多。但是在这段较好的时间里，她的癔症性情仍没有终止下来。例如她不能在任何长途旅行中坐火车。这是在最近几个月内表现出来的。急于解决她的这个困难的尝试只是导致她在近来到D的旅行留下许多琐细的令人不快的印象。然而在催眠中，她似乎不愿谈这些，甚至当时我开始怀疑她对我的影响再次采取退缩的态度，而她反对坐火车的秘密目的是不要再去维也纳旅行。
这些天中，她也抱怨记忆的中断，“特别是那些非常重要的事件”。由此我断定过去两年我所治疗的完全有效，并继续产生效果。一天，她与我沿着林荫道散步，这是她房子通向海边的一条路，我冒险问她是否此路经常有许多蟾蜍出没。她向我投来责备的一瞥作为回答，但没有恐怖的症状。过一会儿，她因此而言过其实地说：“但从前这里却真是这样。”针对她不愿坐火车的毛病，我引导她进入催眠，在催眠中她本人似乎不满意她给我的回答，显出一种害怕，怕以后在催眠中不像以前那样听话。我决定让她相信结果恰恰相反。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字，交给她并说：“今天午餐时，你要给我倒一杯红酒，就像昨天你做的那样，当我把杯子举向唇边时，你就说：‘哦，请给我也倒一杯。’当我去拿酒瓶时，你又说：‘不，谢谢你，我想我不会喝的。’然后你会把手放在你的提包中，拿出一张纸，发现纸上写有那些同样的字。”这时正是早晨。几个小时后，这个小插曲在我事先安排下真的发生了，它是那么的自然，所以这么多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什么。当她向我要酒时，显出明显的内心斗争的样子，因为她从不喝酒，当她拒绝喝酒后伴有明显的放松，她把手伸到提包中，抽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她刚说过的最后几句话。她摇着头，惊奇地凝视着我。
在1890年5月访视后，我知道冯·N夫人的消息就渐渐地少了。我间接听到她女儿的悲惨情况，这使她非常忧郁和不安，甚至损害她的健康。最后，在1893年夏，我收到她的一张便笺，问我是否同意另一位医生给她催眠，因为她又病了，不能来维也纳。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允许是那么必要，直至我回忆起1890年，在她本人的要求下，我曾出于保护她，不让她被任何他人催眠，以免使她因为受到一个她所不喜欢的医生的控制而产生抑郁的危险后才恍然大悟。因此我写信给她，表示放弃我对她专有的催眠特权。
讨论——除非我们一开始就完全同意所涉及的术语，否则就不易决定一个特殊的病人是否该被诊断为癔症或某些其他的神经症（我们这里说的神经症不是纯粹的神经衰弱型）；我们仍期待着的指导方针是它会在一般发生的混合性神经症中建立界限性的标准，为这些病勾画出基本的特征。因此，如果我们仍习惯于用较狭窄的术语观念，即用所熟悉的典型病例的相似性来诊断一个癔症患者，那么，无可争辩，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癔症患者，她的轻度谵妄和幻觉（同时她的其他心理活动仍保持完好）、她的人格变化、在人工催眠梦游状态下的记忆的储存、她疼痛的那条腿的感觉缺乏，她的病历中透露出的某些资料以及她的卵巢神经痛等，无疑是癔症的特性，或至少说这是个病人。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病人的一个独特特征，这也为诊断一般癔症的可信性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已在该卷开始的《绪言》中解释过，我们认为癔症的症状是创伤作用于神经系统而导致的兴奋作用和残存。如果最初的兴奋被发泄或通过思维活动发泄出来，就不会遗留这种残存的兴奋，也就不可能出现一定量的观念（纵然其数量是不能测量的），我们必须把这考虑为兴奋总量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过程，由于该兴奋量没有相应地被用于外部的行动，因而转变成慢性症状。现在我们通常发现癔症病人中，这种创伤性的“兴奋总量”的相当一部分转变成单纯的躯体症状，正是癔症的这种特征的表现方式而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
为了简洁起见，如果我们采用术语“转换”来标志精神性兴奋转变成慢性的躯体症状，这是癔症的特点，那么，我们可以说埃米·冯·N夫人病例中只表现了少量的转换。最初属于精神性的兴奋，其大部分仍保持在精神范围中，很容易把它与非癔症性神经症等同起来。有一些癔症患者，他们全部的过剩的兴奋都转换了，因此癔症的躯体症状看来好像进入了完全正常的意识中。然而，较多见的是不完全的转换，所以至少伴随创伤的某些情感持续存在于意识中，作为病人情绪状态的一个成分。
我们这个只有很少转换的癔症病人，其精神症状分为情绪改变（焦虑、忧伤的抑郁）、恐惧和意志缺失。后两类精神紊乱被精神病学家法国学派看作是精神衰退的特征。但就我们这个病人来说，他们却视为是创伤性经历所决定的。这些恐怖和意志缺失大部分起源于创伤，我将在下面详述。
确实，某些恐怖相当于人类原发性恐怖，特别是神经质的人，例如，她对某些动物的害怕（蛭、蟾蜍以及梅菲斯特吹嘘自己为所有害虫的主人以及雷暴雨等）。而这些恐怖也由于创伤性事件而较牢固地保存下来。因此她害怕蟾蜍是由于她儿童时代早期的经历，即她的兄弟们向她扔一只死蟾蜍而得到强化，导致她癔症性抽搐的第一次发作；同样，她害怕暴风雨所出现的休克使她产生一种吧嗒声；而她害怕大雾是因为她在吕根岛散步时的情形所致。然而，这一群原发性恐怖，有人可能说成是本能性的害怕（认为是心理特性）起着优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