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既是精神分析学顶峰时期，又是弗洛伊德主义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进一步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研究一系列社会现象，如社会组织、宗教起源、文学艺术、战争根源等等，构建了一套有关社会文化的弗洛伊德主义理论体系。
这个时期，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著作如下：
1.《精神分析新论》（亦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它是《精神分析导论》的姐妹篇，也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它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该书既是对《精神分析导论》的修正、补充和发展，也是弗洛伊德后期工作的里程碑，出版于1933年，全书共七讲，即从29讲至35讲。分别阐述了四组不同性质的问题：（1）进一步发挥了梦的理论，提出一切梦均具有性的属性的命题，详述了显梦与隐梦之间的根本区别，关于梦满足愿望的作用与焦虑的梦不矛盾的观点、关于梦的本质即梦的工作过程的发现等等问题。（2）强化了对人格的自我的分析，着重阐述了自我和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关系，以及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与自我、超我和本我以及它们与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3）专门探讨了焦虑与本能生活以及女性心理问题，提出女性气质决定于其性器官的功能及其发展状况的理论，并对心灵感应（telepathy）现象、精神分析理论做了解释、应用和展望。（4）对宗教、教育、宇宙观等问题发表了他元心理学的独到见解。该书论述许多过去未曾接触过的问题，包括教育的目的、职能和方法，哲学和宇宙观，宗教的特点、职能及其与科学的不相容性，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评价等。其中关于宗教的作用及其与科学相对立的观点有其合理性，其余的一些论点则有明显的谬误。
2.《精神分析纲要》
这是弗洛伊德最后一部精神分析学的极为重要的代表作。他写于1938年（82岁），并以德英两种文字发表于1940年。虽书未写完他已去世，但全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完整的。全书共分三部分：（1）心灵及其活动，阐明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相继发展而成的精神结构，具有根本性作用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性功能从幼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对梦的解析。（2）实践任务，阐述了精神疾病的早期根源及其精神分析治疗技术。（3）理论成就，揭示了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本书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他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因此，《精神分析纲要》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3.《文明及其缺憾》（亦译《文明及其不满》）
它是弗洛伊德晚年探讨社会文明的一部主要著作。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彼得·盖伊（Peter Gay）认为，这部书是弗洛伊德集其一生思想大成的著作。出版于1930年。该书第一版，一年之内，就销售了1.2万册——在弗洛伊德著作中不算小数目——全部售罄。1931年又出版了第二版，仍然销路很好。他从文明发展与人性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或人性的本能）就是追求幸福（happiness），但幸福又是难以达到的。因为文明除了促进物质工具的进步、个体的力量被群众的力量所代替，同时还忽略了人性的特殊过程，却对人的本能尤其是性生活肆意否定和横加限制，企图让人在攻击性（aggressiveness）方面做出牺牲。于是，人们只好求助于爱欲的力量，以所谓的共同的文明生活来避免痛苦。他指出，攻击本能是反对文明的，而文明又是建立在爱欲之上的，因为在文明的进化中充满着爱欲（生的本能）与攻击（死的本能）之间的斗争。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剖析了文明社会，痛斥了文明社会的弊端，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并把希望寄托在爱欲的力量之上。这里，弗洛伊德看到本能与文明的矛盾、文明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文明的发展日益要求人们群体认同感的加强是颇有见地的。但是，他忽视文明发展的物质根源，夸大本能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把文明与本能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个性扼杀的观点则流于偏谬。
4.《为什么有战争？》
它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公开发表于1933年。他依据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因为使用“暴力”（violence）来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一个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战争是毁灭本能（死的本能）的外部表现，故试图排除人的攻击性倾向是毫无用处的。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用人的生的本能即爱欲的力量，来使攻击冲动得以转移。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战争的恐惧也是促使人们反对战争的一种重要力量。本文对了解弗洛伊德唯心理论的战争观有重要意义。
5.《摩西与一神教》
这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发表于1939年。它由三篇论文组成。在第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运用其广博的学识和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追溯了犹太一神教（monotheism）与它创立者摩西之间的关系，以丰富的历史事实探讨一神教在犹太人中得以发展的史前根源。第二篇论文着重分析了摩西创立一神教之后，在犹太民族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以传说的形式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弗洛伊德引经据典，既借用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又与精神分析的独特方法相结合，勾画了一幅鲜活的宗教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兴趣盎然。第三篇论文是弗洛伊德于1938年流亡英国后发表的。主要是对前两篇论文的重现和扩展。总之，本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解释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话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由于本书具有反宗教倾向，加之当时纳粹已表现出支持天主教会和反犹的倾向，因此，本书是分三部分断断续续出版的，前后历时四年多。本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作，读者可结合阅读《图腾与禁忌》、《一个幻觉的未来》、《精神分析新论》、《精神分析纲要》等著作，更全面地了解弗洛伊德的宗教观。
弗洛伊德对文艺有特别的修养，他专门研究了一些诗歌、戏剧、雕刻和绘画，发表了一系列对艺术家进行精神分析的作品。如《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作家与白日梦》（1908）、《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米开朗基罗的摩西》（191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以及分析莎士比亚（如分析其作品中的人物麦克白、哈姆雷特及查理三世）、歌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E. T. A. 霍夫曼等名人作品的文章。由于弗洛伊德沟通了心理学和文学的联系，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创作活动的深入发展，因而弗洛伊德于1930年荣获歌德文学奖金。
法兰克福市长在颁奖颂词中写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启了理解灵魂驱力的道路，也因此创造了认知文化形态之产生和其建构的可能性，以及治疗其中若干病症的可能性。”颂词继续提到：“精神分析理论不只激起了丰富的医学科学内涵，同时还丰富了包括艺术家、神职人员、历史学家以及教育家的心灵世界”。
1931年弗洛伊德75岁寿辰时，贺信如“洪水一般”，住宅被鲜花淹没。德国精神医学界召开了研讨会，纽约举行了庆祝活动，并在给弗洛伊德的贺电中写着：“您这位勇敢的探险家发现了自我之下隐没的大陆，且给予科学与生命新的方向。”同年，弗洛伊德的故乡弗莱堡市为他立了铜牌，弗洛伊德在给该市市长的感谢中，简短地重温了他生命的变化历程，深深地触及了他心智当中最私密的层面，说出了他无法被压抑的欲求，渴望着去爱慕年轻美丽母亲的那段时光，渴望着逃离他年老的父亲。
此时，弗洛伊德已誉满全球。到了1936年，弗洛伊德80寿辰时，在连续六个星期中，收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电报，其中包括托马斯·曼、朱利·罗曼、罗曼·罗兰、威尔斯、茨威格、沃尔夫夫人等191名作家、艺术家集体署名的礼状，整个屋内馈赠光盈，庆祝会也非常盛大，但弗洛伊德因病没有出席。在写给茨威格的道谢函中，弗洛伊德表示：“尽管在生日当天，在妻子和子女的陪伴下，我感到异乎寻常的快乐，但仍无法对伴随老迈而来的体衰与无能泰然处之，所以我望在会以类似渴望的心情等待着转化为非存有的到来。”托马斯·曼也写了一篇题为《弗洛伊德与未来》的文章，祝贺他的80大寿。同一个月，弗洛伊德获得了一项让他有最大满足感的荣誉，一个比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身份更大的殊荣：他膺选为排他性一向很高、名字经常与牛顿（Sir Isaac Newton）和达尔文连在一起的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会员（Corresponding member）。
六、坎坷晚年
弗洛伊德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理性价值时，认为它的“力量在于富有远见地指出了人们的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伦理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又说：“马克思主义‘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沉淀物’、‘对思想的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显然，这反映了弗洛伊德对马克思主义的不理解及其政治态度的局限性。
但是，弗洛伊德在对纳粹德国的态度上则是爱国的、进步的。1933年5月10日，五千名佩带纳粹标志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门前焚烧了两千本书，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雷马克、茨威格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当弗洛伊德听到他的书被化为灰烬时说：“我们进步有多么大！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的；在今天，他们只烧掉我的书就满足了。”纳粹德国不仅要把弗洛伊德的书全部化为灰烬，而且还妄图消灭所有精神分析学家。1934年，一切有远见的犹太血统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已逃离了德国。
此时，正处于癌症晚期的弗洛伊德，年迈体衰，负担甚重，谢绝了朋友们的忠告，坚持留在维也纳。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国，弗洛伊德的家立即遭到纳粹党的蹂躏，如银行存款被冻结，出版社被取缔，家里钱被掠走，小女儿安娜被逮捕，四个妹妹被杀害。
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并入德国的版图。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弗洛伊德不得不决定离开奥国。此时，弗洛伊德给他在伦敦的儿子恩斯特的信中写道：“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这时，纳粹政权提出，弗洛伊德在未把当时还没有售出的书从瑞士带回烧毁以前，不准他离开。在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干预下，通过美国驻法大使、美国驻德大使及美国驻维也纳大使的调停和他的学生、患者的帮助，玛丽娅·波拿巴（Maria Buonaparte）公主付给纳粹25万先令，弗洛伊德才被纳粹准许离开奥国。
弗洛伊德全家逃到了英国伦敦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和关照，几乎每天都收到许多慰问信和电报，有的信封上只写着“伦敦弗洛伊德”几个字，但也能准确无误地将信送到弗洛伊德的住处。
英国社会名流纷纷登门拜访，其中有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等。英国社会科学院还专门做出决议，对弗洛伊德来英表示热烈欢迎。英国国王也亲自访问了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Sir Albert Seward）、赫尔（A. V. Hill）教授和克里费斯·达维斯（Griffith Davies）还带了英国皇家学会自1660年创立以来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签名留念。当弗洛伊德签名的时候，他的激动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不已，因为他知道就在这个纪念册上有伟大的科学家伊萨克·牛顿和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
此时，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时刻想念着维也纳。弗洛伊德在给艾丁根的信中写道：“获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忧伤交错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热爱着那所我刚刚从那里被释放的监狱。”
1939年初，弗洛伊德的下颚癌日益严重。他16年来已动过33次手术，口盖和上颚全部被切除，下颚已全部溃烂，虽然做了外科补形手术，但是说话异常困难，别人也听不懂，万分痛苦。尽管如此，真到去世前几周，他还坚持给病人做精神分析，撰写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重要著作《精神分析纲要》。他晚年还有一些创作宿愿，终因病魔缠身，未能完成。
1939年9月19日，弗洛伊德已奄奄一息。当琼斯去探望弗洛伊德时，他伸出手与琼斯握了握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琼斯告别。
逝世前几年，弗洛伊德曾和他的私人医生舒尔（Max Schur）约定，当那个时候到来时请不要让他受不必要的痛苦，以实现安乐死。1939年9月21日，弗洛伊德又提醒舒尔注意一下早先的谈话。他说：“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不背约。现在却毫无意义地折磨着我。”舒尔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弗洛伊德的手，并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
9月22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2毫克吗啡，12小时又注射了一次，然后弗洛伊德就睡了过去，于1939年9月23日凌晨，弗洛伊德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