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梦初看上去不能认为是源于一种痛苦刺激的影响，或更确切地说是压迫，但是就在几天前我因长疖子而痛苦不堪，每走一步路如受刑一样，最后在阴囊的根部长了一个苹果大小的脓疱，令我寸步难行，难以忍受。由于发烧而全身乏力，没有食欲，加之工作的重荷以及疮疖的疼痛令我沮丧万分，而我又不能停止我的医疗工作。由于我的身体和工作的性质和情况，骑马比任何活动都更不宜。所以正是骑马的活动进入了我的梦境，这可能是我对我的疾病所能想象出的最强烈的否认。我实际上不会骑马，也从未梦到过骑马（除这次以外）。我一生只有一次坐在马背上，而且马也没上鞍子，所以骑上去也不舒服。而梦中这次骑马好像我屁股上根本没有长什么疮疖，这或者是说我希望没有生疮疖。从上述情况来看，马鞍就好像是一种催我入睡的安抚剂，在它缓解痛苦的影响下，我似乎不感到睡眠初几个小时的痛苦了。然后那种疼感又不断袭来企图把我唤醒，于是就产生了梦，并在安慰我：“不必醒来，接着睡吧！没有醒来的必要，你并没有生疮疖，因为你正骑在马上，如果你屁股上生疖，你肯定是不能骑马的。”于是梦胜利了，疼感被压抑下去，我又沉睡过去。
但是梦并不满足于以一个与病情不符的顽强意念就将我的疮疖“三言两语搪塞”过去，像母亲丢了孩子和商人赔了钱后产生的幻觉般妄想那样。被否定的感觉细节和被用来压抑该感觉的景象的细节都在这里作为梦的一种手段，把我心中正在活动着的其他材料与梦中情景联结起来，并使该材料得以再现。我正骑在一匹灰色的马上，它的颜色与我最后一次在乡下见到我的同事P时他所穿的芝麻呢套装的颜色相同（芝麻呢的颜色总体看上去是灰色，实际上是黑白相间混杂而成）。一般说来，患疮疖的病人不应吃调味品太多的食物——它至少是易于引起糖（糖尿病）的病因而与生疮疖也有关系。我的朋友P自从从我手上接过一个女病人以来，喜欢在我面前趾高气扬地炫耀。实际上我对那女患者的医治已有明显效果。她就如同周末骑士的马，非常理解我地驮着我走。因此马就获得了女病人的象征意义（在梦中是通人性的马）。我感到很自在，是指在P接替以前我在女患者家中的感觉。不久以前，城里医学界领导层中我的一位监护人也对我谈起这个家庭，他说：“我觉得你就像稳坐马鞍。”而我在忍受痛苦的情况下一天坚持工作8至10个小时也是一大功绩。我也知道，除非我完全恢复健康，否则不能继续坚持如此艰苦的工作。我在梦中充满抑郁，实际上是暗指自己的困难处境（那便条上写的就像神经衰弱患者向医生所说的那样“不要食物”、“不要工作”）。在进一步的解释中，我发现梦的工作已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途径，把骑马的愿望情景转移到我很小时同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侄子争吵的场面。［参看第424页以下］当时这个侄子在英格兰。此外梦中的一些元素来自意大利的旅行：梦中的街道就包括了维罗纳和锡耶纳的印象。如果再深入一层，就会引向性的梦念。我想起关于意大利的有关意义，记得一个从未去过意大利的女患者在梦中说“去意大利”（德文为Gen Italien——与德文“生殖器”Genitalien相似），这也与我作为医生比朋友P去那座房子更早，和我生疮疖的情景有联系。
在另一个梦中，我也同样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来自感觉刺激对梦的干扰。在这一梦例中，我也偶然发现梦与其偶然刺激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此梦有所了解。盛夏的一个早晨，我正在蒂洛尔的山上避暑消夏。我觉得我梦见教皇死了，因而惊醒过来。我对这个梦（非视觉性梦）无从解释。作为梦的唯一根据是不久前读报时读到教皇有微恙。上午妻子问我是否在清晨听到吓人的钟声。我当时没有听到，但现在我明白了我的梦。这是我因睡眠需要而对虔诚的蒂洛尔人企图用钟声把我催醒所做的一种反应。我用虚构出来的梦内容对他们施加报复，因而不再去关注钟声而一心睡觉了。
在前面几章我曾引用一些梦，其中也包括几个可以作为研究所谓神经刺激的例子。我大口饮水的梦就是一例［见第125页］，它的唯一来源显然是躯体刺激，而且来自感觉的欲望（即口渴）又显然是唯一的动机。它同其他一些简单的梦相似，梦中某个躯体刺激本身就似乎可以构成一种愿望。那位夜间扔掉颊上冷敷器的女患者所做的梦［见第125页］表现的愿望满足，是以一种不寻常的方法对痛苦刺激做出的反应：病人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疼痛，而把自己的痛苦推到了别人身上。
我那关于三位命运女神的梦［第204页以下］明显是一个饥饿梦。但是它把对营养的渴求转移到了儿童对母亲乳房的渴求。而且用一个天真无邪的愿望掩盖了一个不能公开的更为感兴趣的欲望。我关于图恩伯爵的梦［第208页以下］表明了偶然的躯体需要如何能与最强烈的（同时也是最难压抑的）精神冲动结合起来。在加尼尔［1872，第476页］所叙述的一个梦中，拿破仑一世在一次被炸弹声惊醒前把爆炸声编织进一次作战的梦［第26页］中，这就清楚地说明其唯一动机的性质是把精神活动引向对睡眠中感觉的干预。一位初次办理破产诉讼案的年轻律师，在中午时睡了一觉，其表现形式与拿破仑毫无二致。他梦见在诉讼案中结识的赫斯廷（加里西亚的一座城镇）的一位赖希先生。赫斯廷（Husyatin）这个名字不断引起他的注意，他被迫醒来，发现患支气管炎的妻子正在激烈地咳嗽［德文为Husten］。
让我们把拿破仑一世（顺便说一下，他也是一个睡觉很香的人）的梦与这位好睡的大学生的梦相比较一下。他拒绝了女房主唤醒他叫他去医院，而是接着睡下去，他采取的借口是他已经在医院了，无须再起床去医院，因为他已梦见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第125页］。这后一个梦明显是一个方便的梦。梦者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做梦的动机，但也暴露出做梦过程的一个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梦都是方便的梦，其目的是延长睡眠而不是从睡眠中唤醒。梦是睡眠的保护者，而不是睡眠的干扰者。这一点我们将在讨论精神因素的唤醒作用时再行论述。［下文第578页以下］但是我们目前已能证明，它可以用于客观外部刺激所起的作用。心灵要么对任何强度和意义的外部刺激在睡眠中引起的感觉不予注意，要么就用梦否认刺激，要么就是由于不得不承认这些刺激，只好寻找一种解释，于是就把当前的一些生动感觉编织进有所欲求的一部分情节，并让它同睡眠相一致。把当前活动的感觉编织进梦的目的是为了剥夺感觉的现实性。拿破仑可以继续睡下去，是因为他深信，那企图唤醒他的干扰，不过是对阿柯尔战役枪炮声的梦记忆而已。
因此，睡眠愿望（意识的自我对这一愿望的全神贯注，加之梦的稽查作用，以及我将在后面［第488页以下］讨论的“润饰作用”构成了意识的自我在梦中的部分）在任何情况中都必须被视为形成梦的动机之一，而每一个成功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关于这个普遍存在、亘古不变的睡眠愿望与其他不时被梦内容给予满足的愿望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以后［第570页以下］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却在睡眠欲望中发现了可以填补斯图吕贝尔和冯特［第223页以下］理论的漏洞的因素，并解释了对外部刺激解释的反常性和任意性。睡眠的心灵对外部刺激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解释，它包括一个主动兴趣和要求睡眠的结束。正因为如此，在对外部刺激的解释中，只有那些与睡眠愿望所行使的稽查作用相一致的解释才能得到认可。“那是夜莺，不是云雀。”因为云雀意味着情人之夜的结束。在可以认可的对刺激的解释当中，再被挑选出来的才是最符合于潜伏在内心的欲望冲动的那种解释。这样，梦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毫不含糊地被决定下来，没有任何事情带有任意性。错误的解释并非来自错觉，可以说是一种遁词。不过，在此我们再一次指出，作为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移置导致某种替代，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面临着一个偏离正常精神过程的作用。
如果外部神经刺激和内部躯体刺激的程度足以引起心灵对它们的注意，只要其结果不是唤醒睡眠者而是引起梦，它们就构成了梦的形成的焦点，亦即梦材料的核心；正如在两个精神刺激之间寻求中介观念一样，从材料的核心也可以寻求一种适当的愿望满足。在某种程度上说，有许多梦确实是受躯体因素支配的。在这种极端的例子中，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某个愿望当时并未活动，只是为了形成梦而被唤醒。不过，梦别无选择，只能是愿望在一定情景中满足。似乎梦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通过当时活动着的感觉材料来寻求一种得到了满足的愿望。如果这种直接的材料带有痛苦和失望的性质，也不会影响它们用来构成梦。心灵对于那些其满足并非愉快的愿望是有自由支配权的。这看起来自相矛盾，但当我们考虑到存在着两种精神动因和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稽查作用时，这种矛盾也就可以理解了。
如我们所知，心灵中存在着一些“被压抑”的愿望。这些愿望属于原发系统，而它们的满足遭到继发系统的反对。我说存在这种愿望，并不是对曾经有过而后来又放弃了的愿望做历史的陈述。对精神神经症研究至关重要的压抑理论认为，这些被压抑的愿望依然存在——尽管有一个与之同时存在的制约力量把它们抑制下去。用语言学的说法就是把这些冲动“压下去”（“pressing down”）。促使这种冲动得以实现的精神机构始终保持着存在状态和工作秩序。如果这种受压制的愿望一旦发挥效力，那么继发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进入意识）就遭到失败。这种失败表现为痛苦和不愉快。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在睡眠中产生了一种源于躯体的不愉快感觉，梦的工作就会利用这种感觉使某种原来受压制的愿望获得满足，尽管它要或多或少地受着不断出现的稽查作用的制约。
正是这种事态使一组焦虑梦的出现成为可能——即梦的结构不利于愿望理论的观点。另一组焦虑梦则显示了不同的机制；因为梦中的焦虑可能是精神神经症的焦虑：它起源于心理性欲的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与被压抑的力比多相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焦虑就如同整个焦虑梦一样，具有了神经症症状的意义，而我们也就临近梦的愿望满足目的失败的临界限度。［见第160页以下及第579页以下］但也有一些焦虑梦（如第一组），其焦虑感来自躯体，如呼吸困难是来源于肺病或心脏病。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可以利用梦的形式来帮助那些遭受强烈压抑的愿望得到满足，这些愿望如果由于心理原因而入梦，也会导致焦虑的缓解。然而要调解这两种表面上不同的焦虑梦，也并非难事。这两类焦虑梦都包含了两种精神因素：一种是感情倾向，另一种是观念内容，两者又密切相关。如果其中一种因素当时异常活跃，它可以甚至在梦中唤起另一种因素。在一种情况下，受躯体决定的焦虑唤起了被压抑的观念内容；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伴有性兴奋的观念内容从被压抑中释放出来，从而导致了焦虑的缓解。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由躯体决定的自我感情得到了精神上的解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尽管整体上是精神决定性的，但受压抑的内容不难被与焦虑相符合的躯体因素所替代。影响我们理解的所有困难都与梦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困难的产生是因为我们触及了焦虑的发生和压抑问题。
在内部机体刺激中，无疑包括了身体的一种普遍感受性［见第35页］（或弥散的一般感受性），它能支配梦的内容。这并不是说它本身提供了梦的内容，而是说，它强迫梦念去选择梦中出现的材料，取其与它性质相适合的部分而阻止另一部分。除此以外，前一天遗留下来的肌体普遍感受性也无疑会把它们自己同对梦具有重要影响的精神残余物联系起来。这种总的心境可以在梦中保持不变，也可以发生变化，这样，如果是不愉快的，也可以变为其对立面。
因此，在我看来，睡眠中的躯体刺激源（即睡眠中的各种感觉）除非具有非常不一般的强度，否则在梦的形成中，其作用与最近几天中遗留下来的那些新近但却无关紧要的印象所起的作用是很相似的。我相信，如果它们与来自梦的精神来源的观念内容相契合，便会帮助梦的形成，否则就不能帮助梦的形成。它们被看成是随手可取的便宜材料随用随有，不像那些珍贵的材料在用时非以指定的途径方能获得。打个比方说，就如一位艺术爱好者请一位艺术家将一块宝石如条纹玛瑙雕成一件艺术品，那么这块材料的大小、颜色、纹理都可以帮助表现某种主题和景物。如果材料只是大理石或沙岩等普通材料，艺术家只凭他自己当时想象的观念就可以加工了。所以在我看来，按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由普通强度的躯体刺激所提供的梦内容为什么并不在每晚或每一梦中都出现。［第226页］
我最好还是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解释，这样更会让我们回到释梦问题上去。
一天，我想发现手脚滞碍、动弹不得、力不从心等现象含义是什么，这些感觉经常在梦中出现，与焦虑梦十分相似。当晚我做了如下一个梦：
我穿戴不整，正在上楼，上楼时一步三个台阶，并为我的精力而感到高兴。突然，我看到一个女仆下楼，向我走来，这使我很不好意思，企图加快走上去。可是我觉得脚叫什么东西绊住，动弹不得，一步也离不开原地。
分析——梦中的情景来自现实生活。在维也纳，我拥有一幢楼房的两层，但是只有公用楼梯。我的诊室和书房在一楼，我的起居室在楼上。每天很晚时，我完成了下面的工作，上楼去卧室。在做梦前一天，我的确衣帽不整走过这段路程——即我已取下了硬领、领带和硬袖。在梦中我则穿得更少，但和平常情况一样，又有些印象不清楚［参见第245页］。我通常上楼也是一次迈两三级，这在梦中可以认出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我轻松地上楼说明我自己的心脏功能很叫人放心。还有，这种上楼的方式与后来梦中受滞碍的感觉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告诉我——无须证明——梦的运动动作表现得完好无缺。（人们只要回想一下飞行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