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第二个患者身上也遇到了实质上同样的东西。她曾形成一个规矩：长枕一定不能与床背接触，她不得不遵守这个规矩，尽管她不知道这个规矩来自何处，它意味着什么，或其动力是什么。不论她把这个规则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她竭力反对它，拒不执行它，这一切都不会影响到她最终执行它。她必须遵守，要问为什么，那也是徒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观念和冲动，出自无人知道的地方，不受正常头脑的支配，给患者本人的印象是强有力的外星来客，或混在人间的鬼怪——这些症状表明大脑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与其他的区域相隔离。它们使我们相信大脑中潜意识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只承认意识心理学的临床精神病学，没有办法对付这些症状，而只能把它们称为一种特殊的退化现象。当然，强迫观念和强迫冲动本身不是潜意识的，只不过是逃入意识知觉的强迫行动表现。如果它们不进入意识，那么它们将不会变成症状。但是，我们通过分析所推知的它们的精神前提，和通过解释所发现的联系则是潜意识的，至少在我们通过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识到它们之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虑以下各点：（1）我们在前面两个例子中的所有事实都可被各种神经疾病的症状所证实；（2）患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知道这些症状的意义；（3）分析通常显示这些症状来自于潜意识过程，但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这些过程又可变成意识。如果你们考虑到了这些，你们就会理解到在精神分析中，离开了心理的潜意识东西便不能进行，并且我们习惯于把潜意识当作实有的东西来对待。或许你们也要理解那些只知有潜意识一词，而从来没有分析、从未释梦、或从未探索过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目的的人，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最后，我想重申的是：由分析解释给予神经症状以意义的可能性，是潜意识心理过程存在的一种可靠的证据——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有必要做出这样的假定。
但是，并非仅仅如此。感谢布洛伊尔的第二个发现，在我们看来，它比第一个更有意义，这是他一个人的功绩，我们由此更明白了神经症和潜意识之间的联系了。不仅症状的意义通常是潜意识的，而且症状是潜意识这个事实与症状存在的可能性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你们不久就会理解这一点的。我与布洛伊尔都假定：每当我们遇到一个症状时，我可以推知患者有某种确定的潜意识过程，这种潜意识过程包含症状的意义。但这个意义一定要先为潜意识的，随后才可发生症状。症状从不会在意识过程中构建；有关的潜意识过程一变成意识，这种症状必定消失。你们立即可以看出这就是治疗方法，就是使症状消失的途径。实际上，布洛伊尔正是用这种方法使其癔症患者恢复健康的——即使其从症状中解脱出来；他发现了一种将患者的包含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引入意识的一种技术，那些症状会随之消失。
布洛伊尔的这个发现并非推理的结果，而是由患者的合作而得出的一种幸运的观察。你们也不要勉强用已知的事来理解它；你们应当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基础事实，在它的帮助之下其他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得到说明。因此，请允许我将此事引申如下。
症状的形成是其他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替代。一些特殊的心理过程通常要发展到患者有意识地接受这些信息才罢。然而，如果不能这样发展，或这些过程突然受到阻止而成为潜意识的，那么症状就会出现。这样，实际上发生了某种替代；如果这一点能被扭转过来，那么神经症的治疗就会完成其任务。
布洛伊尔的这个发现还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础。随后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当潜意识过程成为意识时，症状得以消失，尽管我们在实际运用时，会遇到许多奇妙的和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我们的治疗通过将潜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来进行，并且只有这个转变产生之后，我们的这种治疗工作才算完成。
现在，我扼要地说几句题外话，以使我们避免错误地认为这种治疗工作太容易完成了。从我至今已谈的来看，神经症似乎是一种无知的结果——即患者对应当知道的心理事件一无所知。这很像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罪恶是建立在无知之上的。有分析经验的医生很容易猜测到特定患者的什么样的心理冲动仍是潜意识的。所以，治疗起来应当没有多大困难，治疗者只需要告诉患者这种知识，弥补其无知便够了。至少一部分症状的潜意识意义可以很容易地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尽管医生事实上不可能会猜测到另一部分——即症状和患者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因为治疗者自己不知道这些经验，他必须等到患者记起这些经验并将它们告诉他时才能知道。但即使如此，仍可在一些病例中找到替代。人们可以从患者的亲属那里询问这些经验，并且他们通常知道是什么事件引起患者的创伤的，并且他们有时可以报告出一些为患者本人所不知的经验，因为这些经验发生在患者的生活早期。这样，通过对这两种方法的合成，我们有望在短时间内消除患者无知的病源。
事情要是果真如此就好了！但是我们又遇到了起初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这种知识与那种知识并非总是相同：有不同种类的知识存在，它们在心理学中是不对等的。正如莫里哀所说：“人各不同。”（Il y a fagots et fagots）医生的知识与患者的不同，并且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医生将自己的知识作为一条信息传达给患者，那么它是无效果的。不，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它不具有使症状去除的效果，但它有另外一种效果——使分析得以启动，而其第一个表现时常是拒绝。在这之后，患者知道了他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他的症状的意义；但他知道的还很有限。这样我们得知有多种无知存在。我们需要对心理学有某种更为深刻的理解，才能使我们明白这些不同由什么组成。但我们的论点：知道症状的意义就可使其症状消失，这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想要说的还有：这种知识必须建立在患者内在的改变的基础上，而这种内在的改变又只能通过具有某特殊目标的心理工作来引发。这里，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久就会被组合到一起成为症状构成的动力学。
先生们，我现在必须问你们我所讲的东西是否太模糊和太复杂。我经常地收回或修改我所讲的，这是否使你们感到迷惑不解——即引发一系列的思考，随后又取消它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感到十分的遗憾。但我很不喜欢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来换取对事物的简单化。我不反对你们觉得我们的论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我理解有许多东西你们一时领会不了，那也没有关系。毕竟，我知道每一位听众或读者都能将所听和所读到的东西整理排列为适合自己理解的方式，缩短或扩充它，并且从中选取他想要保存的东西。从某一点来说，这句话肯定是正确的：人们处置得越多，那么他所得的也越丰富。因此，我的话虽很繁杂，但我希望你们能清楚地掌握我所讲的基础部分——即有关症状的意义，潜意识以及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无疑你们也理解我们的进一步努力将沿着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发现人们如何得病，以及如何对生活采取一种神经症的态度——这是一个临床问题；第二，学习病症怎么由神经症的决定因素发展而来——这仍然是一个心理动力学问题。再者，必定在某处有一个点使这两个问题会聚到一起。
我今天不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既然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要你们注意我们的两种分析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患者记忆缺失（memory—gap），他们的健忘症（amnesicis），这又是以后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正像你们已听过的一样，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示：它的任务是使病态的潜意识的东西都成为意识的。那么，这个公式可以被替换为另一个：它的任务是填充患者记忆中的缺失，去除其健忘症，对此，你们可能会感到吃惊。从总体来说这是同一回事。我们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神经症患者的健忘症与其症状具有重要的联系。然而，如果你们考虑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一个病例，你们就会发现这种健忘症的观点没有被证实是有道理的。患者并没有忘记其强迫性行动产生的情景，她清楚地记得它；在症状产生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因素也没有忘记。就第二个病例中举行强迫仪式的少女来说，尽管不是很清楚，却总体上十分类似。她并没有真正忘记她早年的行为——如她坚持将父母的卧房和自己的卧房之间的门开着，她将母亲从其父母的床位上赶走；她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尽管回忆时显得迟疑和不情愿。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位患者虽无数次地表现出强迫行动，但她从未有一次觉得这和新婚之夜的体验有什么类似之处；在要求她直接地寻求其强迫行动的动机时，她记不起这样的事情。同样，对于第二例中的少女来说，她的仪式不仅每晚都要重新排演，而且其仪式产生的情境也都是这样。在这两个例子中，不存在真正的健忘症和记忆缺失；但那可以引起记忆再现的线索却已被打断。
这种记忆的干扰便足以形成强迫神经症了；但这个病例与癔症有区别。一般来说，癔症以范围更大的遗忘为其特征。对各个单独的癔症症状的分析通常引起整个一系列的事件印象，患者在记起这些事件印象之前，可以说是真正地把它们遗忘了。一方面，这些线索回溯到生活的早期，以致癔症的健忘可以看作只是幼时健忘的延续，而对于我们正常的人来说，是不知道我们生活早期的这种健忘的。另一方面，我们吃惊地发现，即使是患者最近的经验也有被淡忘的，并且那些致病的或使病加重的诱因，即使不被完全遗忘，也必定至少有一部分记不起来。通常的情况是一些重要的细节从这种新近回忆的总体印象中消失，或被错误的记忆所替代。同时某些新近的经验实际上只在分析将要结束之前才出现——即被阻止的记忆一直持续到最后的时刻，并且在病情的连续性上留下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空缺。
正如我所讲过的这种对记忆能力的限制是癔症的特征，其中状态确实也以症状（癔症侵袭）出现，也就是说，这不需要在记忆中留下任何可以回忆的痕迹。如果强迫性神经症的情况与此不同，那么你们可以推断出：这些遗忘的现象，乃是癔症的心理特征的一部分，而非一般神经症的通性。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可通过下面的思考而被减小。我们已把两种东西包含于症状的“意义”之中：即它的“来源”（its“whence”）和它的“趋势”或“原因”（its“whither”or“whatfor”）——即症状所由发生的印象和经验，以及症状服务的意图。这样，某种症状的“来源”可以分解成种种印象，这些印象来自于外界，原先必定是意识的，并且后来通过遗忘而成为潜意识的。然而症状的原因或趋势则通常是一种内心过程，起初它可能是意识的，但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意识，而可能从一开始就停留于潜意识中。这样，健忘是否发生于症状的来源或症状所赖以维持的印象，和癔症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都是不太重要的；对于症状的趋势和意图来说，它一开始就可能是潜意识的，所以它也依赖于潜意识——这在强迫性神经症和癔症中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对心理生活中潜意识的强调，不免引起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最为恶毒的批判。请不要对此感到惊奇，我不认为对我们的抵抗是出于对潜意识的难以理解，或者难以理解潜意识存在的证据，我相信它的起源更为深刻。在几个世纪中，人类素朴的自恋曾先后从科学手中受到了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这使我们想起哥白尼的名字，尽管亚历山大的学说也曾有过类似的假定。第二个打击是：生物研究剥夺了人有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人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和动物一样具有一种难以磨灭的兽性。这个价值重估由现代的达尔文、华莱士和其前辈完成，这同样也曾受到现代人最为激烈的反对。但是，人类的自大还受到来自目前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也是最为致命的打击，这一研究试图证明“自我”并不是自己家宅的主人，而必须满足于大脑中潜意识是如何进行的少许信息。我们这些精神分析者不是最先也不是唯一的提倡内省的人。我们只不过是坚定地主张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且坚决地用被人们看作是神秘的经验证据作为对它的支持而已。正因为如此，这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理论的普遍的反对，一些人甚至不顾学术活动的各种思考和严谨的逻辑。除此之外，我们还以另外一种方式扰乱了世人的安宁。你们不久就会听到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第19讲抵抗与压抑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们进一步理解神经症之前，还要进行一些新的观察，这里我们有两种这样的观察，它们都是很特别的，并且开头还很令人惊奇。事实上，我们去年的讨论已为这两者做好了准备。
首先，在我们从事使患者恢复健康的工作，减轻其疾病的症状时，我们时常遇到患者的强有力的抵抗，这种抵抗贯穿于治疗的始终。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情形，令人难以置信。最好不要向患者的亲属谈论此事，因为他们会把这看作是我们的托辞，说我们想以此来掩饰治疗的漫长或失败。患者表现出这种抵抗，却不把它看作是抵抗；如果我们能够使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承认其存在，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已取得了一大进步。你们只要想一下就会清楚，患者既然因其症状使自己和亲属十分地不安，为了治疗疾病又在时间、金钱和精神上蒙受这么大的损失，结果患者却拒绝帮助他的人，这样一种假定看起来似乎太不近人情了！然而，这都是事实；如果这种不近人情的责备是指向我们的，我们只需用一种类似的事情就可以做出答复。一位因难忍的牙痛去找牙医的患者，当牙医用钳子去处理他的坏牙时，他又很可能试图阻止牙医这样去做了。
患者的抵抗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巧妙的和时常是难以探查的，其表现方式也是多变的。医生必须抱有怀疑并时常小心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