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精神分析能在此有所作为吗？是的，当然可以。我希望能够向你们表示，即使像这样难以理解的病例，精神分析也可以有所发现，从而使初步的了解成为可能。首先，我想让你们注意这难以理解的细节：患者自己招来了那封支持其妄想的匿名信，因为她前一天曾对那位狡诈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与一个女人私通，就会引起她的极大的痛苦。这样，她最初使那位女仆产生了送匿名信的念头。这样，这种妄想独立于这封匿名信而存在，它早已以害怕的形式存在于患者的自身——或以愿望的形式。现在再让我们看一下仅仅两个小时的分析而发现的各种迹象。患者确实表现得很不合作，在她告诉我她病情的经过后，再问她一些更进一步的思想、观念和记忆时，她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她已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两小时后，分析被迫中断，因为她说她已经感觉良好，并且肯定这种病态的想法不会再发生了。当然她这样说，一是出于抵抗，二是害怕进一步分析。然而，在这两个小时的分析中，她曾说过几句话，使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确实也很有必要做出一种特殊的解释；这种解释揭示了她的妒忌妄想的根源。原来她对那位劝她到我这里诊断的女婿情有独钟。当然，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或许只知道很少一点这种爱。处于这样一种家庭关系之中，她的迷恋易于被表现为无害的慈爱所隐藏。根据我们各方面的经验，不难使我们推断出这位53岁的好太太、好母亲的心理。这种爱，是怪异的、不可能的，不可能出现于意识之中，但它仍然存在，即使它处于潜意识之中，它仍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压力。这种压力既已产生，就必须寻求解脱，而最容易的解除法就是通常造成忌妒的移置作用的机制。如果不仅她这位老妇人与一位年轻的男子相爱，而且她的丈夫也与一位年轻女子私通，那么她就可以为自己的不忠实寻求到良心上的解脱。所以她对丈夫不忠实的幻想乃是对自己病痛伤痕的一种安慰。她自己的爱，她并未意识到，但由于妄想给她提供了种种便利，她的私爱在妄想中的“反影”（mirror—reflection）便成为使其烦恼的意识和妄想。任何对它的指责当然都无效，因为这些指责只指向这种反影，而不是针对那强有力的、而且深藏于潜意识之中的原物而来的。
现在让我们把精神分析对于此病的解释所取得的结果总结一下。尽管这种分析是简短的，并且受到阻止的，但它还是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病例的理解——当然，我们假定所收集的材料都是真实的，你们对此也不必怀疑。第一，这种妄想不再是荒谬的或不可理解的了；它具有意义，具有合理的动机，并且它与患者的情感体验背景相吻合。第二，这种妄想是必要的，它是对我们从其他线索推断出潜意识心理过程的一种反应。而且妄想之所以称为妄想，以及它对现实的和逻辑的开端的抵抗，都是由于它和潜意识心理过程有这种特殊的联系。妄想来自于欲望，是一种自慰。第三，这种妄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妒忌妄想，而非另一种事实，这显然是由致病的经验而决定的。你们当然记得：前一天，她曾对不怀好意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不忠实，那对她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你们也不会忽视在这个病例和我们所分析的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相类似之处——对症状意义或意图的解释，以及症状与这个情境中所涉及的潜意识欲望的关系。
这自然不能回答我们对于这个病例的所有疑问。相反，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一些还未解决，而另一些则由于特定的环境限制而不可能解决。例如，为什么这位婚姻幸福的老妇人会爱上自己的女婿？而且即使发生恋爱，也可有各种各样的托辞，为什么偏采用把自己的心事硬推向丈夫这种寻求解脱的方式呢？你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不必提起。我们已掌握了一些材料，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这位老妇人已到了更年期，这时妇女的性需要出现突然的和莫名的亢进，这一点就可以用于说明这个事件。或者更进一步说，她的忠实的丈夫几年来已不再具有让这位保养得很好的老妇人要求得到满足的性欲望。经验告诉我们，世上只有这种男人才会忠实，才会特别抚爱妻子，并且非常体谅她们的不安。再者，这位老妇人其变态的爱竟以女婿为目标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女儿的性爱关系，往往可以转移到她的母亲，因为母女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联系中，我可以提醒你们，岳母和女婿的关系，从远古以来，被人类看作是一种有特别意味的关系，而且在原始人中，还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禁忌调节和“避讳”（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1912~1913）。这种关系往往超出文明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标准的限制。这三个因素之中的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呢，或者是它们中的两个，或者也许三种都起作用呢？我确实不能告诉你们；但这是因为我仅做了两个小时的分析，实际情况不允许我继续分析下去。
我现在注意到我已给你们讲了许多你们还不准备理解的内容。我这样做是为了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之间进行比较。但有一件事我现在要问你们，你们看到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吗？精神病学不采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方法，也不讨论妄想的内容，而是研究遗传问题，它给我们指出一种很一般的遥远的病因学理论，而不是首先指出更特殊的和更为新近的起因。但是这里存在矛盾和对立吗？难道它们不能相互补充吗？遗传因素与经验的重要性相抵触吗？难道这两种因素不能合并成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吗？你们可能会同意精神病学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和精神分析研究互相对立的地方。反对精神分析的不是精神病学，而是精神病学者。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关系基本上类似于组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一个研究器官的外在形式，另一个研究由组织和细胞所形成的构造。很难想象出这两种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它们两者相互联系，互为始终。你们知道，解剖学现如今是医学研究的基础。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曾严禁医学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身体内部的构造，这正好像现在社会也严禁精神分析去了解心理内在机制一样。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将会认识到基于科学的精神病学如果没有关于心理生活的潜意识过程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或许你们当中存在屡受驳斥的精神分析的朋友。如果从治疗方面说，精神分析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会感到高兴的。正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我们的精神病治疗至今不能对妄想产生影响。精神分析既然深入到了这些症状的机制，那么，它能够对妄想产生影响吗？它不能。它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治疗一样，对于这些病症是无能为力的（至少就目前来说）。我们确实可以理解患者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没有方法使患者自己理解它。你们已听我讲过，我只能对妄想做最初步的分析。你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分析会受到拒绝的，因为它是无结果的。我则不这样想。我们有权利或者有责任进行我们的研究，而不管是否立即见效。最终（我们不能准确地说何时何地）零碎的知识将会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成治疗的力量。即使精神分析不能治疗妄想和其他形式的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它仍然被视为科学研究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我们确实还不能运用这种技术。我们寻求理解的资料是人，而人是有生命和意志的，并且要参与这种研究，需要有动机，然而他却没有这种动机。因此，我想用下面这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对于很多神经错乱者来说，我们把好的知识转化成为治疗力量并得以实施，而且这些病用其他方法是很难治疗的。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已取得了成功，这在医术上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
第17讲 症状的意义
女士们，先生们：
在前一讲中，我曾给你们讲过临床的精神病学是不关心个人症状的内容或外在形式的，但是精神分析则以此为起点，认为症状具有意义，并且与患者的经验有关。神经症的意义是由布洛伊尔（J. Breuer，1880~1882）首先发现的，他曾研究并成功地治愈了一个癔症病例，此病从此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实际上，法国让内（Pierre Janet）也独立地取得了同样的证据，并且，让内发表其研究结果要早于布洛伊尔。10年之后（1893，1895）布洛伊尔和我合作时，他才发表了其观察结果。究竟谁先发现，这并不重要，因为你们知道，每一种发现都要经过多次的验证，而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除此之外，成功并不总是与劳绩成正比的：如美洲并不以哥伦布来命名。在布洛伊尔和让内之前，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劳伊莱特就谈论过疯人的妄想，认为如果我们能理解并翻译这些妄想的话，就会发现它具有其意义。我必须承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都很重视让内对神经症状的解释。因为他曾把它们当作是支配患者的“隐意识观念”（idees inconscientes）的表现。但是从那以后，让内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似乎他想要承认潜意识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单词形式，一个权宜的名词，并没有真正的意义。从此以后，我就不能理解让内的学说了；但我认为他已无缘无故地丢掉了他卓越的信誉。
这种神经症症状和失误动作及梦一样具有意义，并且也像它们一样都与患者的内心生活有一定的联系。我想用几个例子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我只能假定（虽然还不能证明），无论何种神经症都是这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可以发现这种证据。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将不选取癔症的例子，而选取另一种很特殊的神经症作为例子，这种病的起源和癔症十分相近。对于这种病我必须先加以简单的介绍。
这种病称为“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它没有大家所熟悉的癔症那么流行。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它没有这么吵闹，它更像患者个人的私事，几乎没有身体上的表现，只有心理上的症状。强迫性神经病和癔症都是神经症的表现形式。最初精神分析的建立也是基于这两种疾病的研究之上的。而我们的疗法在治疗这两种病中也取得了成功。但就强迫性神经症来说，心理的感受没有成为躯体的表示，所以它和癔症相比更容易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而使人理解，并且我们已知道它要比癔症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神经症的本质特点。
强迫性神经症表现为：患者头脑中充溢着他并不感兴趣的思想，时常感到有奇怪的冲动，并且被迫去做一些毫无乐趣的动作，但这对他来说又不可缺少。这些思想（强迫观念）自身可能是无意义的，或对患者来说只是乏味的东西；它们时常是愚蠢透顶的，并且总是引起紧张心理活动的起点，患者常为这种思想精疲力竭，他虽不情愿但却控制不住自己而陷入其中。他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劳心苦思，就好像是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一样。患者自己认识到的冲动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和无意义的印象；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些最可怕的内容，例如，犯重罪的诱惑，以致患者不得不承认对自己感到陌生，而且害怕地逃避它们，并且用种种预防的方法来阻止它们的执行。同时，这些冲动从来都没有得到执行；结果却总是预防和摆脱取得胜利。患者实际上执行的（他的所谓的强迫行动）是无害的和琐碎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常活动的重复和再次演习。一些必要的活动（像睡觉、洗漱、穿衣或散步等）却成为极为艰难和最为繁重的任务了。在不同种类和形式的强迫神经症中，那些病态的观念冲动和行为并不以相同的比例合成；总的来说，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由此也决定了神经症的名称。但所有这些形式中的共同成分仍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我想最为荒唐的精神病学想象也不会成功地捏造出像这样的病来；如果人们不是亲眼看到这种现象，也肯定不敢信以为真。然而不要认为你们通过劝说患者努力摆脱，让他不要注意这些荒谬的观念，或用合理的动作取代那些无聊的动作，这就可以治愈他的病。这正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因为他头脑中完全清楚，也赞同你对于他的强迫性症状的意见，而且他自己甚至也会自动提出这些见解。这里的问题是他总是情不自禁。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进行的行动受到一种能量的支持，这种能量在我们正常心理生活中是无可比拟的。患者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够进行替代和交换，他可以用一个愚蠢的观念替代另一个比较缓和的观念，他可以从一种阻止或预防进入到另一种，他可以从事另一仪式来代替原来的仪式。他只能替换这种强迫性观念而不能消除它。将任何症状替换成与其原来形式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能力是其疾病的一个主要特征。再者，这种病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患者心理生活中交织着的矛盾似乎分化得更为明显。除了强迫的积极和消极内容之外，智慧领域中也出现了疑虑，甚至逐渐发展到对通常最为肯定的东西也产生了怀疑。所有这一切最终使患者变得日益犹豫不决，丧失其精力，并且减少其自由。同时，强迫性神经症开始时都具有旺盛的精力，时常是自我意志的，并且一般来说都具有超常的智力。他通常达到令人满意的较高的道德发展水平；他表现出过分的谨慎，其行为一般是正确无误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人们对这种矛盾的性格特质和症状认识之前，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现在的目标是理解一些这样的症状，并且能够解释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