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笔迹学家的报告——特别是第一个报告进行评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病人的一些隐私史。在其青年早期，他曾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这与他的情感型性格相一致），尽管这女人仍然还年轻，但比他大得多。当她拒绝他时，他试图自杀，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发自他的内心。他能逃离死神已是奇迹，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护理，他才恢复过来。但是这疯狂行为给其所爱的女人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她开始喜爱他，于是他变成了她的情夫，从此，他与这个女人保持秘密的接触，并对她赤胆忠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当然，那个女人比他更老——他感到有必要离开她，让自己获得自由，过一种自己的生活，建一栋房子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伴随着这种厌恶感，在他心中升起了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报复他情妇的渴望。既然他曾因为她拒绝自己而想自杀，故而现在他希望获得一种由于他离开她，而使她也想自杀的满足。但他仍然深爱着她，以至于这个愿望无法进入他的意识；而且，他也不会过分伤害她而使其自杀。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把第二个情妇作为替罪羊，以满足其复仇的渴望。他纵容自己对第二个情妇进行种种折磨，而这种种折磨本来是他想施加在第一个情妇身上、而使她痛苦不堪的。他对第一个情妇的报复暴露无遗，并不隐瞒他的背弃，而且把她引为自己新恋爱史中的密友及参谋。这个可怜的女人已从施舍爱情降至乞求爱情，她受他信任的痛苦可能远远大于第二个情妇受虐的痛苦。使他抱怨替罪羊的那个强迫感，亦即导致他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那个强迫感，当然已从第一个情妇转向了第二个情妇。他想摆脱而又摆脱不掉的是第一个情妇。在笔迹研究方面我不是权威，对从笔迹推断性格的技术也不很重视；更不相信用这种方式有可能预知书写者的将来。然而，你们知道，不管一个人对笔迹学的价值做什么感想，这样一个事实是绝没弄错的：当笔迹学专家许诺他眼前的笔迹的书写者会于几天内自杀时，也不过再现了询问者强烈的私欲。后来第二个报告也是同类事件，但那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潜意识欲望，而是从笔迹专家口里清楚表示出来的询问者的初发怀疑与担忧。附带说一下，在精神分析治疗的帮助下，我的病人成功地走出了他曾沉溺其中的怪圈，并在此怪圈之外找到了他的恋爱对象。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听到了梦的解释和精神分析一般是如何帮助神秘主义的。我已用几个例子向你们表明，正是借助于上述两种方法，原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事实才被公众所理解。对于我们是否会相信这些发现的客观真实性的问题——毫无疑问，你们对此问题有很大兴趣——精神分析不能给予一个直接的答复。但是，借助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材料，易给人留下一个完全有利于做出肯定答复的印象。然而，你们的兴趣不会到此为止。你们想知道那些精神分析没有涉猎的更加丰富的材料证明了什么样的结论。但在这里我无法满足你们的兴趣，因为它已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我进一步能做的唯一事情是向你们报告几种观察，这些观察至少是和精神分析关系密切，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甚至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可能得到的。我想举一个例子——后来该例在我脑中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将详细地论述它，希望你们能留心其中许多的细节，虽然如此，可我不得不丢掉很多本可以大大增强该观察说服力的细节。在此例中，事实显而易见，而不需要借助精神分析进一步阐释。然而，在讨论它时，若没有精神分析的帮助，我们的讨论也无法进行。但我预先要告诉你们，在精神分析情境中，该例虽有非常明显的思维迁移，但并不排斥人们产生的各种怀疑，也不允许我们赋予某种资格以支持神秘现象的真实性。
那么且听听看吧：1919年秋的一天，大概在上午10点45分，我正在给一个病人看病，刚从伦敦来的弗西斯（D. Forsyth）博士递过他的名片拜访我（我确信，假如我以这种方式泄露下面这个事实：他在我的引导下，用了几个月时间研究我的精神分析技术，我的这位来自伦敦大学的令人尊敬的同事，将不会把其作为一件不慎重的事情来看待）。当时我仅有匆忙招呼他一下的时间，于是约定以后会见他。弗西斯博士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因为战争缘故我与外界中断联系之后，他是来拜访我的第一位外国人，他给我带来了美好时光的希望。稍后，即11点钟，我的一位病人P先生来访。他是一个四五十岁、聪明而友善的人，他是以与女人有性交困难而开始拜访我的。他的病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很早以前，我就提议停止治疗，但他却希望治疗继续保持下去，这显然是因为他把对父亲的温柔的爱转移给我，并从中感到安慰。在那个时期诊金是毫不重要的：这种治疗费用很少。给他治疗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充满刺激和活力的，结果，没有考虑医疗实践的严格规则，精神分析工作往往延长到一个预定的时限。
那天，P有与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意图，并又一次提到一个可爱、泼辣而身无分文的女孩，他觉得，要不是她仍是一个处女这一事实挫消了他的任何严肃企图的话，他有可能会与她性交成功的。以前他也常向我提及她，但那天他第一次告诉我，虽然她并不知道他发生性交困难的真正原因，但她经常管他叫“Herr von Vorsicht”（预知先生）。听到这个信息后，我大吃一惊，弗西斯博士的名片还在身边，于是我就将此名片拿给他看。
这些都是该例的事实。我敢说你们会认为它们是毫无价值的，但请继续听下去，后面还有更多的事实。
在他年轻时，P先生曾在英国待了几年，自那时起，他一直保留着对英国文化的不可磨灭的兴趣。他拥有一个藏书颇丰的英文藏书库，并且过去常常从那里带书给我看。因他之故，我结识了本涅特（Bennett）、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之类的作家，直到那时，我才拜读了他们的著作。有一天，他借给我一本题为《有产者》的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故事在一个作者取姓为“福尔赛（Forsyte）”的家庭中展开。非常明显，高尔斯华绥本人也深爱这个家庭，因为在其以后一些作品中，他不断地写到这个家庭中的成员。最后他将所有有关这个家庭的故事汇集成册，取名为《福尔赛世家》。仅仅在我提到的那件事发生前不久几天，他还给我带来这套书中新出的一册。“福尔赛”这个姓和作者力求刻画的所有典型事件在我和P先生的交谈中也起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两个彼此了解甚深的人之间容易形成的秘语的一部分。这些小说中的姓——“福尔赛”（Forsyte）——与我的来访者的姓——“弗西斯”（Forsyth）——差别非常小；而且按照德国人的发音，二者之间的差别简直无法辨别；有一个具有意义的英文单词“foresight”（预见）的发音方式，与上面二词相同，将它译为德文就是“Voraussicht”或“Vorsicht”。所以，P先生从他私人所关心的事实中选出这个姓，结果这个姓恰恰是在同一时期我所关心的；关于这一点，他是没有意识到的。
你们将会同意，现在开始看得更清楚了。但是，我认为假如我们分析阐明了P在同一时期的另两个联想，我们就会对这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有更强烈的印象，甚至能明晰其决定意义。
第一个联想：在这次见面前一个星期的一天8点钟，我没有等到P先生，便外出拜访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当我发现P先生恰好住在同一栋楼的另一层时，我感到很吃惊。由于这件事，我后来跟P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曾到他家去拜访过；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去那个公寓拜访的人的姓。现在，即谈到“Herr yon Vorsicht”后不久，他问我，弗洛英德—奥特里格（Freud—Ottorego）——正在Volksuniversit t讲授英文课程——是否可能是我的女儿。在我们的长期交往中，他第一次如同我已习惯于被工作人员、官员和排字工误称的那样，将我的姓“Freud”误为“Freund”。
第二个联想：在同一时期结束时，他告诉我一个梦，他被该梦吓醒——他说这是一个十足的“噩梦”（Alptraum）。他补充说，不久前他忘了英文中“噩梦”是怎样拼写的，当有人请他说出英文“噩梦”一词时，他竞将“噩梦”一词说成是“马厩”（a mare’s nest）。当然这是很荒唐的；他继续说，“a mare’s nest”意指某种不可信的谎言而“Alptraum”应译为“nightmare”（噩梦）。这个联想与先前的那个联想间唯一的相同之处好像就是同为英文。然而，我却想起一件发生在大概1个月以前的一件小事情。当一个来访者——我在伦敦的好友琼斯（F）博士——在久别之后不期而至时，P和我正坐在房间里。于是，我暗示琼斯先到隔壁房间等一下，等我与P谈完。然而，P立即就从候诊室里挂着的照片中认出了他，甚至表示希望被引见。琼斯是一本论噩梦的专著的作者，我不知道P当时是否熟悉它，他避免阅读精神分析的书籍。
现在，我想探讨通过对呈现于你们眼前的，关于P的联想的背景和动机的研究可获得什么样的分析性理解。“Forsyte”或“Forsyth”这个姓对于我和对于P有相似的意义；我把我对这个姓的熟悉完全归功于他。显著的事实是，由于新出现的一件事——伦敦医生的到来，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个姓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而仅在此后极短的时间里，他就把这个姓带进了正在进行的精神分析之中。但是，这个姓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出现的方式可能与事实本身一样，是非常有趣的。例如，他不说：“我正好想‘Forsyte’这个你在小说中熟悉的姓。”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姓的来源，却能把它引入自己的经历中，从而说出它——这是一件很久以前就可能发生、但直到那时才出现的事。他当时所说的就是：“我也是一个福尔赛，那个女孩就是这样喊我的。”我们不难知道这句话所表达的，是嫉妒的需要和悲哀的自我贬低的混合物。假如我们用下述方式把这句话表达完整，我们将不会误入歧途：“你的心思如此专注于这个新来访者，这使我受到了感情伤害。再回头注意我吧，毕竟我也是一个福尔赛——虽然像那姑娘所说，事实上我仅是一个预知先生。”随即他的思路沿着“英国人”这个联想的线索，追溯到上述两个事例，这两件事能使他产生同样的嫉妒感。“几天前您曾拜访了我的公寓——但不是去看我，而是去拜访弗洛英德先生。”这一想法使他将“Freud”扭曲为“Freund”。由于作为一位英文教师，她提供了最明显的联想，故而来自课程表上的“Freud—Ottorego”必定在此出现；并且，几个星期前的另一位来访者现在也出现在回忆中，毫无疑问，他对这个来访者也是同样嫉妒的，但又感到自己不是这个来访者的对手，因为琼斯博士有能力写两本论噩梦的专著，而他自己至多只能做这样的梦。他所提及的在“a mare’s nest”一语的意义上所犯的错误也与此有关，因为它只能意味着：“毕竟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就像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福尔赛一样。”
这里，我不能用不合适或不明智等词语来描述他的嫉妒感。他曾被告诫过，只要外国小学生和病人返回维也纳，他的精神分析治疗，还有我们的联系便可能结束，而且此后不久，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我们取得了一次如此成功的精神分析工作：对由他在同一时间内提出的、并为相同的动机所激励的三个联想进行了解释；这个解释与下述另一个问题没有多大关系；若没有思维迁移，这些联想是否能够形成？这个问题都出现在三个联想中，并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P能知道弗西斯博士刚对我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拜访吗？P能知道我到他的公寓去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名吗？P知道琼斯博士已写了一本论噩梦的专著吗？或者，这仅是我对出现于他的联想中的这些事的认识？我的观察是否能得出有利于思维迁移的结论，将决定于对这些不同问题的回答。
让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搁置一下，因为另外两个问题更易于解决。我去他的公寓拜访一事，初看起来具有特别的说服力。我断定，我在简略而玩笑式地提到我曾拜访他的公寓时，并没有说到我拜访的人的姓。我想，P绝不可能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名。我更相信他完全不知道那个人的存在。但这个例子所提供的证据价值被一偶然事件完全毁了。我去公寓拜访的人不仅叫“Freund”，而且还是我们大家的真正朋友。此人就是弗洛英德博士，他的捐款使我们创建出版社变为可能。他的早逝，以及几年后我们的同事阿伯拉罕（Karl Abraham）的去世，是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不幸。所以，我有可能曾对P先生说过：“我在你的公寓里拜访了一个朋友（friend＝freund）。”由于这种可能性，他的第二联想的神秘性便烟消云散了。
同样的，第三个联想在我们心中产生的神秘性印象也相当快地消失了。假如P从未读过任何精神分析的著作，他也能知道琼斯出版过一本论噩梦的著作吗？是的，他能。他拥有来自我们出版社的许多书，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可能看到过用于做广告的、登于封皮上的新出版物的标题。这无法证明，但也不可否定。因此，沿着此途径，我们不能得出结论。令我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像许多类似的观察一样，有着相同的弱点：记录得太迟，并且讨论时，我既不能再看到P先生，也不能进一步向他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