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得知，童年初期虚弱的和不成熟的自我在其努力避开那个生命时期特有的危险时，是怎样受到加之于它的压力和长久伤害的。儿童通过他们父母的关心而得到保护，以防止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着他们的危险。他们为这种安全感付出的代价是对失去爱的恐惧，失去爱会使他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危险，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一个男孩发现自己处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境况中，从原始根源得到加强的阉割危险对他的自恋构成威胁的时候，上述的因素就会对冲突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迫于当前实际的危险和有其种系发生基础而回忆到的危险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儿童开始尝试进行防御（压抑），这暂时是有效的。然而，当后来性生活重新活跃，从而对过去受到拒斥的本能欲望带来强化时，在心理上就变得不适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就必然会认为自我控制早期性兴奋的任务是完全失败的，也就是当时它的不成熟对此还难以胜任。我们从自我的发展落后于力比多的发展当中，会了解到导致神经症的基本前提。我们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儿童的自我不承担这个任务——就是说，如果儿童的性生活可以听其自由，就像在许多原始人中发生的那样，神经症就能够得到避免了。很可能神经症疾患的病因要比我们在这里描述得更为复杂，即便如此，我们也至少说明了致病情结的一个基本的部分。我们不应该忘记种系发生的影响，它以某种方式被表现在本我中，其形式我们还不能掌握。并且它必定会作用于自我，这种作用在早期比在后期更强而有力。在另一方面，我们逐渐认识到，那种压抑性本能的早期尝试，使得幼稚的自我产生支持外部世界而反对内部世界的强烈倾向。后一种态度是由禁止婴儿性欲所造成，它对个体后来为文化所做的准备不能不产生影响。被迫放弃直接满足的那些本能欲望不得不进入新的导向替代满足的渠道。在这些迂回的过程中，它们也许变得失去了性的特性，并且它们与其起初的本能目标的联结也会变得更松散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预期得出这种论点，即我们文明的许多具有很高价值的宝贵财富，都是牺牲了性欲和通过对性驱力的限制而获得的。
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强调这样的事实，即自我把它的起因和它所获得的最为主要的特性都归之于它与外部现实世界的联系。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自我又一次十分接近于本我的种种病理状态，是基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中断或松动。这非常符合我们从临床经验得到的认识——即精神病爆发的诱因或者是现实变成使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或者是本能变得异常强烈——由于本我和外部世界竞相对自我提出要求，两者肯定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如果自我与现实能够始终保持分离，精神病的问题就会是简单明了的。但这种情况绝少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甚至只要远离外部世界现实，他就会陷入一种幻觉混乱的状态。一个人可以从愈后的病人那里了解到，当时在他头脑的某个角落（如其所说）还有个隐藏着的正常人，像个冷眼旁观者，观看着在他身边流逝着的病态喧闹。我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般情况都是如此，但我能报告出发病过程不很剧烈的其他一些精神病具有相同的表现。我想起一例慢性偏执狂，当每次忌妒发作之后，患者的梦境都会向分析者转达出爆发缘由的准确写照，而不受任何妄想的影响。这显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当我们习惯于从神经症患者的梦去发现与他们醒着的生活不相容的嫉妒时，在这个精神病病例中，白天支配着病人的妄想却在他的梦中得到了纠正。发生在所有这些病例中的精神的分裂，我们可以认为大体是真实的。形成的两种精神态度取代了单一的态度——一种是正常的态度，注意于现实；另一种态度则是在本能的影响下，自我与现实相分离。这二者相伴并存，其结果依赖于他们相对的强度。如果后一种态度是强有力的，或变得强而有力，那就出现导致精神病的必要前提。如果关系正相反，那么妄想性障碍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这仅仅是退回到潜意识当中——大量的观察使我们相信，当妄想明显表露之前，它早已预先存在了。
这种看法，即假定在所有的精神病中都有自我分裂的看法，如果不能实际用来说明其他更类似神经症的状态，以及最终不能实际用来说明神经症本身，那它就不能吸引广泛的注意。我最早是在恋物癖的病例中逐渐确信这一点的，这种变态可以被看作是性反常行为之一。如众所周知，它是基于病人（几乎总是男性）否认女性没有阳具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他是极不合宜的，因为这证明了他自己有受到阉割的可能性。因此，他拒不承认他自己具有关于女性生殖器缺少阳具这种感官知觉，并坚持相反的信念。可是，未被承认的知觉并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断言他真的看到了阳具，他拿其他的什么东西去加以代替——身体的一个部分或某一别的对象——并委之以阳具的角色，这是他不能没有的。替代物通常是他在看到女性生殖器的时刻实际看到的某种事物，或者是能适当地作为阳具的象征性替代物的某种事物。此刻，把物恋的对象当成自我分裂来加以描述是不正确的，这不过是借助于移置作用而形成的妥协，在梦中就常有这种情况。但观察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创造出物恋的对象，是出于试图消灭阉割可能性的证据，从而能够避免对阉割的恐惧。要是女性像其他生物一样拥有阳具，一个人就没有必要担心会失掉自己的阳具。此时我们发现，有恋物癖的人发展了与没有恋物癖的人相同的阉割恐惧，并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他们的行为同时表达了两个相反的前提。一方面，他们拒不承认他们的知觉事实——即他们看到了女性的生殖器没有阳具。另一方面，他们知晓女性没有阳具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两种态度并行存在于他们的整个一生，而却没有相互的影响。在此，才可以正确地把它称之为自我分裂。这种情形也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恋物癖怎么经常地得到有限的发展，它并不完全制约着对象的选择，而是或多或少地为正常的性行为留下了余地。实际上，有时它退而表示有节制的作用，或只限于暗示，因此，有恋物癖的人从没有做到过自我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完全分离。
绝不应该认为，恋物癖提供的是有关自我分裂的特例，它仅仅是用来探讨问题的一个特别便利的论题。让我们回到自己的主题上来，儿童的自我在现实世界的支配下，会通过人们所称的压抑来摆脱不合宜的本能要求。现在，我们将通过进一步的主张补充这一点。在这同一生命阶段，自我经常发现还要抵挡来自外部世界而使自己感到苦恼的某种要求，这是依靠不承认对这一现实要求的知觉而做到的。这种不承认经常地发生，而且不仅仅为有恋物癖的人所具有。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研究它们，均表明与现实相分离的尝试都是折衷的、不完全的。它们的不承认总是由一种承认所补充，两种相反的而独立的态度总是引起和导致自我分裂的局面，其结果再次依赖于二者哪一个能够具有更大的强度。
我们刚才论述过的有关自我分裂的种种事实，都不像它们起初出现时那么新奇了。这实际上是神经症的一般特征，它存在于主体的精神生活中，涉及某种特殊行为，即两种彼此相反而又相互独立的不同态度。可是，就神经症来说，这两种态度之一属于自我，另一相反受到压抑的态度则属于本我。这一情况和另一情况（上节已加以讨论）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地形学的或结构上的区别。在个体的例证中，要确定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个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它们通常有下列共同的特点，无论自我在其防御的努力中做了什么，不管它是否试图拒不承认外部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也无论它是否试图抵制来自内部世界的本能愿望，它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全面的无条件的。结果总是取决于两种相对立的态度，二者不论强弱胜负都同样导致了精神的复杂性。最后，唯一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意识知觉对所有这些过程取得的了解是非常少的。
九、内部世界
我们尚没有办法转达一组复杂的同时性事件的知识，而只有按顺序地加以描述。因而，这导致了所有我们的解说都只好开始于片面的简单化，直到它们能够得到补充，得到发展，并得到完善。
自我的图景可写照如下：它介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它接纳前者的本能要求，以便使其得到满足；它从后者引发出知觉，并作为记忆加以利用；它刻意自我保护，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过度要求；同时，它的全部决策都听命于修正了的快乐原则。自我的这幅写照实际上仅可应用于童年初期结束之时，即到大约5岁。就在这个岁数前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至少是部分地不再作为对象，而是通过认同作用被纳入了自我，变成了内部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的精神构成部分继续发挥着迄今为止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们（被放弃的对象）所起的作用：它观察自我，命令自我，评判自我，并以处罚来威胁自我，简直就如同它所取代的父母。我们把这个构成部分称作超我。我们能意识到它，是由于它作为我们的良心而起到的评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常常表现得很严酷，真正的父母并未对此提供固定模式。超我要求自我不仅要说明自己的活动，而且同样要说明自己的思想和没有得到实施的意图，它似乎对这一切都有所觉察。这提醒我们，俄狄浦斯传说中的英雄也会对他的行为感到内疚，并使自己受到自我处罚，尽管由我们和他自己审判的罪过是由不可违抗的神谕力量造成的。超我事实上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它只是在情结得到解决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为此，它的过分严酷就不是照搬现实的模式，而是与用来抵御俄狄浦斯情结诱惑的力量相符合的了。对这一事实的某些怀疑必定是出自哲学家及其信徒的主张，即道德感并不是由教育逐渐灌输给人们的，或者并不是人们在其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而是从更深远的根源被注入给人们的。
当自我与超我非常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时，要区别它们的表现很不容易。但它们之间的紧张和疏远却会使它们自身显而易见。良心的责备引起的苦恼与儿童对失去爱的恐惧十分一致，现在，这种恐惧已为道德的力量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制了超我的诱惑，并做了一些反对超我的事，自我就会感到提高了自信心和加强了自尊心，好像取得了某些宝贵的收获。在这一点上，虽然超我已经变成了内部世界的一部分，但它对自我仍旧扮演着外部世界的角色。在整个后来的生活中，超我都体现着一个人童年期的影响，即父母对他的抚养、教育的影响，和他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由于共同的家庭生活，大大地延长了人类的童年期。而总的来说，超我感受的不仅是父母的个人品质，而且是对它自身可发挥决定性影响的一切。如他们从属的社会等级的趣味和标准，以及他们所属民族的固有意向和传统。喜欢高度概括和明确区分的人也许会说，个体与父母相分离之后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代表着现实的力量；他的带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着有机体的过去；后来逐渐把外部世界与本我联结起来的超我，更多地代表着文化的过去，这似乎是儿童在早期生活的几年期间作为遗留经验所必须重复的经历。这样的概括不可能是普遍正确的。文化产物的某些部分无疑在本我中会遗留下它们的沉淀物。超我所起到的大部分作用是在本我中唤起回响，许多儿童的新经验将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些早期种系发生的经验的重演。
你所拥有的来自于你的父亲，
获得它使之成为你的。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的位置，它本身合并了现在和过去的影响。在建立超我的时候，可以说在我们面前就有一种方式，以这个方式。现在被转变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