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三个地方组织：一个在柏林，主席是阿伯拉罕；一个在苏黎世，该组织的首脑已成为整个学会的主席；一个在维也纳，我把指挥权授予阿德勒。后来在布达佩斯又成立了第四个组织。布洛伊勒因病未出席这次大会，他对于加入这个总会犹豫不决；确实，他是在和我做了一次私人谈话之后才被说服而加入了这个学会，但不久又由于在苏黎世一次不同的意见争论而退出学会。这就割断了苏黎世和伯格尔斯立机构之间的联系。
纽伦堡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精神分析中心杂志》，为了这份刊物阿德勒和斯泰克尔联合起来了。最初显然是想代表反对意见的：这就意味着想为维也纳争回由于荣格当选主席而受到威胁的盟主权。但是，当这个刊物的两位创办者在难以找到一个出版商的困难情况下，使我确信了他们的和平意图，并且把允许我行使否决权作为其忠诚的一项保证时，我便接受了对这个刊物的指导工作，并且为这个新的刊物而精力充沛地工作；第一期于1910年9月出版。
现在我将继续讲述精神分析代表大会的历史，第三次代表大会是1911年9月在魏玛召开的，在总的气氛和科学兴趣方面比前两次大会更加成功。曾出席了这次大会的普特南后来在美国声称，这次大会使他非常愉快，他对与会者的“心理态度”（the mental attitude）表示了他的敬意，他还引用了我曾用过的与此有关的一段话：“他们学会了忍受真理。”（普特南，1912）这是事实，凡是参加科学大会的人都会留下对精神分析学会的良好印象。我亲自主持了前两次大会，我允许每一个发言者有充分的时间宣读他的论文，把讨论留到以后在参加大会的成员之间私下进行。作为主席的荣格，接管了在魏玛大会的指导工作，并重新引入了在每次宣读论文之后进行正式讨论的做法，但是，这在当时还没有引起任何困难。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是两年以后（1913年9月）在慕尼黑召开的。所有与会者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这次大会是荣格以一种不适当的错误方式主持召开的；发言者有时间限制，而且讨论以绝对优势压倒了论文的宣读。由于一次预谋的机会，碰巧那个恶魔霍奇（Hoche）进入召开大会的那座大楼。霍奇本来应该毫无困难地承认他是胡说八道，分析学家说他的胡说把精神分析描述为盲目追随其领袖的一个狂热的派别。使人疲倦、令人厌恶的议程在重新选举荣格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之后结束了，他接受了这一职务，虽然有五分之二的与会者不愿意让荣格作为他们的支柱。我们四散而去，没有任何再次相会的愿望。
大约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力量是这样的：维也纳、柏林和苏黎世的地方组织早在1910年纽伦堡大会时就已成立了。在1911年5月增加了慕尼黑的一个组织，主席是塞福（L. Self）博士。同年第二个美国地方组织在布里尔的领导下成立，名称为“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在魏玛大会期间批准成立美国的第二个精神分析组织；该组织是第二年成立的，命名为“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全美国的会员；普特南当选为主席，琼斯为秘书。在1913年慕尼黑大会之前不久，布达佩斯成立了地方组织，主席是费伦茨。此后不久已经回到英国去的琼斯成立了第一个英国的组织。这些地方组织（现在共有8个）的成员状况，当然，我们未能提供任何手段来估计未组织起来的精神分析的学生和拥护者的人数。
精神分析杂志的发展情况也值得简述一下。其中第一种是一系列专题文章，题目是《应用心理科学论文集》，自1907年以来不定期出版，现已发行15期（出版者最初是维也纳的海勒，后来是F. 德提克）。这些专题文章包括弗洛伊德的论文（第1和第7期）、黎克林、荣格、阿伯拉罕的论文（第4和第11期）、兰克的论文（第5和第13期）、萨杰、普费斯特、格拉夫、琼斯的论文（第10和第14期）、斯托福和凡·哈格海尔缪斯的论文。当《意象》杂志创办时（过一会儿将要提到［第47页］），这种出版形式不再具有同样的价值。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之后，创办了《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在荣格的编辑下出版了五年，现在又重新再版，有两个新的编辑，并且名称也有少许变动，称为《精神分析年鉴》。它的意图不再像近年来那样，仅仅是一个出版自用著作的仓库，而是通过编辑们的活动，使《精神分析年鉴》致力于完成在精神分析领域内所做的一切工作和所取得的一切进展这个目的。我已经提到的那个《精神分析中心杂志》（这是在1910年纽伦堡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后由阿德勒和斯泰克尔创办的），在短暂的发行期间经历了剧烈动荡的发展过程。早在第1卷的第10期上（1911年7月），有一条通知出现在头版上，内容是，由于和刊物指导者学术观点上的分歧，阿德勒医生决定自愿退出编辑工作。此后斯泰克尔医生留任为唯一的编辑（从1911年夏天开始）。魏玛大会（1911年9月）把这份中心杂志的地位提高为国际学会的官方刊物，并且适用于全体会员，这样又反过来增加了每年的订购量。从第2卷的第3期开始（1912年冬，12月），斯泰克尔成为唯一对其内容负责的人。他的行为（要对此发表一篇报导并非易事）迫使我放弃了对该刊物的指导，并且急忙为精神分析创办了一个新的刊物《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经过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和那个新出版商雨果·海勒（Hugo Heller）的齐心协力，第1期在1913年1月出版了；因此这份杂志就取代了《中心杂志》而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官方刊物。
同时，早在1912年，一个完全是为了把精神分析应用于心理科学的新刊物《意象》杂志（海勒负责出版），由汉斯·萨克斯医生和奥托·兰克医生创办出版。《意象》杂志现正发行第3卷；读来妙趣横生，订户日益增多，有些订户几乎和医学分析毫无关系。
除了这四种期刊出版之外（即《应用心理学论文集》、《年鉴》、《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德国国内外的其他杂志也发表了一些可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章。莫尔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指导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对精神分析作出了如此卓越的贡献，因而我们必须把这份杂志看作是美国精神分析文献的主要代表。1913年冬，怀特（White）和杰里佛（Jelliffe）在纽约创办了一个完全致力于精神分析的新刊物《精神分析文摘》。毫无疑问，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就是说，在美国大多数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医务人员都感到德语是个难关。
我现在必须提及在精神分析的信徒中发生的两次退出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10年学会的建立和1911年魏玛大会期间；第二次发生在此后，并且在1913年慕尼黑大会上变得明显起来。假如我在分析治疗中更多地注意病人的这些反应，那么，他们使我感到的失望就可能会避免。我当然非常清楚地懂得，任何人在初次探讨精神分析这个不受欢迎的真理时都会逃跑的；我始终认为，每个人对精神分析的理解是受他自己的压抑（或者宁可说，受支持这些压抑的抵抗）制约的，这样，在他同精神分析的关系中就不能超越某一特定的界限。但是，我却未曾想到，一个已经在精神分析的理解上达到了一定深度的人竟然置这种理解于不顾，并把它丢弃了。不过，治疗病人的日常经验已经表明，每当在心灵的任何深度产生特别强烈的抵抗时，都会引起病人对分析知识的完全抵抗；一个人在费力地使病人掌握一部分分析知识，并使他像支配自己那样在支配这些知识方面，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还可以看到，在他控制了下一步的抵抗之后，就会把他学会的一切都抛弃不顾，而且还进行防御，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初学者所做的那样。这使我不得不认识到，在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身上所能发生的事和在分析中病人的行为如出一辙。
要写出这两次退出事件绝非易事，也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部分的原因是，我没有如此强烈的这样做的个人动机——我既不奢望得到感谢，也不想在任何有效程度上施加报复——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知道，假如这样做，我将会使自己受到人们的抨击，说我是一个不太严肃认真的对手，而且这样做会给精神分析的敌人提供这种他们非常渴望看到的情况——“精神分析学家们互相攻击，四分五裂”。在为了不至于受到精神分析之外的对手们的攻击而进行了极大的自我克制之后，我现在被迫奋起反击这些以前的精神分析追随者们，或者说是这些仍然愿意自称为精神分析追随者的人们。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别无选择；只有懒惰或懦弱才会使一个人保持沉默，而沉默所造成的危害比已经存在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一个追随其他科学运动发展的人都会知道，同样的动乱和意见分歧也会在这些运动中出现。也可能是这些动乱和意见分歧在什么地方更小心翼翼地隐蔽着；但是，拒绝接受这么多传统理想的精神分析，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得也更加真实。
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倒退是，我不能完全避免使这两个反对运动在分析之下原形毕露。但是，把分析用于辩论是不合适的；因为分析往往是以被分析者的赞同和有主有从的情境为先决条件的。因此，任何一个出于辩论目的而从事分析的人，一定期望那个被分析的人反过来用分析来反对他，这样，这个讨论将会达到一种不可能使任何不偏不倚的第三者确信的状态。因此，我将最大限度地克制轻率地使用对我的敌人才使用的那种分析的知识和攻击；我还要指出，我并没有把任何科学的批评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我对可能包含在我所反对的这些理论中的真理并不关心，我也不想驳斥这些理论。我想把这项任务留给精神分析领域的其他有资格的工作者去完成，事实上，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我只想表明，这些理论是反驳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并且说明是在哪些观点上反驳的），为此这些理论是不应该称之为精神分析的。因此，我利用分析只是为了解释精神分析的这些分歧是怎样在分析学家中产生的。当我涉及产生分歧的要点时，我将不得不用某些纯批判性的言词来保卫精神分析的正当权益。
精神分析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解释神经症；它把抵抗和移情这两个事实作为出发点，还探讨了第三个事实（遗忘症），用神经症中的压抑理论、性动机理论和潜意识理论对这些病况进行解释。精神分析从未要求全面提供关于人类心理的一般状况的全部理论，而只期望它所提供的理论应该用来补充和纠正用其他方法所获得的那种知识。但是，阿德勒的理论完全超出了这一点；他的理论寻求一举解释人类的行为和特点，以及人类的神经症和精神病。这个理论与其说适合于神经症领域，倒不如说更适合于任何其他领域，虽然有理由说，这个理论和它仍然十分重视的它的理论发展史是有联系的。多年来我有机会研究阿德勒医生，也从未拒绝承认他的不同寻常的能力，并且为他做了特别深思熟虑的安排。作为他声称受到我的“迫害”一事，我可以指出这个事实，在学会成立之后，我让他做维也纳小组的领导者。直到学会的全体成员提出迫切要求，我才被说服重新主持精神分析的学术大会。当我发现阿德勒恰恰是在判断潜意识材料上多么缺乏才能时，我就改变了想法，而期望他能成功地发现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联系以及精神分析和本能过程的生物学基础的联系——根据他所做的“器官自卑”（organ—inferiority）。这一有价值的研究来看，这个期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他确实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卓有成效；但他的工作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用他自己的“难懂的话”来说——是想证明精神分析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错误的，由于精神分析轻率地听信了神经症患者的话，而把这么多重要的东西都归因于性动机的力量。我甚至可以公开指出他的研究的个人动机，因为他曾当着维也纳小组的一小部分人的面宣布：——“你以为使我的一生处在你的保护之下会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吗？”当然，一个年纪轻轻的人自由地承认他的勃勃雄心，我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猜测，他的工作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但是，即使一个人受这种动机支配，他也应该知道如何用他的良好的社会机智来避免英语所谓的“不公平”（unfair）——这在德语中只能用一个更粗鲁的词来表达。阿德勒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获得成功，这一点可以通过大量出现的有损于他的著作的微小恶意表现出来，并通过他的作品所包含的那种无法控制的渴望获得优先权的迹象表现出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中，我们确实曾经听到他要求获得提出“神经症统一”（unity of the neuroses）和神经症的“动力观”（dynamic view）概念的优先权。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始终认为这两个原则是我在认识阿德勒之前提出来的。
不过，和阿德勒进行的这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已经产生了一种必定会有益于精神分析的好处。在不可调和的学术上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之后，当我被迫让阿德勒辞去《中心杂志》的编辑职务时，他同时也脱离了维也纳学会，并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最初采用了一个雅致的名称“自由精神分析学会”。但是，和精神分析毫无联系的局外人，在识别这两种精神分析观点之间的差异方面的不熟练，就像我们欧洲人在发现两个中国人的脸之间的那些差异一样。“自由”精神分析是受“官方的”、“正统的”精神分析保护的，并且只作为后者的一个附属组织来对待的。然后，阿德勒采取了一个使我们非常感激的措施；他断绝了同精神分析的一切联系，把他的理论命名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在上帝创造的这个地球上有足够的空间，任何人都完全有权在地球上毫无阻拦地到处闲逛；但是，要使已经不再相互理解并且互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一个家庭里，却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现在是许多和精神分析相对立的心理学派别之一，它的进一步发展与我们的精神分析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