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不会忘记指出，当时在这两个学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种分歧。早在1897年，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这则病症具有偏执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疗方法无法摆脱荣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像解释这种疾病的神经机制那样来解释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这种机制和已经发现的癔症的机制一致起来。那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弄清楚，因为我那时正致力于神经症的力比多理论（libido theory），该理论打算把所有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现象都解释为从力比多的失常变化所发生的，也就是，解释为从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发生转移。这种观点都被这些瑞士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各种形式的早发性痴呆都有器质性的原因；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上，荣格支持这种疾病的原因是一种毒素理论，而没有考虑到力比多理论，虽然它确实并没有把力比多理论排除在外。他曾于1907年发表专论这种疾病的著作。后来（1912），由于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绝使用的过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种观点上陷入悲境。
瑞士学派做出的第三项贡献可能完全归功于荣格，对此我的评价并不像其他那些对这些问题更不关心的人那样高。我指的是从《诊断的联想研究》发展起来的“情结”理论。它自身既没有产生一种心理学理论，也没能证明可把它轻而易举地结合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关系中。另一方面，“情结”这个词可以说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很自然的东西了；对于描述性地概括某种心理状态来说，它是一个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术语。精神分析为了本身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其他术语没有一个得到这样广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滥用而使较明白的概念结构受到损害。分析学家开始在他们中间谈论一种“情结回归”（return of a complex），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被压抑的观念回归到意识域”（return of the repressed），或者习惯上说：“我有一种反对他的情结。”在这里唯一正确的表达将是“一种针对他的抵抗”。
1907年以后，当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联合起来时，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别汹涌的浪潮，这种势头就是在今天也还能感觉到。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献的传播和那些实践与研究精神分析的医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在会议上和在学术界对精神分析的频繁攻击中表现出来。精神分析已渗透到最遥远的大陆，不仅处处使精神病学家们感到吃惊，而且还博得其他领域有教养的公众和科学工作者们的注意。霭理士（Haveloek Ellis）虽然从未自称精神分析的信徒，但却一直同情地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1911年他在为大洋洲医学会议做的报告中写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仅在奥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我毫不怀疑还在澳大利亚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和实施。”一位智利的医生（很可能是个德国人）在19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支持幼儿性欲的存在，并高度称赞精神分析治疗对强迫性症状的效用。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的一位英国神经学家通过一位访问欧洲的著名同事告诉我，他对穆斯林印度实施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神经症病因和我们在欧洲病人中发现的并无二致。
精神分析引入北美，受到非常特殊标记的尊敬。1909年秋，马萨诸塞州沃西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邀请荣格和我参加庆祝建校20周年纪念日，在大会上我用德语做了多次演讲。使我们大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在这所小而精并受人敬重的大学里，研究教育和哲学的师生们竟然如此毫无偏见，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所有文献都很熟悉，并且在他们给学生的讲课中也赋予精神分析以一席地位。自由和科学地讨论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可能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事，在一本正经的美国人，至少在学院范围内是可能的。我在沃西斯特的五次即席演讲，用英语在《美国心理学杂志》（1910a）上发表，以后不久用德文以题为《论精神分析》发表。荣格宣读了一篇关于诊断学的联想实验论文和另一篇论儿童心理冲突的文章。我们得到了法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奖励。在沃西斯特纪念周期间，代表精神分析的五个人中除我和荣格外，还有和我一同旅游的费伦茨、厄内斯特·琼斯（当时他在多伦多大学［加拿大］，而现在在伦敦）和已经在纽约实行精神分析的A. A. 布里尔（A. A. Brill）。
从沃西斯特大会建立的最重要的个人关系是和普特南（James J. Putnam）的关系，他是哈佛大学神经病理学教授。几年前他曾表示了对精神分析不利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很快和精神分析一致起来，并且用一系列形式华美、内容丰富的演讲把精神分析介绍给他的同胞和同事。由于他的崇高道德品质和对真理毫不退缩的爱，使他享有全美国的尊敬，这构成了对精神分析的巨大支持，并且保护了精神分析，使之免遭由于各种反对意见而可能导致的灭顶之灾。后来，通过提出太多具有普特纳姆特点的强烈的道德和哲学倾向，普特纳姆提出了一项据我看来似乎不可能的要求——他期望精神分析能服务于一个特殊的关于宇宙的道德哲学概念——但是，他把精神分析运动的主要柱石保留在他的国土上了。
对于这个运动的进一步传播，布里尔和琼斯应该享有最大的荣誉：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孜孜不倦地引导自己的同胞注意那些在日常生活、梦和神经症中容易观察到的基本事实。布里尔还通过他的医学实践和翻译我的著作而对传播精神分析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而琼斯则通过他的授课和在美国的各种会议上辩论的技巧作出了他的贡献。在美国，由于缺乏任何深厚的科学传统和官方权威的很不严格的规定，这对于斯坦利·霍尔促进精神分析的传播是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那个国家的特点是，教授们和精神病医院的主管们，从一开始就对精神分析表现出像独立开业的医生们那么大的兴趣。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表现出最大抵抗的古代文化中心才一定是对精神分析进行决定性斗争的地方。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至今表现出最不欢迎精神分析，尽管苏黎世的米德（A. Maeder）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入门在法国做了有益的工作。最初的同情表现在以下几处：墨里乔·布尚（Morichau Beauchant）是公开依附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法国人。里吉斯（Regis）和海斯纳（Hesnad）最近（1914）曾力图通过竭力展示，来排遣他们的同胞对这些新思想的偏见，但这种展示并非总能得到理解，而且特别反对象征作用。在巴黎城有一种信念似乎仍然占优势，［让内（Janet）本人曾在1913年伦敦会议上雄辩地表达了这种坚信］认为在精神分析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对让内的观点加以细微改变的重复，但精神分析中其他的一切却是不好的。确实，在这次会议上，让内一定接受了厄内斯特·琼斯所做的一些更正，琼斯能够向他指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不充分认识。但是，即使我们拒绝让内的若干主张，我们也不能忘记他的研究对神经症心理学的价值。
在意大利，经过几次有希望的开端之后，并没有出现对精神分析真正的兴趣。精神分析通过个人的联系发现了通往荷兰的早期途径：凡·艾姆登（Van Emden）、凡·奥佛逊（Van Ophuijsen）、凡·伦特吉姆（Van Renterghem）和两个斯塔克（Starke）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积极地从事精神分析。英国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发展得很慢，但有理由期望，英国对正义的那种实际而又诚挚的热爱感，将会保证精神分析在英国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在瑞典，成功地进行了海水浴治疗实践的皮埃尔（P. Bjerre），为了支持分析治疗而放弃了催眠暗示，至少在当时是放弃了。沃特（R. Vogt，基督教徒）在1907年出版的《基础精神病学》中表示欣赏精神分析；这样，提到精神分析的第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就是用挪威语写的。在俄国，精神分析已家喻户晓，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几乎我的所有著作和精神分析的其他拥护者的著作都译成了俄文。但在俄国真正透彻地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还不明显；所以俄国医生的贡献在目前还不太值得注意。在那里唯一受过训练的分析学家是在敖得萨开业的沃尔夫（M. Wulff）。主要是由于杰克尔（L. Jekels）才把精神分析介绍到波兰的科学和文化界的。在地理上如此接近奥地利，但在科学上却相距甚远的匈牙利，只出现了一位合作者费伦茨，但他确实是一个足以胜过一个完整的团体的合作者。
关于精神分析在德国的地位，只能说精神分析形成了科学讨论的焦点，并且在医生和外行人中都引起了最强烈的争执。这些争执不仅还没有终止，反而经常爆发争吵，有时还很激烈。直到现在，官方的教育团体还没有一个承认精神分析的。应用精神分析而获得成功的执业医生是少数；只有少数机构，像在克鲁斯灵根（在瑞士国土上）的宾斯万格（Binswanger）和在霍尔斯坦的马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都为精神分析打开了大门。精神分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一度曾是布洛伊尔助手的卡尔·阿伯拉罕一直坚持在柏林的那种批评气氛中。我们可能惊奇，这种情况竟连续几年不变，假如一个人并不知道我的说明只是代表外部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连续几年保持不变。不应认为官方科学的代表、某些机构的领袖以及依赖于他们的那些追随者们的拒绝对此有多么重大的影响。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大声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而它那些受到威胁的拥护者们则保持沉默，这是很自然的。最初对精神分析作出贡献而引起人们满意期待的几位拥护者，后来却在这些环境的强迫下从这项运动中撤退下来。这项运动本身的进步虽然是静悄悄的，但又是肯定的；它经常在精神病学家和外行者中找到新的拥护者，它为精神分析文献带来了日益增多的新的读者，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它的反对者们竟做出更凶猛的防卫。近几年来，我曾多次在某些会议和科学团体做的报告中或在某些出版物的评论中读到：精神分析现在已经死了，被彻底打败了。对这种说法的最好回答是马克·吐温对误发他的死讯的报纸拍去的电文：“对我死亡的报导大大地夸大了。”在每次发出这些讣告之后，精神分析会按期得到新的拥护者和合作者，或者开拓新的宣传途径。因此，宣告死亡和被静悄悄地埋葬相比毕竟是一个进步。
在精神分析向空间扩展的同时发生了内容上的扩展；从神经症和精神病学领域扩展到其他知识领域。我不想详细讨论我们这种学科在这方面的发展情况，因为兰克和萨克斯（Sachs，1913）已经在洛温费尔德的《界限研究》这本书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本书详尽论述的恰恰就是精神分析研究的这一方面。另外，这种发展还处在它的幼儿期；它才刚刚获得一点成功，大部分是尝试性的开端，而部分地则只是一些计划而已。只要是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在这里找到任何责骂的根据。少数的研究者面对着大量的工作，其中大多数人都有自己主要的职业，只能以业余的资格来研究这些不熟悉的科学领域的技术问题。这些从精神分析中派生出来的研究者们不会对他们的业余性保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专家们充当路标和临时替补，等到该轮到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他们就争分夺秒地随意使用分析的技术和原理。然而所取得的结果却不小，其原因部分地归功于分析方法的丰富，部分地则归功于这种环境，即有少数研究者，他们虽然不是医生，却已经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作为他们的终生职业。
对精神分析的这些应用，大多数当然都能追溯到我最早期有关分析的著作中的某种暗示。对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的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考察，使关于心理状况的这个假设成为必要，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状况限制在它们被得到发现的那个领域内。分析由此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对病理现象的说明，而且揭示了它和正常心理生活的联系，揭示了在精神病学和探讨心理活动的大多数其他各种科学之间不容置疑的联系。例如有些类型的梦能够解释某些神话和童话。黎克林（Riklin，1908）和阿伯拉罕（1909）就遵照这种暗示，开始对那些已有定论的神话进行研究，在兰克关于神话学的著作中甚至同意用专家标准进行研究（例如，1909，1911b）。进一步研究梦的象征作用则导致神话学、民间传说问题（琼斯［例如，1910和1912］和斯托弗［1914］）和宗教的抽象观念。在一次精神分析会议上，当荣格的一个追随者证实了早发性痴呆症幻想和原始时代与原始种族的宇宙创始论之间相符合时，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神话学材料后来在荣格试图使神经症和宗教与神话幻想发生相互联系的著作中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尽管公开地受到了批评，但仍然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