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次事件相互之间以及与出埃及之间的年代关系，是非常难以确定的。最接近的历史参照点是由美楞普塔法老（他统治到公元前1215年）的一块石碑提供的，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战斗报告，把“以色列”列入被打败的敌人之中。如果我们把这块石碑的日期作为界限，那么，我们就为从出埃及开始的事件的全部过程（从公元前1350年后到公元前1215年前）留出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但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很可能和我们正在探究其命运的那些部落无关，实际上我们还掌握着更长的时间间隔。后来的犹太民族在迦南定居这当然不是通过一次征服而迅速完成的，而是在起伏不定和相当长的时期中发生的。如果我们摆脱美楞普塔石碑所施加的限制，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把一代人（30年）的时间归于摩西时期，而且至少允许两代人，但很可能更多，一直过渡到在卡代什进行联合的时期。在卡代什和入侵迦南之间的间隔只需很短时间。在前一篇论文［第48页］中所展示的犹太传说，为缩短出埃及和在卡代什建立宗教之间的间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相反的情况则正是我们研究的兴趣所在。
但是，所有这一切仍然都是历史，是为了填补我们的历史知识的空缺，因此部分地重复了我在《意象》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我们的兴趣是追寻摩西及其教义的命运，由于犹太人起来造反而将摩西及其教义置于死地。从《旧约全书》的前几卷作者所做的说明来看，这些记载是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写成的，但当然是依据更早的记载，我们已经发现，在卡代什的联合与建立宗教伴随着一次现在仍然清晰可辨的双方的妥协。一方所关心的只是否认耶和华神是个新的和外来的神，并强烈要求人们忠实于他；另一方则渴望不要忘记他把犹太人从埃及解放出来以及对摩西这个领袖人物的高大形象的珍贵记忆。这一方也成功地把这件事实和摩西这个人物引进来重新说明早期的历史，至少保留了摩西宗教的外部标志--割礼--而且在使用摩西这个名字方面可能还提出了某些限制性条件。我们已经说过，提出这些要求的代表人物是摩西的追随者即利未人的后代，他们与其同时代人和同胞相分离的时间只有几代人，并且仍然保留着对他的活生生的记忆。我们把诗歌般润饰的解说归功于耶和华的信徒们，归功于他后来的敌手埃洛西思的信徒们。这些解说就像一些墓碑，人们对那些早期事件的真实描述--即关于摩西宗教的实质以及这位伟人的暴死--这些被后代人的记忆逐渐忘却的事情，终于在这些墓碑之下永久地长眠了。而且，如果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做了正确的猜测，那就没有什么令人困惑的事情遗留下来；但是，这可能完全可以预示，这是在犹太人历史中关于摩西这一段插曲的最终结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对犹太人那段经历的最强大影响只是在以后才表现出来的，在许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才强制性地变成了现实。耶和华在性格上和周围民族及部落的诸神可能大不相同。的确，他曾与他们进行过争斗，就像那些民族自己相互争斗一样，但是我们不能设想，在那时耶和华的崇拜者们竟然能想到要否认迦南、莫阿布（Moab）或阿马利克（Amalek）等神祗的存在，更不用说想要否认相信这些神的民族的存在。
随着埃克赫那顿而骤然兴起的一神教观念再次陷入黑暗之中，并且要在黑暗中等待很长时间。恰好位于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下方的埃勒芬廷岛上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惊人的信息，犹太人的军事殖民地已在那里定居好几个世纪了。在他们的神庙里；除了主神耶和华外，还有两位女神受到崇拜，其中一个名叫安纳特-耶和华（Anat-yahu）。这些犹太人确实是从他们的祖国分离出来的，并且没有参与那里的宗教发展；（公元前5世纪）埃及的波斯人政府向他们传达了关于来自耶路撒冷的宗教崇拜的新规定。回顾更早的时代，我们可以说，耶和华神和摩西神毫无相似之处。阿顿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和他在人世间的代表--或者更恰当地说，他的原型--埃克赫那顿法老一样，当他的祖先征服过的世界帝国分崩离析时，他却消极地袖手旁观。毫无疑问，对于一个随时准备用武力去占领新的国土的民族来说，耶和华比较合适。应该得到赏识的摩西神中的一切，则完全超出了人们对原始民族的理解。
我已经说过--而且在这一点上我很高兴能够表示赞同其他作者的意见--犹太教宗教发展的核心事实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耶和华神失去了他自己的特点，并且越来越类似于摩西的古老的神阿顿。确实，差别依然存在，人们往往一眼看去就能看出哪些差别更重要；但这些差别是很容易解释的。
在埃及，阿顿是在确定了其属地的一段幸运的时期开始其统治的；甚至当帝国开始濒于危险的时候，他的崇拜者们仍然能够不顾一切干扰，继续颂扬和赏识他所创造的一切。犹太人的命运却是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苦难和痛苦事件；他们的神变得苛刻而严厉，而且陷入意志消沉之中。他仍然保持着统治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宇宙神的特点；但是，对他的崇拜已从埃及人转向犹太人；这个事实在附加的信条中表现出来，即犹太人是他选定的子民，他们所尽的特殊的义务最终也将得到特殊的奖励。让悲惨地经历了其不幸命运的这个民族去顺从地相信他们被万能的神所选中，这恐怕并不容易。但他们并不允许自己被这些信念所动摇：他们却增加了自己的罪恶感以便压制他们对上帝的怀疑，或许他们最终视之为“上帝不可思议的教令”，就像当今时代虔诚的人们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还倾向于感到困惑，他竟然允许一个接一个残暴的入侵者--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起来推翻和虐待他们，那么，当他们发现所有这些邪恶的敌人都逐一被征服，敌人建立的帝国也被消灭时，他们便重新认识到了他的力量。
犹太人后来的神在三个重要方面终于和古老的摩西神趋于类似。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方面是，他被真正地承认为是唯一的神，除了他之外，任何其他的神都是不可想象的。埃克赫那顿的一神教被整个民族严肃地接受；的确，该民族如此依附于这种观念，致使这种观念成为他们理智生活的主要内容，使他们不再对别的事情感兴趣。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和祭司阶层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祭司们竭尽全力要建立崇拜上帝的仪式，他们却发现同人民当中流行的强烈思潮截然相反，人民想要复活摩西关于他的神的另外两种教义，先知们的话总是孜孜不倦地宣称，上帝蔑视所有的仪式和牺牲，只要求人们信仰他，并且在真理和正义中生活。而且，当他们赞美在荒野中生活的简朴和神圣时，他们当然是受摩西理想的影响。
现在该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是否有必要把摩西的影响视为犹太人所采纳的上帝观念的最终形式的原因，或者是否还不足以断定，在几百年的文明生活中，犹太人曾向更高的理智性自然发展呢？关于这种有可能结束我们所有困惑和猜测的解释，可以做两点说明。第一点，它什么也没有解释。在希腊人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更高度智慧的民族--同样的条件却没有导致一神教，而是导致了多神宗教的分化和哲学思想的开端。在埃及，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一神教是作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上帝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的绝对统治者法老的反映。对犹太人来说，政治条件极不适合于从一个排他性的民族神的观念发展成为世界的普遍统治者的观念。而这个弱小而又无力量的民族何以竟傲慢到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上帝的宠儿呢？一神教起源于犹太人这个问题便这样成为未解之谜，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这个共同答案，即这是该民族的特殊宗教天才的表观。众所周知，天才是不可理解和不能说明问题的，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它作为一种解释，除非所有其他的解决方法都失败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犹太人的记载和历史作品本身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它们最明确地主张--这一次和他们自身没有矛盾--关于只有一个神的观念是由摩西带给该民族的。如果对这种主张的可信性还有反对意见的话，那就是，他们发现祭司们在对《圣经》进行修改时把太多的东西追溯到摩西了。像宗教仪式这些无疑是以后年代形成的习俗，也都被说成是摩西制定的律令，其意图显然是为了增加其权威性。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怀疑的依据，但还不足以对此加以否决。因为这种夸张的更深层动机是显而易见的，祭司们的讲述寻求的是，在他们所处的时期和遥远的摩西时代之间建立连续性；它寻求的正是要否认我们已描述为犹太宗教史的最惊人事实的东西，即在摩西制定法律和以后的犹太宗教之间有一条鸿沟--这是一条最初曾由对耶和华的崇拜所填平的鸿沟，以后才慢慢地被掩盖的。尽管其历史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在对《圣经》文本进行特别处理时，有过多的证据来证实其正确性，但是，有人却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否认事件的这一发展过程。在这里祭司们的修正和把新神耶和华变成族长式的神的有倾向性的歪曲目的相同［第44页］。如果我们把制定《祭司法典》的这种动机考虑在内，我们将发现，我们不得不相信，摩西确实是亲自把一神教观念传给犹太人的。我们更完全应该赞同这种看法，因为我们能够说出摩西是从哪里获得这种观念的，而犹太教的祭司们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们把犹太一神教追溯到源自埃及一神教，这样做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稍微往后推了一步而已：它所告诉我们的只不过是一神教观念的根源。其答案在于问题不是要获得什么，而是要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事件的真实过程，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了解到某些东西。
（二）潜伏期和传说
因此，我们承认这个信念，即只有一个神的观念，以及对以其名义所做的起巫术作用的仪式的排斥和强调伦理方面的要求，实际上都是摩西的教义，刚开始时谁也没有注意这些教义，但是在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之后，这些教义又开始发挥作用，并且最终永久地确立下来，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延迟了的作用呢？我们在何处还能遇到这种类似的现象呢？
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些现象在各种不同的领域里并非不常见，它们很可能是以各种或多或少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们不妨以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历史为例，例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最初它遭到了痛苦的排斥，在数十年里受到粗暴的否认；但是，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它便获得了承认，成为朝向真理迈出的伟大一步。达尔文本人也获得了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里或立碑的荣誉。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们并不难理解。新的真理往往引起人们情绪上的抵抗；这些抵抗表现在一些争论上，通过这些争论，利于这个尚未流行的理论的证据就能受到排斥；看法上的争论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一开始就有追随者和反对者；前者的数量和重要性持续不断地增加，直到最终他们占了上风；在整个争论的岁月中它所关注的主题却从未被忘记。我们很少感到惊讶，事件的整个过程竟占用了相当长时间；我们可能并不完全赞同，我们所关注的事物是群体心理学中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发现，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有恰好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类似物。如果一个人听到了某个新的事物，以某种证据为依托，他应该认为这个事物是真实的，但这个事物与他的某些愿望相矛盾，并且会动摇他以前非常珍视的某些信念，这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他将犹豫不决，寻找能使他怀疑这个新事物的理由，而且他自己要内心斗争好一会儿，直到最后才承认：“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尽管我很难接受它，尽管让我相信它是很痛苦的。”我们由此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自我的理性活动需要时间来克服强烈的感情宣泄所保持的反对意见。这种情况和我们正致力于理解的情况之间的类似性并不很大。
我们提出的另一个例子看来和我们的问题更缺少共同之处。一个体验过某种恐怖事件--例如火车相撞--的人，他侥幸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受伤。然而，在以后几个星期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精神和运动症状，这些症状只能溯源于他受到的惊吓、震惊等情况。他现在患了一种“创伤性神经症”。这是一个相当不可理喻的--就是说，一个新的--事实。在那次事故和第一次出现这些症状之间经过的那段时间被描述为“潜伏期”，是对传染性疾病病理学的一种明显暗示。经过思考之后，我们一定会深感震惊，尽管在这两种情况--创伤性神经症问题和犹太一神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可以描述为“潜伏期”的这种特点。按照我们确定无疑的假设，在犹太宗教的历史中，当脱离摩西宗教之后，存在着一段漫长的时期，其间没有发现一神教思想的任何痕迹，也没有发现对仪式的轻蔑或对伦理道德的强调。因此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在特殊的心理学情境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