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预料，又有一条出逃之路展现出来。自从爱德华·迈耶尔以来，人们从未停止过研究摩西的努力，力求发现他是一个超越于卡代什祭司的人物，并且证实传说所赋予他的荣耀和尊严。（参见格雷斯曼［Gressman，1913年］以及其他人的研究。）然后在1922年，厄内斯特·塞林获得了一个发现，决定性地影响了我们的问题。他在先知何西阿书（Prophet Hosea）（公元前8世纪中叶）中发现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线索，有一则传说这样认为，他们的宗教创立者摩西在他的倔强而执拗的人民的一次奋起反抗中遭到了粗暴的结局，同时，他所引进的这种宗教也被抛弃。然而，这一传说不仅在何西阿书中出现过，在有关后来的先知们的大多数著作中都出现过，而且按照塞林的看法，它确实成了后来犹太人期望中的救世主弥赛亚（Messianic）的根据。在巴比伦之囚的末期，在犹太人中产生出一种希望，希望那个被他们耻辱地杀害了的摩西能起死回生，带领他的悔恨的人民，或许还不只他们，进入永恒的极乐天国。在这里我们看不出这和那位后期宗教的建立者的命运有什么明显的联系。
再说一遍，我当然并不是要判断塞林是否正确地解释了有关先知们的章节。但是，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所辨认出来的传说具有历史的可信性，因为这些事件不是随便杜撰出来的。并不存在这样做的明确动机；但是倘若它们真的发生过，那就很容易理解，人民渴望忘掉它们。我们并不一定要承认该传说的全部细节。在塞林看来，约旦河东部地区的希廷（Shittim）可被视为攻击摩西的地点所在。但是我们不久将发现，这个地区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将借用塞林的假设，即埃及人摩西是被犹太人杀害的，而且他所引入的宗教也被抛弃了。这就使我们能进一步理清线索，而又不至于和历史研究的真实结果相矛盾。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将大胆地与权威们的观点保持独立，并且“沿着我们自己的道路走下去”。那次走出埃及仍然是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有数量相当多的人跟随摩西离开了那个国家；一小批人似乎并不值得这个抱有雄心大志的人考虑。这些移民很可能已在埃及居住了相当长时间，已繁衍为人口相当多的民族。但是，如果我们和大多数权威们同样假设，后来成为犹太民族的人只有一部分经历过在埃及发生的那些事件，我们当然也不会有太大的错误。换句话说，从埃及归来的那个部落后来在埃及和迦南之间的大片土地上，同其他在此定居了相当长时期的有亲戚关系的部落联合起来了。由此而产生了以色列民族的这次联合，表现为接受了一种所有部落共有的新的宗教，即耶和华宗教--根据爱德华·迈尔的看法（1906，［第60页及以下］），这次事件是在米底亚人的影响下在卡代什发生的。自此以后，这个民族感到自己强大得足以对迦南的领土采取入侵行动。设想摩西和他的宗教所遭受的灾难发生在约旦河东岸，这不符合事件的发展过程；它一定发生在这些部落联合之前很久。
毫无疑问，在犹太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些大不相同的因素聚集在一起，但在这些部落中最大的差异是他们是否经历过在埃及的居留，以及此后发生了什么事。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是由两个组成部分联合而成的；在一段短时期的政治联合之后，它又分裂成两个部分--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历史就喜欢这样的循环往复，即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方面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例子是由众所周知的宗教改革提供的，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间隔之后，曾一度属于罗马的德国和一直保持独立的德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又再次表现出来。在犹太人的例子中，我们不可能如此忠实地再现原有的事态；我们对这些时代的了解太少了，以致我们无法断定，那些定居下来的部落是否又在北部王国被接收下来，那些从埃及回来的人则在南部王国被接受下来；但即便如此，后来的分裂也不可能和早期的联合无关。以前的埃及人很可能在数量上少于其他民族，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得更强大。他们对该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施加了更强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带来了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一种传统。
或许他们带来了某种比传统更确实更具体的东西。犹太人史前时期最难解的一个谜是利未人的来源。可以把他们追溯到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之一--即利未部落--但没有一个传说敢于断定该部落最初定居在哪里，或者在被征服的迦南土地上哪一部分分给了他们。他们占据了最重要的祭司职位，但却和一般的祭司有明显区别。利未人并不一定是个祭司；利未也不是等级的名称。我们为关于摩西这个人物的假设提供了一种解释。像埃及人摩西这样一位达官显贵竟然去加入这个并非同伴的异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当然带着他的随从--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他的书记员，他的家仆。利未人最初就担任这一职务，认为摩西是个利未人的传说看起来显然是歪曲了这个事实：即利未人是摩西的追随者。我在早先那篇论文中已经指出，只有在利未人当中才在以后出现了埃及人的名字，这一观点已得到事实支持。可以断定，摩西的追随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逃避了降临在他本人和他所创立的宗教上的灾难。在其后数代人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人数成倍增加，开始和他们居住地的民族相融合，但却始终忠于他们的主人摩西，保留着对他的回忆，执行着他的教义的传统。在与耶和华的信徒们结合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少数派，在文化上优于其他人。
我提出一个暂时的假设，在摩西垮台和在卡代什建立新宗教期间，产生了整整两代人，或者说经过了甚至一个世纪。我找不出任何办法来确定，这些新的埃及人（在这里我喜欢这样称呼他们）--即那些从埃及归来的人--是在他们部落的亲人们采纳了耶和华宗教之后呢，还是在此之前便与他们重逢的呢？第二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但是在结果上不会有什么差异。在卡代什所发生的是一种妥协，其中摩西的部落分享到一定利益是明确无疑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回顾一下割礼风俗所提供的证据，它就像是一块标准的化石，一再向我们提供帮助。这种风俗在耶和华宗教中也成了法律规定，而且因为它和埃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接受这种风俗只能是对摩西的追随者们的一种让步，这些追随者--或者他们之中的利未人--不会放弃这种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标志。［第30页］他们如此希望挽救其古老的宗教，他们甚至为此而准备接受一个新神，接受米底亚的祭司们告诉他们的关于这个新神的一切。他们可能还赢得了其他的让步。我们已经提到，犹太人的仪式对于利用上帝的名字规定了某些限制性条件。在说到耶和华时，必须用阿东耐（Adonai）［吾主］一词来代替。我们都想把这一规定引进我们所论证的这种前后关系中来，但这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臆测。众所周知，关于神名的这种禁制是原始时代的“一种禁忌”。我们不理解它何以恰恰是在犹太人的戒律中得到了复活；我们认为这是在新的动机影响下发生的，这并非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假设，这种禁制是一直被遵守的；在给个人起名时--即在复合名字中--上帝耶和华的名字可以自由使用［例如约克南（Jochanan），杰休（Jehu），乔舒亚（Joshua）］但是，与这个名字有关的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圣经》研究的评鉴认为，旧约全书开始的六卷书有两个文件来源。这两个来源以J和E来区分，因为其中一个使用的是耶和华作为上帝的名字，另一个用的是“埃洛希姆”（Elohim）。可以肯定不是“阿东耐”。但是，我们可以牢记一位权威所说的话：“不同的名字是两个起源不同的神的明显标记。”
我们业已提出，保留割礼的风俗证明，在卡代什建立的这种宗教包含着一种妥协。我们可以从J和E所做的一致的说明中看出这种妥协的性质，在这一点上J和E的说明便又回到一个共同的根源（一种书面式的或口头的传说）。其主要目的是要证明这个新神耶和华的伟大和力量。既然摩西的追随者如此重视他们从埃及出逃的那次经历，这次解放行动必须归功于耶和华，而且对这次事件进行了润色，以证明火山之神那可怕的威严--例如在夜间变成一根火柱的烟（云）柱，以及暂时将海水分开，将追兵用合拢的海水淹死的那场风暴。这种解释将出埃及和新宗教的建立结合在一起，并且否认了它们之间存在长时间的间隔。因此，授予十大戒律的事便表现为不是发生在卡代什，而是发生在神山脚下，以一处火山爆发为标志。但是，这种解释对于回忆摩西这个人却极不公正；是他而不是火山之神把人民从埃及解放出来。因此应对他做一点补偿，也就是把摩西这个人转移到卡代什或者西奈-霍内布山，并将他置身于米底亚祭司的地位。我们以后将发现，这种解决方法满足了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紧迫目的。以这种方式可以达到一种相互的一致性：住在米底亚一座山上的耶和华被允许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埃及，以此作为交换，摩西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则扩展到卡代什以及远至约旦河东岸的国家。这样，他便被融合为后来的那位宗教建立者，米底亚的叶忒罗的女婿［第35页］，并且把他的摩西这个名字借给了他。但是，关于这第二个摩西，我们却无法做出个人的解释--他被第一个摩西，即埃及人摩西，如此完全地掩蔽了--除非我们指出《圣经》对摩西性格的描述中的矛盾之处。他常常被描述为专制、脾气暴躁甚至行使暴力，但是他也曾被描述为最温和最有耐心的男人。后面这些品质显然不适用于埃及人摩西，因为他必须带领他的人民从事如此巨大而困难的事业；这些品质可能属于另一个摩西，即米底亚人摩西的性格。我以为，我们可以合理地把这两个人物区分开来，并且设想埃及人摩西从未到过卡代什，从未听说过耶和华的名字，而米底亚人摩西从未去过埃及，对阿顿教也一无所知。为了把这两个人物结合在一起，传说或传奇都要把埃及人摩西带到米底亚，我们已经看到现在流行的不止一种这类解释。
我再次准备发现自己受到责难，人们指责我过分肯定而又不合理地重构了以色列人的早期历史。我并不觉得受到这种批评是对我的严厉打击，因为在我自己的判断中也有这种反响。我自己也知道我的构想有其弱点，但它也有其强有力之处。总之，我的占优势的印象是，沿着这一方向从事研究是值得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圣经》的解说包含着一些很宝贵的、而且确实无可估价的历史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却被具有强烈倾向性的目的性影响所歪曲，被诗歌创作的作品所粉饰了。在我们迄今所做的努力过程中，我们已能察觉出这些歪曲性的目的之一［第40页］。这一发现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把其他类似的倾向性目的揭示出来。我们如果找到了辨认由这些目的造成歪曲的手段，我们就能阐明隐藏其后的真实事态的新的片断。
我们将首先听一听研究《圣经》的批评者们所能告诉我们的关于旧约全书前六卷书的起源史的情况，即《摩西五卷》和《约书亚记》，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就是了解这种情况。早期的文件来源被认为是J（以耶和华作为上帝名字的作者），在当代已被确认为是祭司埃比亚塔（Ebyatar），他是大卫王的同时代人。此后不久--我们不知道有多久--我们发现了所谓以埃洛希姆来称呼上帝名字的作者（E），他属于北部王国。公元前722年，北部王国灭亡之后，一位犹太祭司把J和E这两部分合而为一，并增加了他自己的一部分创见。他所编辑的著作便被称为JE。在第七世纪，又加上了第五卷书《申命记》（Deuteronomy）。据说在古犹太人祭祀上帝的神殿中发现了全书。在神殿被毁坏的一段时期（公元前586年），在被放逐期间及其后进行了编纂修订，被称为《祭司法典》；在第五世纪，这本书又做了最后的修订，此后就基本上未做过改动。
大卫王及其时代的历史记载最有可能是当代人研究的结果。它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之前500年的真实的历史著述。如果沿着我们的假设思路，我们设想有埃及人的影响，那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一成就了。人们甚至猜想，这些最早期的以色列人的后裔--即摩西的那些书记员们--可能对第一个字母表的发明做出过贡献。当然，我们目前的知识还不能使我们发现，关于更早期时代的报道到底可以追溯到多么久远的早期记载和口头传说，在事件发生及其记载之间的时间间隔究竟有多久。但是，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却足以告诉我们有关它自己的兴衰变迁。两种相反的论述在上面留下了各自的痕迹。一方面，有些修订怀着诡秘的目的对此做了篡改、肢解和夸张，甚至把它改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一种切盼的虔诚占据着支配地位，并寻求使一切都维持现状，无论这些记载是前后一致还是自相矛盾。因此几乎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漏洞、干扰人的重复以及明显的矛盾之处--这些痕迹向我们表明这不是有意传播的。对历史内容的歪曲就意味着类似于谋杀：困难并不在于这种行凶作恶，而在于消除它的痕迹。我们完全可以借用“Entstellung”（歪曲）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它有这种含义，但如今已不再使用。它的含义不仅仅是“改变某事的表面”，而且是“使某事物处于另一个位置，将其移置”。因此，在许多文字歪曲的实例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压制的和被否认的，而又不得不隐藏在某个地方的东西，尽管它们已经改头换面，变得支离破碎。只是要认识到这一点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