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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在第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运用其广博的学识和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追溯了犹太一神教与它的创立者摩西之间的关系，以丰富的历史事实探讨一神教在犹太人中得以发展的史前史根源。第二篇论文着重分析了摩西创立一神教之后，在犹太民族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以传说的形式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弗洛伊德引经据典，既借用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又与精神分析的独特方法相结合。勾画了一幅鲜活的宗教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兴趣盎然。第三篇论文是弗洛伊德于1938年流亡英国后发表的。主要是对前两篇论文的重复和扩展。总之，本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由于本书具有一定的反宗教倾向。加之当时纳粹已表现出支持天主教会和反犹的倾向，因此。本书是分三部分断断续续出版的。前后历时4年多。本书是弗洛伊德后期思想的重要代表作，读者可结合阅读《图腾与禁忌》、《一个幻觉的未来》、《精神分析纲要》等著作，更全面地了解弗洛伊德对宗教问题的看法。
英文版编者导言
组成本著作的三篇论文的前两篇最初见于《意象》杂志，1937年23（1），第5~13页，和（4），第387~419页；这两篇文章的英译本见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1938年），第291~298页，和23（1）（1939年），第1~32页。第三篇文章第二部分的第三节由安娜·弗洛伊德于1938年8月2日在巴黎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代作者阅读，后来分别发表于《国际意象杂志》，24（1/2）（1939年），第6~9页，题目是《理智的进展》。第一篇文章和第二篇文章的前三部分收录在《出版社年鉴》1938年第9~43页。当这些早期出版物收录到全集中时，只做了很少几处并不重要的变动。这些变动在本文中做了注解。
显然是在1934年夏季弗洛伊德完成了本书的第一稿，题目是：《摩西这个人，一本历史小说》（琼斯，1957，第206页）。在1934年9月30日给阿诺德·茨韦格的一封长信中（收录在弗洛伊德1960a，《书信集》第276页），他对本书，以及对没有发表本书的原因做了说明。这些说明和他给下面第三篇文章的序文中的第一篇所做的解释（第54页a）是完全相同的--即一方面怀疑他的论点是否足以确立，另一方面担心罗马天主教会对出版所做出的反应，罗马天主教会当时在奥地利政府中占统治地位。从他当时对这本著作本身所做的说明来看，听起来和我们现在所做的说明基本相同，甚至它的形式，三个不同的章节也保持不变。但是，其中必然要做一些改变。弗洛伊德经常表达他对此不满--特别是对第三篇文章不满。看来在1936年夏季做了一次总的重新改写，尽管我们所听说的有关这个主题的内容远非清晰（琼斯，1957，第388页）。不管怎么说，第一篇文章发表于第二年（1937年）年初，第二篇发表于年底。a但第三篇文章仍然受到了阻碍，直到最后在弗洛伊德于1938年春到达英国后才终于交付印刷发行。本书于该年秋天在荷兰印刷，英译本发表于翌年3月。
或许一个读者对《摩西与一神教》初感惊讶之处可能是某种非正统性，甚至其结构的偏离中心：即三篇文章的长度大不相同，两篇序言都放置于第三篇文章的开端，第三篇序言置于同一篇文章的中间，经常重新约定要旨和重复--这些不规则的方面在弗洛伊德的其他作品中并不知晓，而他自己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并为此而表示道歉。对此当作何解释呢？
毫无疑问应归咎于本书的创作环境：漫长的时期--4年或更长时间--在此期间经常修订，最后阶段严重的外部困难，在纳粹占领维也纳时奥地利一连串极度的政治骚乱以及弗洛伊德被迫移居英国。这些影响的结果只在这篇短文的有限和短暂的领域内可见，这一事实可在紧接本文之后的那本著作--《精神分析纲要》--中得到结论性的证明，这是弗洛伊德著作中最简明和组织得最好的。
但是，如果断定《摩西与一神教》在表现形式上缺乏什么，那并不意味着对其内容方面或其论证力方面的批评。其历史的依据无疑是专家们争议的事，但心理学发展以其前提所适合的技巧却可能使没有先入之见的读者信服。特别是那些熟悉个体精神分析的人将受到强烈的吸引，要去发现在对一个民族群体的分析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样一系列发展。当然，全部著作都可视为是弗洛伊德早期在《图腾与禁忌》
（1912~1913）和《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中对人类社会组织起源研究的继续。对本书的一个非常精细而有教益的讨论将在厄内斯特·琼斯的《传记》（1957，第388~401页）的第13章中发现。
（第一篇）摩西，一个埃及人
要使一个民族失去他们以其最伟大的儿子而感到自豪的这个人，并不是一件可以欣然接受或草率办成的事，对那些本身就是该民族一员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我们绝不能容许为了所谓民族利益而使我们置真理于不顾的这种想法；况且，对这些事实加以说明可望使我们获得有关的知识。
曾使犹太民族获得了解放，赋予他们法律并为他们建立了宗教的摩西这个人，可以追溯到如此遥远的时代，致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他究竟是一个历史人物还是一个传奇人物做一初步探讨。如果他存在过，他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13世纪，但也可能是公元前14世纪。除了在关于犹太人的各种圣书及其作品中记载下来的传说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虽然还不能最后明确地确定这个问题，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声称支持这种观点，即摩西曾是一个真实的人，与他有关的《圣经》中的《出埃及记》确实发生过。公正地说，如果不承认这个前提，以色列人的后期历史就是不可理解的。确实，今天的科学变得更加精细，并且对待传说问题比早期的历史批评要宽容得多了。
关于摩西这个人，最引起我们注意的首先是他的姓名，在希伯来语中是Mosheh。我们可能会问，“它起源于何处？”“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第二章里的说明已做了回答。书中告诉我们，一位埃及公主救起了这个被弃置在尼罗河里的婴儿，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书中还提出了一个词源学的理由：“因为我是把他从河里救出来的。”但是，这个解释显然是不确切的。《圣经》对这个名字的解释是，“从水中救出来的人”，《犹太百科全书》的一位作者的论证认为这是一个民间词源学的解释，一开始就用词源学的解释来协调希伯来语的这种主动语态形式是不可能的--因为Mosheh的意思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打捞东西的人”。（he who draws out）我们可以再提出两个证据来支持这个反对意见，首先，把一个起源于希伯来语的名字赋予一位埃及公主是很荒唐的；其次，使婴儿摩西从水中被救出来的那条河肯定不是尼罗河。
另一方面，人们早就表示怀疑，从许多不同的方面说，“摩西”这个名字都派生于埃及语词汇。我不拟一一列举在这个意义上加以论证的所有那些权威人士的话，而将引用最近刚出版的一本书的有关段落，这就是J·H·布雷斯特德写的《良心的曙光》（1934年），他写的《埃及史》（1906）被公认为是一本标准的著作。他写道：“重要的是应该注意，他的名字，摩西，是埃及人的名字。它就是埃及词语‘mose’，意思是‘孩子’，它是下述这些名字全称的缩写：亚蒙摩西（Amenmose），意即‘亚蒙神之子’；或普塔摩西（Ptah-mose），意即‘普塔神之子’；这些名字本身很可能是‘亚蒙神（给予的）一个孩子’或‘普塔神（给予的）一个孩子’这种全称的缩写。将儿童的名字缩写早就是代替复杂全名的一种方便迅速的形式，摩西即‘孩子’这个名字在埃及人的墓碑上并不罕见。毫无疑问，摩西的父亲在他儿子的名字前加上了一个诸如亚蒙或普塔之类的埃及神祗的名字，这个神圣的名字目前已逐渐消失不用了，人们索性把这个孩子叫作‘摩西’（Mose）。该词后面的S是《旧约全书》的希腊文译本中附加上的，在希伯来语中没有S，只有（Mosheh）。”我已经逐字逐句地重述了这一段话，我绝不是想要分担详述它的责任。另外使我感到相当吃惊的是，布雷斯特德根本没有提到那些同类神祗的名字，他们是埃及国王的名字，例如阿摩西（Ahmose）、索斯-摩西（Thoth-mose）和赖-摩西（Ra-mose）。
现在我们可能会期望，一个和许多人一样都承认“摩西”是个埃及人名字的人也会得出这个结论，或至少会考虑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埃及人名字的人本身一定是个埃及人。虽然在现代人们并非只有一个名字，而是有两个--一个是姓，另一个是名--虽然姓名发生变化或在新情况下采用一个类似的姓名并非没有可能，但是现代我们却会毫不犹豫地得出上述这些结论。因此，当我们进一步证实，诗人沙米索本是法国人，而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uonaparte）却有意大利血统，根据他的姓名来推测，本杰明·迪斯雷利确实是个意大利犹太人时，我们丝毫也不感到惊奇。在古代和原始时代，人们就会认为，根据一个人的姓名来判断他的国籍所得出的诸如此类的结论似乎可靠得多，而且事实上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就摩西的情况得出这一结论，甚至像布雷斯特德那样，愿望假定“摩西具有埃及人的一切聪明才智”的人，也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
究竟什么原因阻止他们这样做，还无法得出明确判断。很可能他们对《圣经》传说的崇敬是不可战胜的。也可能认为摩西这个人绝不是希伯来人这种观点似乎过于奇怪了。不管怎么说，承认摩西这个名字是个埃及人的名字，看来并未被视为提供了关于他的起源的决定性证据，而且看来还没有从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倘若人们认为关于这位伟人的国籍问题很重要，就一定会渴望提出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的新材料。
这就是我这篇短文的目的之所在。它希望能在《意象》杂志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要求所依据的事实是，它必须做出贡献的材料是对精神分析的一种应用。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证据毫无疑问只会给少数熟悉精神分析思维过程和能够赏识其研究结果的读者留下印象。但是，我希望本文对他们将是有意义的。
1909年，当时仍在我影响之下的奥托·兰克（Otto Rank），在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英雄诞生的神话》。该书探讨的事实是，“几乎所有杰出的文明民族……在早期阶段就开始在许多诗歌神话和传奇中颂扬他们的英雄，传奇的故事里国王和王子、宗教、王朝、帝国和城市的创立者。简言之，颂扬的是他们的民族英雄。这些人物的诞生及其早期生活史开始变得特别具有幻想色彩，尽管不同的民族在空间位置上相距甚远，甚至完全相互独立，却表现出一种奇妙的类似性，而且确实还有部分字面上的一致性。许多研究者对这个早就被公认的事实留有深刻的印象。”［第1页］如果按照兰克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用一种略微类似于高尔顿［Ga1ton］的技巧）构想出一个“一般的平均状态的传奇”，把所有这些故事的基本特征都突出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得出下面的描述：
“英雄是最有权势的贵族父母的孩子，通常是某个国王的儿子。”
“他还未降生之前就经受了磨难，例如母亲节制饮食或难产，或者他的父母由于某些外部禁令或障碍而不得不秘密地进行性活动。在他母亲怀孕期间，甚至更早的时候，往往有个预言（以梦或神谕的形式）警告说，他的诞生通常会对他的父亲造成危险。”
“因此，这个新生的婴儿通常被他的父亲或代表他父亲的某个人下令处死或者暴尸野外，一般地说他被装在一只小箱子里抛到河里去。”
“此后他便被野兽或被出身卑微的人（例如牧羊人）救起，并且由母兽或出身卑微的女人哺养。”
“他长大之后，经过极其复杂曲折的经历重新发现了他那出身高贵的父母，他一方面向父亲施行报复，另一方面受到了人们的公认，并获得了伟大的声誉。”［第61页］
这类诞生神话中最古老的历史人物当属阿卡得的萨尔贡（Sargon of Agade），他是巴比伦的创建者（公元前280年）。对我们而言尤其感兴趣的是引用他自己对此做的说明。
“萨尔贡，全能的国王，我是阿卡得的国王。我的母亲是个女祭司，对我的父亲我一无所知。而我父亲的兄弟住在山里。在我的城市阿苏比兰尼，它位于幼发拉底河畔，我的母亲，即那个女祭司，怀上了我。她秘密地把我生下。她把我放进芦苇做的箱子里，用沥青把箱子封好，然后把我放入河中，河水没有将我淹没。河流把我带给了阿克（Akki），他是一位提水者。这位提水者阿克出于善心而把我救出。这位提水者阿克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儿子哺养长大。这位提水者阿克使我成为他的园工。在我当园工干活期间，（女神）伊斯塔与我相爱了，我成了国王，我执掌王权达45年。”［第12~13页］
从阿卡得的萨尔贡开始的一系列传奇中，我们最熟悉的名字有摩西、赛勒斯和罗米拉斯。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兰克还把诗歌或传奇中其他全部英雄人物汇集在一起，讲述了有关他们幼年时期相同的故事，或者全部讲述，或者讲述较易认可的片断--这些人物包括俄狄浦斯、卡纳、帕里斯、忒勒福斯、珀耳修斯、赫拉克勒斯、杰尔加麦什、阿菲翁和塞索斯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