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晚年，诺贝尔每年总给她汇寄许多钱。母亲从未挥霍过一分钱，母亲对他说：你每月给我寄来钱，我很高兴，也很感激。但是不能只是我一个人享受这样的幸福。社会上有许多贫困的人，生理上有缺欠的人，没有家庭的人等许多不幸者。我过去曾想，怎样才能把你勤奋工作赚来的宝贵的钱用得更有意义。我并没有挥霍，而是用得很节省。我把剩下来的钱用于救济那些不幸的人。阿尔弗雷德，你大概还没有忘记你当年也有过贫病交加的时候。我想，对于我做的事情，你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诺贝尔对母亲的敬爱之情顿时更为强烈了，他感到无比幸福。可以说，母亲的博爱精神和实际行动，对以后诺贝尔决定设立“诺贝尔奖”的想法，起到了巨大影响。
他在心里暗自祈祷：“妈妈，为了我，为了社会上那些不幸的人，希望你永远活在世上。”
从小就把帮助别人的善举视为人生乐趣，成年之后的诺贝尔更加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钱财帮助他人而不至于被那些用心险恶的人所利用？
诺贝尔花费了几乎一生的时间才逐渐意识到，漫无目的地接济并不是有效的行善方式，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可能依然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而得到帮助的却往往是那些根本不值得帮助的丑恶、狡诈的人。
把自己的遗产随随便便捐献给某个组织或者机构，是草率而不负责任的做法，必须把这笔钱用到那些最值得得到奖励的人身上。就在1893年，诺贝尔起草了一份遗嘱。在这份遗嘱中，诺贝尔把他的财产用来奖励科学领域的先驱，他还不忘自己的和平理想，特别为成绩卓著的和平战士设立了一笔奖金。他把颁发奖金的时间限制在三十年。
到了1895年，诺贝尔对自己遗产的这种处置方式产生了不满。
“毫无疑问，原来的遗嘱还很粗糙，许多细节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考虑到。”
经过多次地反复思索，诺贝尔有了一个不成熟的设想。
“如果这笔遗产仅仅只能对几十年间的少数几个杰出的人物产生帮助，那是远远不够的。我的全部遗产应当用于为人类谋福利的事业，这将是一项伟大的‘慈善事业’！
“我将用这笔财产来设立一个基金，用基金的利息来奖励人类的伟大成就，奖励那些既充满英雄气概，又有求知精神的伟大人物，这些人物用无畏的精神探索着那些未知的神秘领域。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天赋优秀的科学家因为饥寒所迫，为了解决温饱，为了养活妻子儿女而不得不放弃那些看似没有实用价值、其实妙用无穷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从事其他无益的研究来维持生计。我的遗产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鼓励他们一往无前，实现自己的理想，从事自己心爱的研究。
“什么是英雄？什么是杰出的科学家？仅仅因为他在科学研究上成就突出吗？不！只有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进行发明创造的人，才配得上这些称谓。是不是研究成果越有用，所谓的成就就越伟大？不，不应当这样来衡量，而应当看他们进行研究工作的动机。如果他们的研究是为了获得更多与人类有关的知识，是与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息息相关的，那么，哪怕他们的成就在现实中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也是了不起的。”
这是一个大胆而高尚的设想，但是，诺贝尔想要更进一步实现这个设想的时候，又碰到了难题。用什么方法才能将这些设想付诸实施？怎样才能让子孙后代们明白他的这番良苦用心？
诺贝尔苦思不得其解，直到他碰到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冒险家，才触发了他的灵感，令他豁然开朗，找到了处置自己遗产的最好办法。
这位冒险家名叫安德烈，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人。他精力充沛，不安现状，总是在寻求突破，从不甘于平庸。
在资助安德烈进行探险的过程中，诺贝尔深受启发，他的遗嘱设想也最终趋于成熟。
诺贝尔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人民群众的激情和力量是惊人的，但是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种力量一旦运用不当，盲目冲动的群众被个别花言巧语的阴谋家煽动起来，他们很可能成为一股破坏性极强的力量，甚至可能成为一批战争狂人；而如果群众的注意力能够被吸引到健康有益的事业上去，那么其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现在，安德烈的这次行动使他领悟到：如何引导群众，如何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有益于人类的事情上，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只有那些伟大的人物才具有这种力量。他们高瞻远瞩，德高望重，能够以自己的美德和杰出才智令民众心悦诚服，并将他们紧紧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的思想、言论将对民众产生深远有益的影响，能够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丰功伟绩上来，从而为群众树立起一个好榜样。
“我的财产将成为吸引民众注意力的一个工具，那些为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作出贡献的人应该得到名誉和奖励。这些无私的探索者为了使别人过得更幸福，甚至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和安危，如果他们不是领导群众的人物，那么还有谁配得上呢？”
就这样，经过长期的酝酿，诺贝尔的遗嘱终于考虑成熟了，1895年11月27日，他在巴黎亲笔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
诺贝尔在给索尔曼的信里曾经写过：“我从不借用的两件东西是金钱和方案。”毫无疑问，这两种东西对他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使这位发明家越来越感到致命般痛苦的，是时间、睡眠、健康与平静的不足。他一生不得休息的状况，现在要算账了。尽管他不断表示相反的愿望，但1895年至1896年，对于“那些迫切要求改变和完善的事情”来说，的的确确是其一切图谋、规划和期望的进程中大变迁的年头。这些事情分布在地上、地下、海洋和天空。他曾用五种语言在日记、报告、草图和信件里，在诗歌和散文里，以及在数字和统计表里，亲手将这一切写了下来。在他生前最后的两年中，大量文件都注有日期，只有几周时间的间隔，那是由于他从圣雷莫到巴黎、布鲁塞尔、苏黎世、柏林、汉堡、伦敦、斯德哥尔摩和福尔斯进行没完没了的巡视旅行，以及由于到埃克斯莱班和卡尔斯巴德等休养地而中断的。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界限。这位当时将近六十三岁的人，几十年来那种永不枯竭的智力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他周围的人感到敬佩。
诺贝尔在1896年同索尔曼一起度过了他最后一个夏天和秋天。当他在比耶克博恩和博福斯鼓励和指导广泛的技术工作时，他被那里的助手们看成是一个内行。8月，他的哥哥罗伯特死了。他自己在遭到他称之为“尼夫尔海姆鬼魂的来访”的病痛（严重的偏头痛和血管痉挛症）后，他终于明确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他到南方并在巴黎请专家进行了诊断。他被告知说，他得的是一种厉害的心绞痛症，因此他必须绝对休息。这句话所掩藏的意思是，现在是准备后事的时候了。
现在举世皆知的他那份处理身后财产的遗嘱，是在1895年患病初期就起草好了的，并且存放在他出生的城市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里。这件事可以被看成是他认为自己真的属于那个城市的暗示。他现在想：有必要与一两位可靠的朋友，包括路德维格的儿子、他那位在圣彼得堡石油公司当头头的侄儿，谈谈这件事，然后去一趟巴黎。医生们的判断，还使他采取了在那种情况下很不平常的另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别的姑且不谈，却一点也显示不出诺贝尔在临死前的思想痛苦：他亲自仔细地监督了当时在圣雷莫公园为索尔曼一家建造的一座别墅；他卖掉了为自己在圣雷莫拉车的马匹，并且在巴黎买下了三匹新马和漂亮的马具来替代它们。
除了像通常那样坚持写日记外，他还把时间花在最不寻常的写作上。他穿着睡衣，头痛地坐在那里，忙着赶写一部受到雪莱影响的悲剧《复仇女神》，以及在创作一部以不久前那场使他非常伤心的线状无烟炸药诉讼案为背景的剧本，他给这个讽刺剧取名为《专利细菌》。这是两部奇妙的著作，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典型性格，包含着揭露生活和人物的痛快淋漓的哲学语言。
此外，他每天还要就多样的生意计划及复杂的化学试验处理亲手写下十几封信。他于10月在给索尔曼的一封信里写道：“说起来就好像是命运的讽刺，我必须遵命服用硝化甘油。他们把它称为三硝酸酯，以使药剂师和公众不致害怕。”
他的最后一封信是于1896年12月7日在圣雷莫写给索尔曼的。诺贝尔是在两个星期前到达那里的。这封信就好像他在健康时写的那样，谈的是一种新的硝化甘油炸药，末尾的几句话是：“不幸的是，我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连写这几行字都有困难。但是，一旦当我能够的时候，我将回到这个使我们感兴趣的题目上。您忠实的朋友，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从他那与往常一样清楚、易懂与端正的笔迹中，看不出他正处于崩溃的时刻。但是，他却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曾经使这位才气焕发、精力旺盛的人终生感兴趣的题目上去了。这封未寄出的信放在他的写字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