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就是到科学落后地区去开设医学院。因为洛克菲勒笃信宗教，有许多曾经到中国传教的朋友，所以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的兴趣很浓厚。于是他们展开计划，先研究中国的情况及需要，再开会决定协助中国发展健全的医学制度。由凯特策书，经委员会批准，在北平成立一所医学院，逐渐使东方国家也注意到医学的重要。
另外，基金会更协助了不少美国国内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及研究中心。基金会在1914年到1916年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兴趣。当他们想找个地区做些实验性的活动时，他们参与了一场科罗拉多燃料及钢铁工厂工人的暴动：工厂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是洛克菲勒的，当时他已七十五岁，没有插手管理这件事。但小洛克菲勒想协助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却招来许多评议，以致日后令基金会得到一大教训，不再干涉任何太敏感的问题。工人暴动牵涉很广，还引起伤害案，所以当洛克菲勒想解决问题时，引起政界人士的猜议，不知洛克菲勒父子安了什么心。政府组成的“工业关系委员会”曾开庭质询，洛克菲勒被请去说明。他强而有力地反驳他滥用权力及金钱去左右工人，他的几句话终于说服了反对他的人。他说：“我对民主制度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我认为当预料之中的邪恶快要发生之际，政府愿放手让人民或其代表试着去消减该邪恶，而非束缚他们的手脚，使其静坐期待邪恶危险的降临。”
洛克菲勒一席话虽然挽回大局，但基金会也获得一个实质的经验。基金会终于决定日后如再有如此地纠纷，他们自己将不干涉，而请其他的团体出面干预。基金会只负责出钱并在一旁协助，以免引起过多的猜疑及批评。
到1917年，文生先生代替小洛克菲勒出任会长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又开始一个新纪元，更做了许多值得骄傲的事。
文生这个人博学多能，丰富的经验使他习惯于有条理及和谐的行政制度。他上任之后，大半都是循着基金会的主旨去实行，而不似小洛克菲勒在任时，协助的范围虽广仍嫌杂乱，引得凯特的批评。有了凯特的支持，文生更是有板有眼地朝着提倡公共卫生及医学教育方面发展。在文生时代，基金会的利息多数是用在国际卫生委员会及中国医学委员会及后来的医学教育上，全力提高全球的卫生环境及治疗各种疾病。
当时在国外，费尔诺主张再度提高美国医学院的水准，要在爱荷华大学建立一所庞大的医学中心，为此七十一岁的凯特与费尔诺起了争执，使得他不久即退休还乡，洛克菲勒集团从此失去一名无法被取代的大将。
在国外方面，基金会资助的医学院及研究中心也是不可胜数。它的捐赠遍及伦敦爱丁堡、里昂、圣保罗、贝鲁特及其他各地。然而洛克菲勒却最关切加拿大，他认为加拿大人民与美国人民同源同种同文化。如果他们能牺牲自己，教育下一代和善用资源，则民主制度必能迅速传播。所以基金会协助由哈利法克斯到英属哥伦比亚设立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到处捐赠，提高教育水准，不但为世界人为尽一份心意，同时还做了多次成功的国民外交。在伦敦的报纸曾称该会对大学慷慨的捐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最令人振奋的一刻。
基金会的“国际卫生委员会”最成功的一例就是发明了预防黄热病的疫苗。西班牙内战时，发现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染的，后来有一位名医葛卡斯曾在巴拿马运河区将此病消减。但当时东方人士害怕巴拿马运河一旦通行，黄热病也会随着流传到东方。于是，委员会就请葛卡斯医生担任消减黄热病小组的组长。虽然，曾有一度似乎全面消减，但在葛卡斯死后数年，黄热病又在南美洲大为流行。最后终于由纽约的研究中心成功地研制出预防该病的疫苗，从此控制了黄热病的蔓延，减少许多人的苦痛。
到1928年左右，当初替洛克菲勒策划慈善事业的大将都已衰老退休或逝世了。洛克菲勒整个的慈善事业正面临一个新时代。老当益壮的洛克菲勒主张将全体合并，他在指示他儿子的信上说：“如果合并是应该今天做的，你应了解我平日的感受，马上放手去做，应该毫无问题的可以合成一个大机构。”
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中最大的机构尚有“普及教育委员会”、“萝拉·史贝尔曼基金会”和“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萝拉·史贝尔曼基金会”是专门从事社会工作的，当时已完全准备随时并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唯有“普及教育委员会”是否要并入基金会，引起洛克菲勒手下人士的争论。赞成的人认为二者合一会有更和谐完美的行政制度，更一致的政策。但反对的人士却认为，二者的主旨不同，一旦合并恐怕无法顾及多方面的活动，而影响工作效果。结果双方妥协，以很缓慢的步调慢慢地合并，使二者成为一个更协调、更有效率、继续为社会大众谋福利的机构。
洛克菲勒几十年的慈善事业，不但替社会做了许多事情，更使其与下属的工作人员建立起良好的友谊，宛如一个完整的大家庭。虽然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曾改善教育、医学及各方面的环境，但也像其他的慈善机构一样遭遇到一些麻烦，比如浪费了一些金钱，做了错误的决定，或内部行政人员的人事问题等；并也招致一些评议，比如太多研究、太少实际活动，或抱怨活动太散乱，忽略了人性等等。
除了这些普遍的批评外，外人对洛克菲勒慈善事业指责得最厉害的两点是：第一，洛克菲勒家族完全控制该慈善事业，太过专权。第二，该事业的条例规则太多，不能完全发挥其潜力。
对于外界所传的洛克菲勒家族完全掌握基金会的一些评语，小洛克菲勒对此曾有一番解释。他认为他父亲做事一向由小而大，小心谨慎地研究考虑之后才慢慢地去做。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每一个基金会、研究中心等成立之初，都是由常与洛克菲勒在一起计划的亲密亲人及密友所主持，以致基本是洛克菲勒家族或其亲信掌握各慈善事业。
其实，每当上轨道后，若洛克菲勒物色到有才干、有魄力的替代者时，洛克菲勒家族的亲信便渐渐退出而让委员会的人员独立地处理事件。小洛克菲勒是非常反对众人认为他们家族独揽各种慈善事业的。至于外界的评论，他认为更是不公平。因为洛克菲勒在20世纪20年代曾多方面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规则和条例，使各慈善事业都能尽力地发挥其潜能，为社会大众谋福利。
无论外界对洛克菲勒的各项慈善事业如何不满，他们都不能否认洛克菲勒对社会确有贡献。他虽有惊人的财富，但他从未因此狂妄，反之，都是以谦虚的态度来对人对事。他从未将他的钱财奢侈地浪费运用于买通任何的权势，他总是捐给大众。在创办慈善事业的整个过程中，洛克菲勒从不任用自己人，或干涉行政。虽在各项活动成立之初，他都亲自参与策划工作，但一旦由有才能的人接手过去，洛克菲勒就不再发表意见了。所以，总括来说，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受益的人民还是应该感激他和他的家族上百年来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