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1957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动力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本科的学生，现已进入70岁以上的古稀之年。
在成渝两地学友们的热烈倡导下，57级学友会决定在美丽的锦城成都举行为期六天的“五十年后再相会”的纪念活动，重温同窗四载驻沙坪坝的美好岁月，追忆50年的人生征程，怀念老师、朋友、亲人……会长刘大华学友（南开53级）给我寄来了聚会的重要文件，其中有用现代电脑技术制作的、将因各种原因当年未能参加毕业照的六位同学加入其中的再版毕业照片。面对照片，见到了50年前风华正茂的我们，见到曾经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们，感慨万千。竟然发现全班60人中有十人来自南开中学及南开模式的蜀光中学，占我班毕业总人数的l6％。这十人中，五人成为动力工程的高级工程师；五人为动力工程各科教授。南开精神，桃李芬芳。前排中就座的谢苍璃、笪远纶、赵泽伦三位教授仍如星辰闪烁着光辉。他们是培育我们专业技术成型的重要奠基人，深受我班同学的爱戴和崇敬。
谢苍璃教授，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任同济大学教务长。他上课从来不带讲稿，只带两支粉笔。讲课逻辑性极强，基本概念阐述彻底，推理层次分明，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高等数学基础。他的记忆力很好，教过我们一年就能说出班上每一个人的名字。记得入学第一年春节，没有回家的同学都在谢教授家过的年。他很爱我们，既教我们做学问又教我们做人，是一位循循善诱、衣着朴素、德高望重的长者。我们毕业时特别邀请他和我们合影留念。
我班学友陈明伦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动力系有三伦：笪远纶、赵泽伦、陈明伦。”（注：三个伦字有一个音同字不同）可见他是以两位教授为楷模，憧憬着自己将来的奋斗目标和远大前程。我们那个时代是有点崇拜的时代，如崇拜江竹筠、黄继光、保尔·柯察金、卓娅；崇拜科学家、教授，崇拜苏维埃加电气化等。这句话也代表同学们对两位传道受业解惑的专家的崇拜和淳朴至深的感情。
笪远纶教授是著名的锅炉专家（南开53级笪燕生学友的父亲），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担任动力系系主任并讲授高年级的“锅炉专门化”课程，指导毕业设计，指导研究生。由于他早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重庆大学等校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实事求是、有理性思维的前辈。对办好大学他的见解是：优秀的教师、设备完善的实验室、丰富的图书资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我们是按照苏联教学计划培养的第二届动力系本科生，在笪远纶教授的指导下，青年教师为我们开出大三的锅炉原理（一）、（二），锅炉实验课、课程设计。大四时其他专业课相同，分为锅炉班与汽机班，进行“专门化课程"训练，为毕业设计专题奠基。笪远纶教授很快掌握了俄语，参阅最新俄文资料编写出“锅炉专门化”讲义，为大四锅炉班讲授。教我们课的青年教师黄绍霞向我们讲，笪先生的英文特别好，新中国成立前上课全用英文教材，全英文讲课，板书清晰流畅，一挥而就。我与敦堉属汽机班，未曾听过笪先生讲课，但听锅炉班的学友讲，笪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指出：苏联资料所载的某锅炉理论公式是错误的，并在黑板上为大家演算其全过程得到正确结论。
同学们认为笪先生学术造诣深，真有水平，敢于挑战权威，有中国人的骨气。全班同学对笪远纶教授更加敬佩。
赵泽伦教授1947年在美国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获硕士学位，教过我们流体力学、汽轮机原理（二）、汽轮机专门化，指导汽轮机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陈明伦、敦堉及我都先后做过赵先生的课代表。赵泽伦教授给人的印象是学识渊博，口才极佳，板书中的工程图和字迹都很秀丽，西装革履。大三时，汽轮机原理（二）的大作业除计算外，还需绘制一张八开的汽轮机通流部分纵剖面图，我所绘之图得到赵先生在全班表扬，他在我的图纸的右下角签了：画得很好，赵泽伦几个字，真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他是敦堉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
按苏联教学计划，我们的毕业设计包括两个部分：一般部分（一个全面的火力发电厂设计）、专题部分（对某一专门问题之研究），专题占毕业设计30％的工作量，每个学生都必须完成两个部分的工作，成绩合格才能毕业。
赵先生带上海实习队（实习地点是由水电部及高教部联合指定，有上海、西安、武汉、重庆四个队，我属武汉队）。敦堉的毕业设计专题是“某电厂某机调速系统缺陷分析”，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题目。敦堉毕业在小电厂工作几年以后还对我说：“要不是赵先生逼我，我对汽轮机调速系统的认识还没有那样深刻。”
反右中，赵先生因“言”获“罪”，他编写的《汽轮机原理》一书正在水力电力出版社审定，因此而夭折了。我毕业留校时，赵先生担任汽轮机教研室主任，等我下放杨家坪机器厂劳动一年回校时，他却因“罪”而被革职流放到热工实验室劳动。系里任命刘中举老师为主任，我当小秘书为大家跑腿。有一次，一位老师突然急病住院，其他老师都有课，时间重叠调不过来，经请示系上，同意由赵先生代课。我通知赵先生，他说：“我是有罪之人，不能上课。”我说：“上级认为你可以上就上吧！”他听后很高兴，无须准备，第二天就按时上课，没有影响学生们的学习。然而，代课引起的余波是，学生课代表来反映：学生觉得赵先生讲得好，希望继续讲下去。结论是显然的！自此以后，赵先生再也没有跨上讲台一步。在我要正式讲汽轮机原理课之前在教研室试讲，赵先生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我仍然认为他是有学问的人。为此，我去热工实验室讲给他听，他依然像过去指导我和敦堉时一样尽责，除了对技术内容和表达方式提了意见外，使我记忆深刻的是，他要我擦黑饭时左手不要动。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擦黑板，在右手擦的同时，左手无意识地像拉手风琴似的跟着晃动。
赵先生说，这样讲课风度不好，易引起学生取笑议论而不能专心听讲。“擦黑板时左手不要动”伴随我从教40年，真挚的教诲终生难忘。
令人唾弃的“文革”中，两位教授在凄风苦雨中历尽磨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笪远纶教授复出，仍为系主任。这时刘中举老师因解决子女顶替工作而被迫退休了。
我这个昔日的小秘书以助教之身暂代教研室负责人。笪先生以二级教授之尊亲自来我家拜访，他不嫌弃地走进筒子楼，耐心地穿过两边挂满家什、放置各家蜂窝煤炉、充满刺鼻煤烟味的长长走廊，到达我们的家。他仍然坚定地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而尽忠职守。时逢敦堉在家换休，我们像贵客一样欢迎他，师生三人真有久别重逢之感。
我们请他坐在我家唯一的一把学校借来的有靠背的木椅上，敦堉和我则各坐一个独凳，招待他的只有一杯白开水。简陋的物质条件未能减退我们谈话的兴致，他仍然谈到他的办好大学的三个条件，他希望我要团结全体教研室的同事搞好工作。我和敦堉以往从未与笪先生单独接触过。敦堉喜欢问外国的事，当问及麻省理工时，笪先生不那么严肃了，而是侃侃而谈年轻时在波士顿的许多趣事，如乘公共汽车搞错方向不得不重来，得到司机的免票返回原点；第一次参加同学们的舞会觉得有点紧张，外国学生说中国学生的腿有点硬……笪先生有一种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感觉，心情舒畅，而我和敦堉则共同近距离感应了大师级人物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