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制定了《人民阵线纲领》，作为国会竞选纲领。纲领在政治方面要求大赦，反对各种法西斯联盟，尊重工会权利，保证信仰自由，进行国际合作，保证集体安全，限制军备，保卫和平。在经济方面要求设立国家失业基金，不减工资的缩短周工作日，建立养老金制度，消灭投机商，法兰西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军事工业国有化。人民阵线纲领受到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拥护。在4～5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人民阵线获得64％的多数席位，6月4日组成以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为首，激进社会党人参加的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勃鲁姆政府实行了一些社会经济改革措施，部分实现了人民阵线纲领。但大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反对改革，策动经济怠工、资金外流、哄抬物价，有意制造经济困难。
1937年3月，勃鲁姆政府宣布暂缓改革，并于6月辞职。此后政局再度动荡，内阁几度换届。1938年4月10日，激进社会党人爱德华·达拉第组阁，对内破坏人民阵线纲领的实施，对外推行绥靖政策，参与出卖捷克斯洛伐克。10月4日议会讨论慕尼黑协定时，社会党弃权，共产党反对，达拉第宣布同人民阵线决裂，法国人民阵线运动遂告瓦解。
4.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苏联
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122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736名，共代表1874488名党员和935298名预备党员。斯大林作了总结报告，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作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报告，卡冈诺维奇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职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该计划规定到1937年全部工业产值达到927亿卢布，年平均增长16.5％，比战前增长7倍；整个农业产值要达到262亿卢布，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国民经济的基建项目投资规定为1330亿卢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高一倍多。大会通过了新拟定的《党章》，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际召开的，它进一步巩固了联共（布）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对苏联变成一个经济上和技术上独立的、先进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4年12月29日，政治局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谢尔盖·米·基洛夫于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在过去的8年中担任列宁格勒地区党委书记的职务。12月2日，他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一名枪手暗杀。斯大林政府立即审问并将100多人处死。基洛夫在一篇文章中被赞誉为勇敢的和无畏的革命者，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他死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罪恶之手。政府未经很好核实，就宣布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已经被捕并将对他进行审判。与此同时，斯大林正利用这起谋杀案作为清洗共产党对手的借口，他们被指控进行反政府的恐怖阴谋。在暗杀事件后的一周之内，被苏维埃报纸说成是“白匪恐怖分子”的66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秘密法庭被宣判有罪并马上被枪杀。10天之后，另外27人被判有罪，在基辅被处死。紧接着，前任共产国际主席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和《真理报》前任编辑列夫·加米涅夫也因基洛夫的暗杀而被捕。
1935年2月6日，苏联第七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重新选举出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确认现行领导班底后，大会宣布闭幕。斯大林第五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也保持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并继续担任苏联的政府首脑。其他的重要政府职务由下列人员担任：马克辛·李维诺夫（外交部长）、克里门特·伏洛希洛夫（国防部长）、根利克·雅高达（内政部长）、安纳斯塔斯·米高扬（粮食部长）和契尔莫（农业部长）。苏维埃代表大会亦接受由莫洛托夫起草的一个选举改革方案，其中的基本内容是取消公开选举，代之以秘密选举。国防委员会代理人民委员米契尔·杜克柴夫斯基元帅提出令苏维埃代表大会吃惊不已的苏联扩充军备的数字，因为按照该项数字的估计，苏联的军备费用已不是财政收支中规定的16.6亿卢布，而是50多亿卢布，以便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战争时有足够的武装部队。
约瑟夫·斯大林的“清洗”进入俄国军队的最高层机构。在一次秘密审讯中，8名将军因叛国罪被处死刑，并于1937年6月12日执行。官员们说他们都对指控他们企图推翻斯大林政权表示服罪。共产党官方报纸《真理报》宣称：“对间谍和叛徒决不仁慈。”被判处死刑的将军中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直到不久前，他还担任着国防部副部长职务，秘密警察在半夜逮捕了他；据说他当时企图逃脱，因此被秘密警察打伤。这些将军都被指控为和外国一起阴谋反对苏维埃联盟。《真理报》批判了所谓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伸进来的黑手。”“虽然法西斯间谍爬虫有许多脑袋，但是我们将一个不留地将其砍掉，割断每一条伸进来的触角并且除去毒蛇的毒液。”
5.第二次国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一忍再忍，一俟《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即于1932年6月发动了对红军长达10个月的第四次“围剿”，在此期间，日军顺利地占领了热河，并向长城一线推进。国民党仍决定不调动“剿共”军队北上抗日。在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利用日本的停战时机，展开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933年初，当日军越过长城，向冀东、察北大举进攻之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著名宣言。这三个条件是：（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此文件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亲蒋的著名科学家、政治家丁文江，以《假如我是蒋介石》为题发表文章，主张“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中国共产党根据此文件的精神，进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尝试。1933年初，派出许权中、宣侠父、张克侠、阎红彦、谢子长等大批共产党员与冯玉祥合作建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初征察东，一举收复宝昌、沽源、多伦三城，威震海内外。1933年底，当在福建“剿共”的第19路军蒋光鼐、蔡迁锴派代表与红军谈判联合抗日反蒋时，中共中央立即允诺，并于是年10月26日签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不久，福建事变爆发，打乱了蒋介石的“剿共”部署。
193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又拟定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此文件提出了著名的6项行动方针：（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如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一切国库收入用作抗战经费，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在国内外开展募捐等等）。（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6）国际上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以及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家和民族。
中共中央通过各种形式，敦请宋庆龄、何香凝、李达、胡汉民、马相伯、章乃器、李杜、杨靖宇、翁照垣等1779位著名人士在文件上签名后，于1934年4月20日正式发表。此文件高举抗日旗帜，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并建立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拥护。1934年9月下旬，驻守赣边境的国民党“剿匪”南路军司令陈济棠派代表到达瑞金，要求与中共谈判联合反蒋。但是，由于此时中共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只是在酝酿之中，上述文件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领导红军走上了胜利的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久也确立下来。
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被迫离开根据地长征，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在被红军突破后，又以重兵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裁，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但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后，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并战胜了气候、地形等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宣告了国民党“安内”政策的失败。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鉴于德意日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据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提出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联合，而是提出要“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宣言虽然仍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但号召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成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它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1937年5月，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左起：叶剑英、邵华（考察团成员）、朱德、涂思宗（考察团团长）、毛泽东、萧致平（考察团成员）。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此时正值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其历史意义不可估量。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解决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连续发出《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抗日救国宣言》、《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等文件，并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把全中国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力量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一切赞成抗日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议认为，为了适应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必须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过去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批判过去的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边去”。
毛泽东的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全面论述和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确立。
1933年后，日本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蚕食华北各省，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甚至资产阶级包括军阀也遇到了存亡问题，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始酝酿着重大的转变。
1936年6月，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举起反蒋抗日旗帜，组织抗日救国军。6月1日，陈、李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电请国民政府立即抗日，并通电全国，呼吁“日入侵我愈亟……今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史称“两广事变”。虽然两广事变被蒋介石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而消弥，但它却表明国民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也严重危及蒋介石集团的支持者英美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英美对日态度开始转变。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何梅协定和秦士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在抗战派的努力下，1935年8月7日，国民政府监察院对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提出不信任案，迫使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下台。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刺伤。12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亲日派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其间，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了英美派的人选，表明亲日派势力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衰落。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势不可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几种因素促成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由妥协转向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