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5月18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在中宣部召开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说：“我就听到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仅这篇文章，还有另外的文章，《人民日报》批顶峰论，还有一些文章，省市委同志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有不同意见可以向我们反映，中宣部研究问题可以活跃些，对中宣部工作有帮助。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华国锋闻讯，指示要慎重处理。他指示中央宣传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
《红旗》杂志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对这场讨论却一直保持沉默。沉默的态度引起海内外一片疑虑，究竟是何道理？读者纷纷投书编辑部。汪东兴对他们说：“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他说，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认为，宣传上的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对山东负责同志讲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时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在这场大讨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站出来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使天平一下就倾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方。
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问题时，有针对性地说：只要你讲话同毛主席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映。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不但军队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外贸、管理、经济政策，都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首先讲了实事求是。
他说，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批评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随后，邓小平以毛泽东的革命经历讲述了毛泽东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的。他说，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的时候，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他强调“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7月21日，邓小平对中宣部负责人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次日，他在同胡耀邦谈话时又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
8月19日，邓小平在同文化部负责人黄镇谈话时指出：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让人说话。可是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李先念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支持。
8月，谭震林应《红旗》杂志约稿，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章的第四部分写的就是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10月，此文送到编辑部引起争论，总编辑坚持要删去第四部分，派人征求谭震林意见遭到拒绝。谭震林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告诉某某，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对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总编辑拗不过谭震林，只好于11月16日将谭震林的文章送审。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此文。邓小平、李先念均写了批语。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的批语是：“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总编辑接到这些批语，依然不敢做主，再次请示汪东兴。此时汪东兴又能怎么办？答复：那只好这样。于是，谭震林的文章才得以发排，于《红旗》第12期刊出。谭震林的加入，使《红旗》也不再沉默。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又一次批评“两个凡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10月14日，在听取总政治部余秋里等汇报时，邓小平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要这样，就是一个小企业、一个生产队也要这样。叶帅说，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不是太少，甚至连按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的。要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真正做到三不主义。
由于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快由北京向全国各地辐射，由思想理论界向各行各业辐射。
摧毁一种旧的价值坐标，建立一种新的价值坐标，确非易事。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旧的价值坐标是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之中的。新中国建立后，人们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视毛泽东为救星，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声中渐渐习惯于听毛泽东的话、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对“两个凡是”，大多数人并不反感，尤其是对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更是深信不疑。所以不少人在讨论中，对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疑问，他们并不怀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嘛！针对这种疑问，《人民日报》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同志写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作了解答。该文写道：“一些同志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做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把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指针，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哲学上讲，承认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是承认理论认识对于实践的反作用，承认这种反作用，决不能否认实践所起的根本的决定作用，不能用这种反作用来代替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问题。”
《解放军报》在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支持下，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文，对当时的对实践标准的责难作了分析和批判。针对某些出于私利的反对者，文章写道：“除了人们在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会因此受到损害。”针对那些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的责难，文章指出：“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需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此文是在胡耀邦及罗瑞卿将军的支持下发表的。此文发表前，罗瑞卿将军不仅仔细看过三遍，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要求文章无懈可击，而且在去联邦德国治病前，还特地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五十大板。”
自然科学家也投入了这场讨论。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在方毅主持下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并作出决定：支持它，支持这场讨论。在这个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当时的国家科委的一位副主任还说了一句笑话：“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虽不是主力，但我们也要敲敲锣鼓。”
之所以说这是句笑话，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只有科学界在科研时不以“两个凡是”为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科学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命题，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自然科学家们之所以要为这场讨论“敲敲锣鼓”，是他们感受到了这场讨论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分量。
7月11日，社会科学界在北京召开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的讨论会。在7月24日的闭幕式上，周扬以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周扬还强调：“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就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制科学的自由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明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包括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鼓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创造，等等。”会议结束，许多省市代表回去作了传达，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全国。这次会议可说是这场大讨论的一个高潮。
到1978年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在全国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等部门广泛展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底，中央和各省市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达650篇之多。
在理论界、舆论界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也没有置身圈外，他们经过深思熟虑，逐渐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最早表态的是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
任仲夷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文章，认为“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假左骗局，都会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进。联系我们的实际工作想一想，实事求是这个问题，确实太重要了。”“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尊重社会实践，那就不可能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贬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恰恰相反，这正是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任仲夷的这篇文章态度干脆，观点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