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全面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从而不但总结、肯定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光荣战斗传统，也澄清了文艺界存在着的某些糊涂观念。中国的革命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二十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发挥了重大的战斗作用，“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对革命有着“伟大贡献”。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揭示的，正是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必然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规律。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在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前提下，毛泽东又提出了“政治性和真实性的统一”，即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和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在重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求得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文艺是通过自己的特殊规律来为政治服务的。取消文艺的特殊规律，也就取消了为政治服务本身。毛泽东在阐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正是充分注意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的。他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如果以为政治上正确就可以不遵循艺术规律，那是一种极端幼稚糊涂因而也极端有害的想法。这对于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讲话》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在文艺源于生活却“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方面，在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方面，在文学遗产的继承和革新方面，在革命文艺的基本任务方面，在作家主观动机和作品客观效果的关系方面，也都有透辟精到的论述。这些创造性的论述同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库。
《讲话》虽然涉及到了关于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但它更重要的是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奠定了党的文艺政策的基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统一思想和行动的重要作用。这与文艺界此前思想散漫、自由松懈的“单兵”作战状况迥然有别。正如何其芳所说，像这种既有明确的目的，又有具体的办法的下乡运动，在中国新文艺史上还是第一次。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新文艺的方向问题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并实现为一种广泛的运动的。
由于文艺政策的连贯性，建国后，《讲话》理所当然地成为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指导着全国文艺工作的开展，继续发挥其重大影响。建国后党所提出的一些新的文艺政策，也与《讲话》一脉相承。如“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就是从《讲话》关于如何批判继承外国和中国的优秀遗产的论述中化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由《讲话》关于在文艺批评标准基础上“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的观念中提炼；而“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则是《讲话》里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具体化；直至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也与《讲话》“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有着根本精神上的联系。在文艺理论方面，基于文艺工作和文艺理论相结合的《讲话》的理论内容，实际上规定了建国后相当长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构架。文论家们抽取出《讲话》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和特定角度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构成了一个从文艺与生活的基本关系出发，以文艺的党派性、阶级性为原则，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包括为工农兵）服务的功利观、创作的典型化方法、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等为基本观念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讲话》的文艺思想，几乎渗入、扩展到了文艺理论的各个方面。应该承认，《讲话》不管在发表当时和以后，都曾产生过深刻而长远的正面影响，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但《讲话》毕竟是在抗战时期解放区的特定环境下制订的，有其强烈的历史针对性，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结论，不可避免地与此后的情况不尽吻合。特别是建国以后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社会状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讲话》的任意引申推广，就难免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的教训，应该记取。
创作现象及其影响
现代文学带着30年代的痕迹走进了战争环境下的4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时代审美要求，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创作上出现了诸多与以往不同的现象。
战争环境下的国家事实上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上海“孤岛”等几个不同的政治区域。这种分割深深地影响了文学，形成了国统区的讽刺和追忆小说，沦陷区的通俗先锋混合型小说，解放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型小说，各具特色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随着抗战的持续和深入，国统区作家们的视线由光明转向阴暗。张天翼带头掀起了暴露讽刺小说的浪潮。1938年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发表讽刺名作《华威先生》，塑造了一个“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官僚形象，讽刺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并因此在国统区引起了关于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的长时间的争论，直到40年代不可遏止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暴露作品。像沙汀、艾芜、钱钟书、师陀等都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讽刺作品。钱钟书的讽刺长篇《围城》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炉，大大增强了讽刺主题的现代性质，拉近了中国讽刺小说体式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战争加深了人们的不安定感，现代生活也使得人们越来越面对内心来寻找生存的价值，这样，对现实的体验和追忆情愫便代替了以往人们热衷的抒情情结，对现实的体验出现了“体验现实主义”，以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饥饿的郭素娥》，其他如冯至的《伍子胥》、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等，在心理刻画和揭示人的灵魂的复杂性、丰富性以及探索生命的意义等方面别具特殊的价值，使得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更接近了世界文学潮流。对现实的追忆则出现了汪曾祺等人40年代末的京派回忆型小说，如汪曾祺的《邂逅集》、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骆宾基的《幼年》等。
沦陷区的小说创作此时呈现出了通俗和先锋并行的面貌。特殊的政治环境、进步青年读者的大量流失、商业文化的畸形发展，使通俗作品得到了大力发展的机会。现代通俗小说、市民文学以及现代主义的渗透和流行，推动着文学由先锋状态向通俗层面运行，使得以上海为首的沦陷区都市中，海派作家的小说并行地呈现出通俗和先锋的性质，出现了予且的新市民小说和张爱玲的新鸳鸯体、新洋场小说。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解剖和都市发现，有着明显的西方现代派的先锋痕迹，而作者构造故事，设置人物，又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从题目到叙述风格，都有着极强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她的小说，使得现代小说有了贴近新市民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张爱玲小说对后来的港台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解放区的小说从30年代的左翼小说发展而来，带着革命现实主义的理想和传统，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等作家在党的文艺政策的自觉实践中，与广大农民相结合，将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民间化，着力反映解放区的社会生活和矛盾，在小说内容和形式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开辟了符合解放区政治文化条件的艺术创作道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具有浓郁民间特色的小说创作流派。它们代表着根据地小说创作的潮流。随后，在对解放区大规模开展的“土地改革”斗争的艺术概括和反映中，又涌现了大量“土改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就是其代表。以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继续沿着《讲话》确立的党的文艺方向发展，对50年代及以后的大陆文学发生重大的影响。
30年代出现的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在40年代更进了一步。抗战爆发后文学大众化的提倡、文学界统一战线的形成、相持阶段大后方和沦陷地区政治性文学一定程度的缓解、松弛，以及左翼青年读者的流失，使雅俗互动的趋势更加明显。
这一时期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的雅俗融合，各有各的特点。沦陷区因新文学的忽然缺席，通俗文学的需求骤然增大，显得分外繁盛。这种繁盛在上海尤其突出，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华北沦陷区通俗文学的繁盛以北派武侠小说为代表，达到了现代武侠的一个高峰。而国统区的新文学力量是最强大的，抗战初期提倡“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用民间形式、旧戏曲形式进行创作，创办了众多通俗文学的报刊和社团，一时成为风气。老舍就参与《抗到底》的工作，写过抗战大鼓词、快板、相声等作品。但因这种通俗化一定程度上是以降低新文学的水平为代价，在国统区未能坚持太久。倒是原来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在新形势下向新文学的进一步靠拢，有着重大的意义。国统区显示了多样的雅俗融合的过程。
至于解放区，由于文学更大范围地转人战时状态，读者对象转向偏僻农村文化偏低的农民，文学通俗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很强，基本上不受文化市场机制的支配，而是由抗日民主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自觉加以推行。而且，解放区通俗文学作家大多是一二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新人，如阮章竞、孔厥、马烽、西戎、柯蓝、李季等，他们在“五四”新文学的哺育下长大，现在回过头来学习民间文艺、农民文艺，将它们与新文学融合，为民间和农民服务。因此，在解放区掀起了文学通俗化运动，使通俗文学在解放区成为主流文化，呈全面收获的景象。通俗小说有章回体、演义体和新小说体；通俗诗歌的成绩也是别的地区少有的，如街头诗、枪杆诗、墙报诗，仿民歌体等；“五四”以来便衰落的通俗戏剧，如今出现了广场剧、农村小话剧、秧歌剧等。整个解放区的通俗文学，主要形成两大潮流：一是仿民间的通俗文学，一是化民间的通俗文学。前者以诗歌的成绩为最著，有的用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填写革命翻身故事，有的直接写民歌小调。后者便是出现了赵树理。其小说如《小二黑结婚》，将民间评书彻底新文学化了，而且能容纳、表现农村变化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农村的新问题、新面貌、新历史进程，因此成为新型的革命大众文学体。赵树理之外，表现解放区农民武装斗争，而又采取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形式的，当时还出现过一批模拟旧章回体的新小说，如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这些作品充分发挥民间口语叙述与描写的生动、活泼、通俗、传神的特长，表现革命的新思想和新内容。由此而开拓的“革命英雄传奇”的小说模式，对建国以后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反映战争的小说的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文学潮流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