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有最为研究者所关注的一段关于“围城”的话。首先是褚慎明说了关于鸟笼子与婚姻的比况，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飞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随后苏小姐对这一段话作了修正：“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后来方鸿渐也再次提到这一点，说这个“围城”的比喻应和了他近来对人生万世的感觉。至此，《围城》这一小说中的中心意象便超出了最初的对婚姻心理的描述，而更深层地蕴含着对人类实现理想前后的普遍心理的寓言：对于心中的美好憧憬，人们在实现之前总是渴望接近，而一旦真的I临近，却有免不了的生厌。正如钱钟书在序言中所说“理想不仅是个引诱，并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去做以后，它变成残酷的对照”。人永远都有想要靠近的梦想，所以人也就在人生当中逃不掉咀嚼苦涩、失落、虚空的命运。《围城》于是就有了批判现代文明，揭露人生危机的主题。在《围城》突破了婚恋这一单纯意象之后，人们又从主人公方鸿渐与他身边的人物，诸如苏小姐、唐晓芙、家人、同事、妻子之问距离的日渐疏离，“非常戏剧性地表现出他精神的逐渐收缩，直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独和彼此无法沟通的小说。”《围城》中的人物大多是“学贯中西”的留洋学子，钱钟书对这一批人的描绘就也包含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他固然辛辣地讽刺了他们一些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倾向，但他更通过方鸿渐对西学一知半解的亲身体验，揭示了中国东方文化与西欧文化之间所隔着的鸿沟，二者之间的难于融通又使“围城”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一种象征。
《围城》的讽刺艺术历来为人所称道，作者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联想，使得中外风习，名人轶事都能够为其所用，从而使他的讽刺体现出一种智者的机智。作者尤其善于运用心理分析的技巧，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再用贴切的比喻加以表现，讽刺显得新颖而又独特。比如在讽刺方鸿渐买假文凭时：“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再如对崇洋媚外的讽刺：“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算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可掬，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钱钟书的讽刺看似风趣俏皮但并不油滑轻松，总是让人在笑过之后有深沉的思考，作者强烈的悲剧气息使他的讽刺“嘲笑中含着辛涩，揶揄中具有沉思，快感中夹杂着痛感”。《围城》还因为大量巧妙生动的比喻而被称为“比喻之城”，钱钟书也被称为是比喻大师。有人统计过，《围城》创制的比喻多达七百余条。某种程度上，《围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作者出神入化的比喻才能，通过传神的比喻，作者把抽象的变为具体，使艰涩的成为浅显。例如“拍马屁跟谈恋爱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冷眼旁观”，“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挂网”，简短的几句，就把拍马屁者和散播流言的人勾勒成一幅具有漫画效果的图画。
在结构方面，《围城》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由于小说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十分明显的中心故事，而是围绕主人公方鸿渐的生活以及心理历程而展开情节的片断式叙写，所以《围城》看起来似乎无所谓结构，很像一盘散沙。但是小说从旅途到上海，再旅途而至三间大学，复又旅途而至上海，形成四个链环，婉转回复，首尾相应，这本身就是作者用心构思的结构特点。《围城》的这种结构使社会历史时空和人物的心理时空相互交错，从而更加有利于刻画人物群体的心理，也可以更广泛地涉及人物活动的周边环境，使有限的篇幅中可以容纳更多的意蕴，而这种漂泊的流浪汉式的结构对于小说所要表现的孤独主题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支持，从而使得《围城》这部小说更多了一些开放的可释性空间。《围城》的语言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十分独特的，它的语言简洁、新奇，同时又含义精确，传神动人，周锦评价说“每一处的遣字造词，都很着力，也都很考究”。“《围城》不仅是小说，更是诗，是画，是极有水准的散文”。《围城》之后，钱钟书又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但由于手稿遗失，遂成遗憾。而自此，钱钟书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专心于学术研究。但仅就《围城》一书也足可以使钱钟书在现代文坛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围城》被泽为多国文字之后，使钱钟书在海外研究者眼中·除了学者这一身份又有了作家的称誉。
徐讦（1908—1980），浙江慈溪人，字伯订。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6年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哲学，后获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曾在上海与友人合办《读物》月刊及夜窗书屋。1942年到重庆，任《作风》杂志主编。1946年返上海，从事写作。1950年定居香港，创办《幽默》杂志及创垦出版社。1966年后，任香港新亚书院讲师、浸会学院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生平著作颇丰，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集六十余种，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徐讦全集》有十七卷。中篇小说《鬼恋》，长篇小说《风萧萧》《江湖行》是其代表作。
1937年，《宇宙风》上登载了徐讦的中篇小说《鬼恋》，这篇小说为他赢得了文坛“鬼才”的声誉。《鬼恋》在7年内印行19版，深受广大市民读者的喜爱。《鬼恋》也初步确定了徐讦小说创作的基本风貌：超凡的人物，浪漫的爱情，惊险的传奇，诡秘的气氛。小说写的是“我”在一天晚上遇见了一个令人惊艳的女子，并为她的美貌与气质所深深吸引，但是对方却告诉“我”她是一个已经离世的鬼魂。我起初不信，但是随后“我”几次三番的花心思想要弄清楚她行踪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这使得“我”也不免将信将疑。最后，在一次巧遇中，“我”终于见到了在白天扮成尼姑的她，故事的谜底终于揭晓：原来她是一个在革命中失掉情侣、朋友。而且自己也被人疏远的心灰意冷的人，所以她才甘愿以“鬼”的身份活在这人世间r小说显示了作者长于讲故事的特殊才能，从一开始作者便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在对女主人公的衣饰描写上便透出一股隐隐的阴冷，她全身黑衣，“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脸凄自得像雪，没有一点血色”，“冷艳得像久埋在冰山中的白玉”。这使得读者悬着一颗想要了解究竟的心且紧紧追随着作者叙述，而此后的叙述又总是一波三折、扑朔迷离，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1940年左右，徐讦又推出了《吉布塞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一家》等中长篇小说，成为上海孤岛时期最为多产的作家，作品在抗战后方极为畅销。在这几篇小说中，作者继续了此前的创作道路，仍然是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跌宕生姿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叙述语调。这样的创作在当时抗战的背景上，虽为许多的读者所喜爱，而且也十分畅销，但是由于徐讦的小说有意淡化政治因素，对于人物复杂的外部关系和广阔的生活环境都没有给予关注和描绘，所以当时的评论界对此现象冷眼旁观，认为徐讦所写的是鸳鸯蝴蝶派的消遣文学，毫无“五四”文学传统的严肃性，也看不出作者在民族危机中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
徐讦的小说的确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言情小说的旧有技法，有着通俗化、大众化的明显倾向。他的小说非常注重读者的阅读效应，因此十分注意故事性，总是用离奇的情节，突然性的转折来想尽办法抓住读者的心，把读者带进他的故事当中来。另外作者的爱情故事又是历来为通俗小说所惯用的才子佳人模式，他笔下的男性多是有学识，多涵养的风流才子，而女性则常是美貌聪慧兼于一身的绝色佳人，而且无论是男女主人公又都是至情不渝的纯情人物，他们之间的爱情更足缠绵婉转、空灵清绝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境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市民读者群。当然，徐讦小说吸引读者的还有他自身所特有的一些特点，在这些小说中，他早年曾经留学海外的经历给小说披上了浓郁的异国情调，更加引人人胜；他精通心理学知识，小说中常常有对人物内在心理的精到分析，这也使他的小说异于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
叙说一个离奇的故事，演绎一段缠绵的爱情固然是徐讦小说的一个卜分显在的内容，但这并不能概括他小说的全部意旨。爱情故事在他那里并不仅仅是为吸引读者的一个简单的选材策略，在这痴男怨女的传奇经历中有作者对生活态度、生活哲学的深刻理解，所以爱情又往往成了徐讦表现生活、思索人性的一个角度。《鬼恋》中的女主人公曾经是一个最为人世的革命者，她说“我暗杀人有十八次之多，十三次成功，五次不成功；我从枪林里逃越，车马缝里逃越，荒野上逃越，牢狱里逃越”，“但是以后种种，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侪中只剩我孤苦的一个！”。这几句在全篇中只占到很少片段的描写，就使这部小说陡然有了让人思考的深意，作者对于战争状态下人们理性失控的生活以及所带给生命的创伤作了自己的反思。徐讦深通哲学，所以他的小说中总是会有对于生命本体的一种形而上的追问与思索，从而使他的创作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色彩。《吉布塞的诱惑》通过“我”与一个吉卜赛女郎潘蕊之间的情感纠葛，表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女相处时所存在的文化心理上的隔膜，而在最后，对男女主人公流浪生活中的自在生命状态的诗意描绘中，又可见作者对人性的自由、生命的自在等问题的探求。《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关于白蒂的心理世界的描写更是颇具现代主义文学的意味。白蒂本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子，但是她却忍受不了周围的虚假伪善的环境，所以便用变态的心理和行为来对抗这个污浊的社会。小说所揭示的正是现代文明对人的本真性情的压抑与扭曲。
1943年，徐讦的长篇小说《风萧萧》发表，位居当年“全国畅销书之首”，而1943年也被人称为是“徐讦年”，这足以见证当年徐讦在文坛的影响。在这部关于地下斗争，军事卧底、间谍阴谋的小说中，徐讦依然安排了相互交织。的爱情故事在里面，使得这部小说带给读者以纷繁复杂的阅读享受，既有间谍小说的惊险刺激，又有言情小说的缠绵悱恻。但是作者总是努力把写作的意向引入到故事叙述表层下的更深领域，在不时进发的富含哲理的言词中，给人以思维的启迪和人生的思考。小说中的“我”始终坚持独身主义，坚定地维护自我与自由的圆满，关于“影子”的想象中，作者便描绘了人的精神不受任何限定，得到充分伸展与释放的情形，这使作品有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探讨人的生命自由的意图。作者在沧桑变幻的人世与悲欢浮沉的人生境遇的描写中，勘破了现实世界的残破实相，继而试图寻找在这乱世中可以栖居灵魂的所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写作深意，所以作者在这样一部有关战争的小说中，依然不太注重于外部政治、军事环境的描写，而是着力刻画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尤其重视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深刻揭示。“用悲悯之心看乱世，用悲痛之心看历史，更用悲壮之心默许给自由的人群。表现出他对国家民族的关心和爱。”这无疑是对徐讦小说的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徐讦的小说不仅在写作旨意上，因为有着自己的对于生命、自由的形而上探索而有了现代主义的先锋意识，就是在作品的形式层面上，也有着一般通俗小说所没有的特点。比如他的小说总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来展开故事，这便使他可以很自然地把矛盾由表面的感性层面转向内在的精神层面，同时也便于发挥想象来向读者叙述景物、事件、梦境、幻想所带来的心理感受，作品也因此有了寓言化的缺失和象征性的色彩，而这些都是现代主义文学通常所惯用的。另外，作者在写作时还十分注重作品的色彩表现力，追求画面的动态感与立体效果。在《鬼恋》里他用黑色来描绘我所遇见的“女鬼”，在《风萧萧》中，白苹被喻为“海底的星光”，所以是银色的；梅瀛子是象征阳光的红色；海伦则用了象征水莲的白色，作者用他的特殊的敏感分别写出了不同人物的性情志好，这种色彩、环境、人物、性格、情节相互交叠的通感手法的运用，和现代主义文学注重色彩对感官的刺激，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心理暗示有着奇妙的暗合之处。当然，由于徐讦精通心理学，所以他的小说中更是有着许多的关于人的意识、潜意识的深刻分析。《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白蒂心理变态的社会原因，这些分析都建立在作者对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熟练把握基础之上。正是这些现代因素的渗入，使他的小说创作可以做到雅俗共赏。
抗战胜利后，徐讦的创作出现焦虑，想要超越以往注莺情节的旧套转而分析人性，但是，无论是《旧神》还是《卡门》都没能走出他的情节圈外，反而由于作者有意识地想要淡化情节因素使得文笔有些生涩，不如以前圆润。《烟圈》就试图淡化情节，直接追求人生哲理的象征表现，用“烟圈”来揭示人生中挥之不去的茫然、孤独、感伤，在以前的作品中隐约在传奇故事下的人生追问，自由探求在这里被提为显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者心态的日趋成熟，但是却失去了他作品固有的那种灵动色彩，笔下的世界显得模糊、暗淡，没有了以前的光鲜、迷人。1950年，徐讦定居香港，他的小说创作对传奇情节又有了恢复，出现了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创作高潮期。长篇小说有《彼岸》《江湖行》《时与光》，中篇小说有《盲恋》《痴心井》《炉火》，短篇小说集《鸟语》《结局》《有后》等。他被称为“香港第一作家”。在香港的后期创作中，徐讦继续了他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作品中有着一以贯之的形而上冲动，但不同于他在上海时的创作的是：由于作者在香港，“生活上成为流浪汉，在思想上变成无依者”，前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开始有所摒弃，异国情调也有减缩，主要从人物的婚恋生活以及浮沉的人世里透视复杂的人性，而且后期的作品多是一些悲剧或者准悲剧，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孤独感、失落感和流放感。《盲恋》里的女主人公复明后，两个人的爱情变得烟消云散；《江湖行》《炉火》中人生的虚无感成了支配人物生命方式的一种人生的态度。这与作者自己在香港所体会到的那种无家可归的飘零感不无关系，他在上海时很少涉及的乡村此时也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来，一方面可以从中反映出一部分香港人的怀乡情结，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作者对现代文明侵蚀乡村淳朴风情的思虑。对人生、生命的不懈追求，身边眼前的破败的生活真相，使徐讦总是有一种对人世的悲悯情怀，他总是渴望能够为人类的灵魂找到一个可以安息的归所，这就是他小说中的一种寻梦冲动。徐讦早期的作品就是通过幻想、梦境和宗教信仰来显示他的这种写作追求的：《荒谬的英法海峡》中作者向人们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官僚，没有货币、商店，一切都平均分配的世外桃源景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海伦为了成全别人自己赴死的行为带着基督教的色彩，这都是作者对灵魂安息地的一种探寻。而在后期，徐讦小说中的这种对心灵救赎之路的追寻使他的作品中所弥漫的宗教情绪更加浓厚，他有意避开现实，寻求宗教世界的宽恕、豁达和净化的力量，来照亮周围的世界，来指引人的灵魂。《江湖行》《时与光》本身就是关于忏悔的故事，《彼岸》也是一个人超越此岸奔向彼岸的故事。而且在小说中常常有作者大段的关于生命和宗教的顿悟式述说。
徐讦的小说创作在40年代的文坛上很成功地做到了雅俗之问的互相沟通，他使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些旧有因素有了新的生命，同时也使西方的一些现代主义文学形式中国化，从而有助于文学的吐故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