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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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巴金(3)

汪文宣的家庭不再是《家》中那样的封建大家庭,而是一个普通的小家庭,家庭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四口三辈之家:在图书文具公司做校对工作的小职员汪文宣,在银行工作的妻子曾树生,他们的儿子小宣以及汪文宣的母亲。这个家以汪文宣为轴心,构成了婆媳之间、夫妻之间、母子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小说所着力描写的,就是发生在他们之间的种种矛盾。汪文宣曾经是一个有理想、有勇气的知识青年,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他的位置。为谋生计,他在图书文具公司求得了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每天埋头于呆板单调、令人头痛的校对工作,忍受着上司厌恶的眼光和同事们漠然的面孔。汪文宣在办公室里沉默寡言,唯唯诺诺,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挨到下班回家,家里却也不是他的憩息之地。在家里,他不得不经常面对母亲喋喋不休的絮叨和妻子没完没了的责备。母亲看不惯儿媳的轻浮举动,儿媳受不了婆婆的讽刺挖苦,婆媳一见面就免不了唇枪舌剑,相互伤害。汪文宣爱母亲,也心疼妻子,他多么希望她们能够和睦相处,让这个生活窘迫的家能够有一份温馨和安宁,但他费尽口舌,使尽全力,也无法让双方的敌对状态有丝毫改变。汪文宣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左右为难,两头不讨好,却又对这种状况无能为力。更可悲的是,汪文宣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但为了不失去工作,也为了家庭,他隐瞒病情,苦苦支撑着。但他的拼命工作并没有换来一丝的同情和怜悯,反而招致上司和同事的冷眼和鄙视,刻薄的主任最后给了他一点“卖命钱”,就把他送上了失业的绝境。而此时妻子因忍受不了婆婆的冷言冷语、丈夫的懦弱无能和家庭的贫苦寒酸,跟着银行的陈主任远走兰州。贫病交加、万念俱灰的汪文宣,在欢庆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默默死去,结束了他平庸而又痛苦的一生。在汪文宣身上,作家倾注了真挚的情感,这个平凡的小人物,他的悲惨遭遇令人产生深深的同情。造成汪文宣个人及家庭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拮据,生活艰辛,工作劳累,疾病折磨,家庭不睦,心力交瘁,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将汪文宣推向了人生的绝境。汪文宣的悲剧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汪文宣的中学同学文学硕士唐柏青穷困潦倒,借酒消愁,最终毙命于车祸;汪文宣的同事忠厚善良的钟又安染上霍乱,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去,这些人间悲剧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处于战争环境下的中国社会萧条,民生凋敝,理想沉沦,灵魂扭曲,“离乱人不如太平犬”的残酷现实。因此汪文宣的悲剧既是个人悲剧、家庭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时代悲剧。

小说对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矛盾冲突的描写非常成功,但作家并无意于评判谁是谁非,而是着重从社会环境、文化心理和人性的层面上来着眼的。曾树生是一个热情活泼、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新式女性。为了一家的生计,她不得不到银行里,去当“花瓶”,这对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她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她为家庭尽力作着自己的贡献,但她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成天面对的只有阴冷和烦躁,生性活泼的她于是经常以摩登的打扮,在灯红酒绿中寻求精神的解脱。她一方面与陈主任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对丈夫、对家庭还是有责任感的。汪母是一个传统女性,坚守旧的家庭伦理观念,她心甘情愿地为家庭缝补烧洗,辛苦操劳,但她不能忍受媳妇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到外面去“招蜂引蝶”。她鄙视媳妇不举办仪式就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并刻薄地说:“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意识和观念的差异使她们处于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这是造成他们家庭悲剧的重要因素。尽管三个主人公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甚至尖锐的对立,他们各自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过失,但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既然他们都是好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互相理解,反而要不断地互相伤害呢?除了社会的现实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冲突,特别是造成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矛盾的根源,生活的窘困只是表面的、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她们处在不同的文化层面,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是相左的,虽然她们都是为这个家庭着想,并且都认为自己没有错,事实上她们个人的确没有多少过错,但文化意识的对立注定了她们之间难以达成妥协。可以说,《寒夜》对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矛盾的描写,既是对婆媳关系这一传统的文学主题的继续,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的挖掘和探索,赋予了这一主题以新的时代内涵,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贫病交加的汪文宣在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的欢庆气氛中寂寞地死去,但小说并不到此为止,在万众狂欢之时,作家却发出了冷静而残酷的追问:“胜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解救呢?”当曾树生返回重庆时,旧居已换新主,婆婆和小宣不知去向,只听街头市民们在议论:“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变坏。”“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霉。“作家强迫性地把人们从抗战胜利的狂喜中拉回到了沉重的现实,使人不得不敛容沉思,思索国家民族的现状与前途,思索社会人生的关系与命运。这样,小说就把战前与战后、光明与黑暗、喜悦与悲愁,把国家与制度、个人与社会、现实与未来联系起来,使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人和事,而是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广的时空境界。

《寒夜》叙事绵密而蕴藉,笔调沉郁而纯熟,结构完整而自然,意境阴冷而悲凉,无论是在艺术的成熟度上,还是在思想的深刻度上,都可以说是巴金对以往成就的成功超越,它是巴金最见功力的一部作品,不愧是巴金小说中的压卷之作。

《随想录》

历经磨难,巴金在“文革,’后焕发了他文学生命的第二度青春,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90年代,巴金克服衰老和疾病带来的种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从事创作和翻译工作,留下了大量独具风格的文字,构成当代文学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在巴金晚年的创作中,《随想录》是篇幅最长、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堪称巴金晚年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中散文创作方面的代表作。

1978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完成最后一篇《怀念胡风》,历时八年,巴金写完了共计156篇、42万字的散文随笔集《随想录》,分五集陆续出版,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随想录》主要写了巴金对“文革”的反思及自我忏悔,对亲人朋友的怀念,以及对人事、文学、社会、历史的看法。巴金想通过剖析与反思,寻找并恢复历史、文学和“人”的真实面目。《随想录》是巴金对自己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也是他对历史和人生的深沉思索和深刻反思,这部凝结了巴金全部心血的厚重之作,不但使巴金在历经挫折后完成了人格的重新确证,为他个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而且在为当代知识分子找回失却已久的道德良知,让“五四”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确立知识分子的当代生存价值方面,有重要的开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