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宣的家庭不再是《家》中那样的封建大家庭，而是一个普通的小家庭，家庭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四口三辈之家：在图书文具公司做校对工作的小职员汪文宣，在银行工作的妻子曾树生，他们的儿子小宣以及汪文宣的母亲。这个家以汪文宣为轴心，构成了婆媳之间、夫妻之间、母子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小说所着力描写的，就是发生在他们之间的种种矛盾。汪文宣曾经是一个有理想、有勇气的知识青年，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他的位置。为谋生计，他在图书文具公司求得了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每天埋头于呆板单调、令人头痛的校对工作，忍受着上司厌恶的眼光和同事们漠然的面孔。汪文宣在办公室里沉默寡言，唯唯诺诺，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挨到下班回家，家里却也不是他的憩息之地。在家里，他不得不经常面对母亲喋喋不休的絮叨和妻子没完没了的责备。母亲看不惯儿媳的轻浮举动，儿媳受不了婆婆的讽刺挖苦，婆媳一见面就免不了唇枪舌剑，相互伤害。汪文宣爱母亲，也心疼妻子，他多么希望她们能够和睦相处，让这个生活窘迫的家能够有一份温馨和安宁，但他费尽口舌，使尽全力，也无法让双方的敌对状态有丝毫改变。汪文宣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左右为难，两头不讨好，却又对这种状况无能为力。更可悲的是，汪文宣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但为了不失去工作，也为了家庭，他隐瞒病情，苦苦支撑着。但他的拼命工作并没有换来一丝的同情和怜悯，反而招致上司和同事的冷眼和鄙视，刻薄的主任最后给了他一点“卖命钱”，就把他送上了失业的绝境。而此时妻子因忍受不了婆婆的冷言冷语、丈夫的懦弱无能和家庭的贫苦寒酸，跟着银行的陈主任远走兰州。贫病交加、万念俱灰的汪文宣，在欢庆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默默死去，结束了他平庸而又痛苦的一生。在汪文宣身上，作家倾注了真挚的情感，这个平凡的小人物，他的悲惨遭遇令人产生深深的同情。造成汪文宣个人及家庭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拮据，生活艰辛，工作劳累，疾病折磨，家庭不睦，心力交瘁，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将汪文宣推向了人生的绝境。汪文宣的悲剧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汪文宣的中学同学文学硕士唐柏青穷困潦倒，借酒消愁，最终毙命于车祸；汪文宣的同事忠厚善良的钟又安染上霍乱，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去，这些人间悲剧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处于战争环境下的中国社会萧条，民生凋敝，理想沉沦，灵魂扭曲，“离乱人不如太平犬”的残酷现实。因此汪文宣的悲剧既是个人悲剧、家庭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时代悲剧。
小说对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矛盾冲突的描写非常成功，但作家并无意于评判谁是谁非，而是着重从社会环境、文化心理和人性的层面上来着眼的。曾树生是一个热情活泼、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新式女性。为了一家的生计，她不得不到银行里，去当“花瓶”，这对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她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她为家庭尽力作着自己的贡献，但她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成天面对的只有阴冷和烦躁，生性活泼的她于是经常以摩登的打扮，在灯红酒绿中寻求精神的解脱。她一方面与陈主任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对丈夫、对家庭还是有责任感的。汪母是一个传统女性，坚守旧的家庭伦理观念，她心甘情愿地为家庭缝补烧洗，辛苦操劳，但她不能忍受媳妇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到外面去“招蜂引蝶”。她鄙视媳妇不举办仪式就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并刻薄地说：“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意识和观念的差异使她们处于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这是造成他们家庭悲剧的重要因素。尽管三个主人公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甚至尖锐的对立，他们各自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过失，但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既然他们都是好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互相理解，反而要不断地互相伤害呢？除了社会的现实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冲突，特别是造成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矛盾的根源，生活的窘困只是表面的、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她们处在不同的文化层面，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是相左的，虽然她们都是为这个家庭着想，并且都认为自己没有错，事实上她们个人的确没有多少过错，但文化意识的对立注定了她们之间难以达成妥协。可以说，《寒夜》对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矛盾的描写，既是对婆媳关系这一传统的文学主题的继续，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的挖掘和探索，赋予了这一主题以新的时代内涵，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贫病交加的汪文宣在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的欢庆气氛中寂寞地死去，但小说并不到此为止，在万众狂欢之时，作家却发出了冷静而残酷的追问：“胜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解救呢？”当曾树生返回重庆时，旧居已换新主，婆婆和小宣不知去向，只听街头市民们在议论：“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变坏。”“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霉。“作家强迫性地把人们从抗战胜利的狂喜中拉回到了沉重的现实，使人不得不敛容沉思，思索国家民族的现状与前途，思索社会人生的关系与命运。这样，小说就把战前与战后、光明与黑暗、喜悦与悲愁，把国家与制度、个人与社会、现实与未来联系起来，使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人和事，而是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广的时空境界。
《寒夜》叙事绵密而蕴藉，笔调沉郁而纯熟，结构完整而自然，意境阴冷而悲凉，无论是在艺术的成熟度上，还是在思想的深刻度上，都可以说是巴金对以往成就的成功超越，它是巴金最见功力的一部作品，不愧是巴金小说中的压卷之作。
《随想录》
历经磨难，巴金在“文革，’后焕发了他文学生命的第二度青春，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90年代，巴金克服衰老和疾病带来的种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从事创作和翻译工作，留下了大量独具风格的文字，构成当代文学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在巴金晚年的创作中，《随想录》是篇幅最长、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堪称巴金晚年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中散文创作方面的代表作。
1978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完成最后一篇《怀念胡风》，历时八年，巴金写完了共计156篇、42万字的散文随笔集《随想录》，分五集陆续出版，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随想录》主要写了巴金对“文革”的反思及自我忏悔，对亲人朋友的怀念，以及对人事、文学、社会、历史的看法。巴金想通过剖析与反思，寻找并恢复历史、文学和“人”的真实面目。《随想录》是巴金对自己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也是他对历史和人生的深沉思索和深刻反思，这部凝结了巴金全部心血的厚重之作，不但使巴金在历经挫折后完成了人格的重新确证，为他个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而且在为当代知识分子找回失却已久的道德良知，让“五四”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确立知识分子的当代生存价值方面，有重要的开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