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创作与“激流三部曲”
巴金（1904--2005），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出版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曾用笔名佩竿、P·K、芾等，1929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灭亡》时始用笔名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18年入成都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1920年考入成都外国语专业学校，在此期间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先后参加了当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半月社和均社，参与创办《警群》《平民之声》等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学说。1923年4月离开四川，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求学。1927年1月前往法国，钻研无政府主义学说。在法期间写成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1月起在《小说月报》连载，由此一举成名。1928年12月，回国定居上海，编辑《自由月刊》，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久即改而从事文学创作。从1931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二十年时间，是巴金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在此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火》）、《寒夜》以及中篇小说《新生》《春天里的秋天》《雩》《第四病室》《憩园》等，以及其他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硕的创作成果，成为深受读者欢迎的青年进步作家，确立了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写了一些“遵命文学”，但也有像《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这样独具一格的作品。“文革”之后，巴金的创作激情再次喷发，写出了《随想录》《再恩录》等随笔作品，受到广泛赞誉。其创作与翻译作品均收入《巴金全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获得过多项国际文学奖。解放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收获》杂志主编。
小说处女作《灭亡》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巴金文学创作的热情，而1931年则成了他的创作力大爆发的一年，巴金自己后来回忆说：“从这一年起我才开始‘正式地’写起小说来，以前我只是在读书、翻译或旅行的余暇写点类似小说的东西。”在这一年里，巴金不仅写出了两部中篇小说（《新生》和《雾》）以及9篇短篇小说，而且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家》。经过短短的一年时间，巴金已经由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一跃而跻身全国屈指可数的大作家行列，这不能不说近乎一个奇迹。1931年的全力转向文学写作，对巴金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这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在此之前，作为一个热心于社会革命的热血青年，巴金一直向往着参加实际斗争，他要以自己的行动来摧毁他所憎恶的旧社会、旧制度。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巴金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哲学和斗争方式，在顽固的旧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面对自己憧憬的道路在中国难以走通的残酷现实，巴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执著的信仰和倔强的性格，使他既耻于与国民党政权为伍，也不愿意加入共产党的革命活动。站在十字路口的巴金究竟何去何从，他必须作出选择。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巴金无法袖手旁观，也无法忍受沉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最熟悉、最拿手的斗争工具就是手中的笔，因此写作就成了他最合适的选择，小说成了他参与社会的最佳方式。这一选择对巴金来说，多少有些无奈，所以巴金一再表白：“我不是因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想把小说当作名山盛业。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怎样，1931年在巴金人生历程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年份，从此他由一个社会革命者和政治宣传家变成了一名作家而且是驰名全国的大作家，这对巴金个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间，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充满朝气、锐意进取的青年作家巴金在此期间创作了14部中长篇小说，包括“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一，部曲》、“抗战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以及《海之梦》《春天里的秋天》等，短篇小说近70篇，散文集10余本。这一时期的巴金以其巨大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旺盛的创作力，猛烈抨击旧制度的黑暗和腐朽，热情歌颂知识青年的反抗和斗争，特别是在揭露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人间悲剧方面，巴金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最为生动感人的篇章。与此同时，巴金还把目光投向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描写他们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又奋起手中之笔，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这一时期的巴金，以其爱憎分明的立场、勇敢战斗的姿态和激情澎湃的文字，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巴金风”，在中国文坛树起了一面旗帜，成为深受进步青年热爱的一位作家。
《灭亡》塑造了一个真诚而带病态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的杜大心形象。取名“灭亡”，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诅咒压迫阶级及其制度的灭亡，另一方面也预言“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表达了一种与旧制度“同归于尽”的决绝态度，歌颂的是革命者的献身精神。小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了青年读者的极大欢迎，单行本先后印行20多版。
由中篇《雾》《雨》《电》和短篇插曲《雷》组成的《爱情的三部曲》（开明书店1938年初版）一度是巴金自我感觉颇为满意的作品，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曾说：“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艺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爱情的三部曲》。”其中《电》最为巴金所钟爱，他说，“这本书是我的全部作品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我也最爱它”。可以说，《爱情的三部曲》代表了巴金前期小说创作的水平，集中体现了巴金早期的感情、信仰和文学观念。这个三部曲描写的是一群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知识青年的爱情纠葛、社会活动和革命斗争。虽然这组小说的总题为《爱情的三部曲》，但后来巴金一再强调他写的不是爱情，“我并不是单纯地描写着爱情事件的本身；我不过是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这三部曲所写的只是性格，而不是爱情。所以《爱情的三部曲》的答案还是和爱情无关的。”巴金表示，他力图在作品中写出三种性格，“在《雾》里写一个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雨》里写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而在《电》里，“描写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巴金的自白基本上是符合小说的实际情况的。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正如茅盾当时评论巴金的《电》时所说的那样，《爱情的三部曲》“有一个大到不容忽视的缺点”，它的人物是在“纸剪的背景前活动”，“是在一个非常单纯化了的社会中，而不是在一个现实充满了矛盾的复杂的社会中”。对青年们开展革命活动的复杂环境和社会关系缺乏具体深入的交代和描绘，使得人物形象总体上显得比较单薄，这可以说是《爱情的三部曲》最大的缺陷。
巴金从1931年起断断续续用十年时间写成的“激流三部曲”是他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代表中国现代文学最高水平的长篇巨著之一。《家》于1931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题名为《激流》，在出版单行本时才命名为《家》。沿着《家》的情节线索，巴金后来又连续写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取名为《春》和《秋》，分别于1938年和1940年出版。“激流三部曲”长达一百余万言，三部小说既相对独立，自成系统，又相互照应，构成一个整体。在创作之初，巴金并没有写三部小说的构思，只是在写完《激流》后，觉得意犹未尽，才决定由《家》《春》《秋》三部长篇构成系列小说，总题为《激流》。
“激流三部曲”的构思，受到了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在巴黎留学期间，创作小说处女作《灭亡》的巴金读了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这部由20部连续长篇小说构成的鸿篇巨著后，受到了很大启发：“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的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虽然《灭亡》之后只写了《新生》，“革命三部曲”（准确地说应该是“五部曲”）没有完成，但巴金并没有放弃写连续小说的想法，《爱情的三部曲》是他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三部曲作品，但还属于小规模制作，而到了“激流三部曲”，巴金的三部曲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影响深远，为中国现代小说体式的探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炽烈奔放的激情和强烈的创作欲望，使得巴金非常适合于三部曲这种小说体式，巴金对三部曲也是情有独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最喜欢运用三部曲同时也是运用得最为出色的一位作家。在创作力最旺盛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创作了多组中长篇小说三部曲，它们包括：“革命三部曲”《灭亡》《新生》（第三部《黎明》未写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抗战三部曲”《火》（分三部），就连他的《神·鬼·人》也可以称为短篇小说三部曲；此外，有人还称巴金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为“人间三部曲”（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如此，则巴金的主要小说作品就可以用三部曲来囊括了。除了最后一组尚未得到公认，不算在内以外，巴金的三部曲小说字数占了他全部小说的一半以上，就影响而言，远远超过了其他作品。因此可以说，巴金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写作三部曲的专家和大师，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和贡献无人可以匹敌。
“激流三部曲”以作家最熟知的个人家世经历为素材，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新旧民主主义交替时期封建大家族堕落崩溃的历史命运和青年一代由觉醒而反抗并追求新的人生道路的艺术画卷。这部巨著以其真实的生活、鲜活的人物和充沛的激情，从诞生至今，赢得了无数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由衷喜爱，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巴金自我表白道：“在这里我要展示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构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在动荡了。”“激流”二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这种变革从根本上说，是由家族本位向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的变革，其突出的表征，就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性的解放，个人从家族奴隶的境地中挣脱出来，谋求自我的自由发展，在为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的同时，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激流三部曲”正是紧紧抓住这一历史剧变，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提供了旧的家族制度的崩溃和新生力量的觉醒与崛起这～历史进程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之所以取名“激流”，另外一层含义在于，小说中以觉慧为代表的青年叛逆者，有如一股奔腾咆哮的激流，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冲决封建大家族的层层封锁，奔向一片新的海洋，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力量，他们预示着民族的未来。
在“激流三部曲”中，作家以爱憎分明的态度，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这些人物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支撑。“激流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群类。
第一类人物是代表旧势力的一批人。表面仁义道德、内心男盗女娟的“当代大儒“冯乐山，喜欢附庸风雅却又昏庸冷酷的封建余孽周伯涛，荒淫堕落、厚颜无耻的纨绔子弟高克安、高克定，是黑暗势力的代表，作家无情地剥落了掩盖他们的面具，露出了一个个卑鄙的嘴脸，痛快淋漓地鞭挞了他们丑恶的言行；对于高家大院的“皇帝”高老太爷，作家的感情比较复杂，对于他年轻时的荒唐行为，对于他的唯我独尊、顽固不化，对于他的压制青年，对于他的纵容纨绔子弟等等，作者是反感的、贬斥的，但在某些时刻，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些许理解与宽容甚至脉脉温情，特别是通过觉慧在爷爷临终时的心理活动，对这位“暴君”的形象进行了修正，几乎让人要同情他的处境了。对于作家对高老太爷的“手下留情”，历来的评论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作家个人情感因素的掺入弱化了作品的批判力度；但平心而论，将高老太爷写得更加人性化，不但使作品更加具有真实性，而且更能体现出作家“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的创作意图，更能揭示出封建家族制度的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非人力所能挽回这样一个道理。
第二类人物是一群被摧残的女性。“激流三部曲”中描写了许多纯洁善良、真诚可爱的女子，其中写得最为凄楚动人的是几位被封建专制制度吞噬的女子，她们的死令人悲叹、令人感伤，也令人更加痛恨冷酷无情的旧制度。梅是一个聪慧柔弱、多愁善感的女性，她对爱情忠贞不贰、矢志不渝，由于长辈之间的不和，她与表兄觉新虽然青梅竹马、儿女情深，却被以“生辰八字”不合为借口活活拆散。一个无辜的女子就这样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她终身不嫁，郁闷成疾，最后吐血而死。瑞珏是一个贤惠端庄、处事周到的媳妇，她以自己的美德赢得了觉新的爱和全家上下的尊重，然而在老太爷升天之后，她被一群愚昧专横的长辈以避“血光之灾”为理由，赶到城外去分娩，最终因难产而死。鸣风是一个天真活泼、善解人意的婢女，她与三少爷觉慧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但地位的悬殊注定了这份爱的悲剧结局，当老太爷决定将她送与冯乐山为妾之时，梦想破灭的她选择了沉湖自杀。蕙是一个与梅颇为相像的女性，她与觉新互相关怀、心心相印，却被不近人情的父亲强行嫁给了凶狠恶毒的郑家，终至忧郁而死。淑贞因为是一个女子，不能为五房延续香火，而备受父母的打骂虐待，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最后跳井而亡。一个个女性年轻美好的生命饱受摧残而枯萎凋零，她们的悲惨命运令人同情感慨，而扼杀这些生命的无形之手，就是附着在封建家族制度之下的婚姻制度和等级制度。许多女性的遭遇尤其是她们的死，深刻暴露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作品的主题因此而具体并且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