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牧歌情调并存，《桥》中还充盈着理趣和禅趣，透露出作家对人生和生命的独特体悟。禅宗是静默的哲学，任机随缘、顿悟、妙悟的禅宗观念被有过参禅、悟道和读经经历的废名融会于《桥》中。且不说小说中屡屡出现的“拈花一笑”、“此岸”、“彼岸”、“一落言诠，便失真谛”等充满理趣与禅意的词语，小林在下篇中的主要活动几乎就是在对自然风物的静观，把玩中感悟生与死，昼与夜，古和今，时间和空间，宇宙和人生。《清明》一章里小林感慨，“‘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我没有登过几多的高山，坟对于我确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致”；《塔》中小林看到“湖边新建的礼拜堂快成功了，真是高耸人云，出乎我的意外，顶上头还有好些工人，我一眼稀罕这工程的伟大，又实在觉得半空中人的渺小”，这时，西方现代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和相对论的观点又通过东方禅宗的体悟方式得到表达，《萧》《天井》《沙滩》《黄昏》《八丈亭》等章思索的也都是关于宇宙、人生和生死等终极性的问题，小说因而充满了理趣和思辨色彩。废名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同时完成于《桥》，“‘理趣’没有使《桥》倾颓，因为它幸好没有成为‘理障’，因为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与简练高华的文字里面”。而他花十年功夫精心“造桥”，虚构静谧纯美的东方理想国，表达的亦是对于社会和人生独特认识，对于文学趣味的特殊领会。他因此也就在“五四”小说习见的思想表达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之外独辟蹊径。朱光潜称《桥》是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曾未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深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尔夫夫人，《桥》有所脱化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
在以诗笔写田园的同时，废名还创作了一些带有戏谑、讽刺意味的小说。如《张先生与张太太》《文公庙》《四火》等。《莫须有先生传》就是远离了牧歌情调全无诗意地反映作家避居西山的一段生活经历。行文风格与《桥》完全不同，作者以戏谑的笔调写莫须有先生貌似放浪的行为举止，所记都是莫须有先生下乡，骑驴闲游，代人写信，写日记，写情书，看村妇斗嘴，和房东太太闲谈等琐屑的生活片断。语言繁复杂芜，奇僻生辣；行文纵横恣肆，亦真亦假，整部小说镶嵌着几乎无处不在、颇具深意的典故，深刻而又隐晦地传达出知识分子乱世避居苦闷、忧郁的内心情感。卞之琳认为是“废名喜欢魏晋风度，人却不会像他们中一些人狂放，所以就在笔下放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写主人公在抗战后由北京大学回到故乡的避难生活，人名地名都不再假托，自传性更为浓厚。作者写乡间生活的拮据，偏僻地区小学教育的陈腐，乡村保甲制度的积弊，乡野的古老风俗，并随时插入对社会、历史、文化、战争、人事的议论，语言绵密琐细但又别具风味，较之《莫须有先生传》要通达舒展。小说纪录了战时的社会风尚，也借下层农民之口表达抗战必胜、民族复兴的信念，“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关，也和老百姓的情绪有关，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作家的感喟和讽刺，隽永深刻，值得回味”。《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结构松散，落笔自由，表现出作者对小说创作散文化的刻意追求。应该说废名也在小说中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是表达和处理的方式与众不同，他“耽于文章之美”，“遂以一个独特的文体家自别于一般作家”。
废名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诗化和散文化的小说。废名小说的散文化主要是指他部分颠覆小说创作的成规，弱化戏剧型的故事，小说中少有紧张激烈的冲突和起伏跌宕的情节；结构松散自由，叙述视角灵活多变；另外废名着意以文学阐释人生，执迷于在小说中营造一种思考和玄想的氛围，表达对于人世和佛禅之道的参悟，这些感悟具有偶发性和跳跃性的特点，这样，随着场景、事件的变化而不断生发的议论、联想、回忆和感悟常会使情节的线性发展受到分解，但却在更多层面上拓展了小说的文化蕴含。这就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拓宽了文体的疆域，对小说艺术的表现手段也是一种丰富。有时人们甚至难于将其散文和小说进行严格区分，像《桥》中的几篇就曾被周作人选入《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当中。
废名小说的形式是散文化的，内在灵魂则是诗化的。他塑造了诗化的人物，写意了诗化的景致，创造出独特鲜明的意境。废名笔下的人物大多性格单一，少变化。老者颇具古风、慈爱开通，少者如细竹、琴子、三姑娘优雅灵秀。《桥》中的小林在上篇和下篇相隔十年里精神面貌和性格几乎没什么变化，喜幻想、好思悟的心态依然如故。他周旋于温柔的琴子和聪颖的细竹之间，虽然形成《红楼梦》中宝、黛、钗式的三三角恋爱模式，但其关系却更为单纯，小林在谈诗作匦、吟风弄月的日常生活中对她们进行纯粹审美的等距离观照，少有情爱欲念的掺杂，生活得和谐宁静。特别是小林在小说中的主要活动几乎就是从审美和哲学两个角度对自然万物苦思冥想；在游山逛寺，观赏风景中参禅悟道，他的睿智和雅兴显然是被诗意化了。其实不只小林，废名虚构的艺术世界中陶然自乐的人物和他们达观自足的生活形态均是经过抽象化和理想化的。即使在那些对乡村小人物的不幸表示同情和理解的早期创作中，理念化的痕迹也很浓重。这种抽象化和理想化使废名笔下的人物不像传统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复杂多变，而以一种静态的、古朴的美好德性出现，达到净化人心之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作家理念的象征和载体，表达出废名对人性美和人生的独特理解。这样的诗化人物形象丰富了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但却无法深刻反映驳杂的社会生活。
废名用“简练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这是他的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小说创作最为突出的特色。比如《菱荡》写陶家村繁复多姿又恬静幽深：从远处鸟瞰，泥墙瓦屋，绿叶翠竹和清澈的河水互相衬托；坐于枫树下仰眺菱荡圩，状似花篮，随季节变迁时而装绿叶时而装红花；行人在树林里“有时听得斧头斫树响，一直听到不再响了还是一无所见”，这样安静神秘的境界不由让人想起“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诗句。站在坝上俯视菱荡，“菱叶差池了水面，约半荡，余则是白水。太阳当顶时，林茂无鸟声，过路人不见水的过去”，菱荡的幽寂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韵味就传神地表现出来。这时作者让你听“水里唧唧响”的天籁，它和寂寞的钓者相映成趣，一个幽深清野的境界就在作者有声有色、有虚有实的笔下剥离呈现。而且景深一层，韵味就深一层，情趣也就深一层，情景既交融渗透，又深邃幽长。废名说自己写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是符合实际的。另外，《桃园》中王老大对女儿深厚的爱，阿毛向往和谐生活的落空交融于冷清寂静的桃园、古旧的城墙和带露的杀场，营造出凄清幽怨的意境。《河上柳》始而渲染质朴美好的田园生活情趣，复又交织陈老爹后来的孤独落魄，古朴沉郁的格调跃然纸上。废名小说意境的另一特点是空灵虚静。比如《桥》中写小林看细竹、琴子过桥，感到“过去的灵魂愈望愈渺茫，当前的两幅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很像一个梦境。颜色还是桥上的颜色。细竹一回头，非常惊异于这一面了，‘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他而一笑。从此这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倚傍”。小桥流水的场景本身就带着优雅的诗意，细竹的回头一笑，在此岸的小林看来有彼岸的遥远和出尘的超然，细竹那里一站，突然就使万籁俱寂，一个原本很平常的生活场景在废名笔下幻化成充满浓郁庄禅气息的意境，令人回味悠长。
废名在小说语言的锤炼上极为讲究。他取古典诗词的表现法，刻意追求冲淡、凝练和高度浓缩的语言。《桥》中写“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省去许多连词、介词和代词又天衣无缝地化用了古诗词，而树阴的凉意也全然写出。还有“一匹白马，好天气，仰天打滚，草色青青”，在闪跳而省净的文字中美景自出。如“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桃园》），“草那么吞着阳光绿”（《桥》）。他的小说总体看来舒放自如，但细部的选词炼意上却处处精心。简约的文字中蕴含着复义性和多重美感，但有时也走向晦涩。废名写小说像是可以运用几套笔墨，在《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他的文字又变得奇僻生辣、漫漶恣肆。
在废名有意淡化小说的情节线索而突出小说的诗境时，他对小说语言表达力的重视和自觉实验就有着特殊的意义。故而相对于他所虚构的文学世界，废名提供的小说样式要更为重要。这也是周作人认为废名的“文章之美”“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废名小说的价值并不在于对人生和现实的挖掘与阐释，而在于“为丰富汉语写作的形式表现技法、修辞手段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建构和创造了具有探索性、实验性和个人化色彩的“有意味的形式”，正像刘西渭评价的，“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
废名的创作交汇了东西方传统。他钻研过佛经道藏，喜欢六朝文章，陶渊明、庾信、杜甫等人的作品，李商隐的诗、温庭筠的词也对废名影响颇深。而从结构小说、经营意象、遣词造句、着意造境、追求禅趣等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废名的思想和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有着深刻的联系。他以现代人的眼光重塑、再造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在小说中大量化用古典诗词和文学典故，《莫须有先生传》的用典甚至超过二百例。
废名毕业于英文系，他对莎士比亚的名作非常倾心，也曾喜欢哈代和乔治·艾略特。哈代和艾略特以善于描写远离尘嚣的田园风光著称，废名的田园小说也是致力于展示乡村清新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风俗人情。他自道“就《桥》与《莫须有先生传》说，英国的哈代，艾略特，尤其是莎士比亚，都是我的老师”。另外同契诃夫对下层小人物的关注一样，废名也通过对长工、和尚、衙役、教书先生的描写观照底层社会，“《毛儿的爸爸》是读了契诃夫写的俄国的生活因而写我对中国生活的观察”。《文公庙》《四火》等作品中也包含着契诃夫式的嘲讽。另外他也在《追悼会》《桃园》《李教授》《莫须有先生传》等作品中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废名莫须有先生系列的小说则明显受到塞万提斯的影响，尤其是《莫须有先生传》，在其所反映的内容、涉笔成书的写作方式、人物的塑造以及戏谑、讽刺等写作手法上，都与《堂·吉诃德》非常相似，只是废名让莫须有先生参悟佛禅，并将其作为身处乱世的精神出路，具有东方色彩。
就废名的创作实绩看，“是不足以称大家的”。废名的创作到后来略嫌拘谨，反映的题材和表达的内容都比较狭小单薄，有些作品还相当晦涩难懂。这和他着力在小说中谈禅论道，追求抽象观念的呈现有关，也与废名的小说语言文白相杂、跳跃度大有关，而且用典过多过密也往往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后期的莫须有先生系列以塞万提斯式的戏谑、曲折手法塑造人物，试图反映更广阔的生活，但在某些时候失之夸张和油滑。
废名是诗化小说的奠基者，他为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变革，对小说语言的探索和实验，既丰富了小说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对后来者的创作也不无裨益。沈从文和京派的最后一个传人汪曾祺都公开承认受到废名的影响，影响所及甚至于何其芳的散文和卞之琳的诗，而且在当代作家阿城和何立伟那里依然可以发现废名的“影响并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汩汩地流到地面上来的”，的确，废名的小说影响不很广泛，但它的文学价值却是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