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在茅盾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林家铺子》和《春蚕》是茅盾这一时期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描写的都是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的动乱生活。《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这个小商人的典型形象，是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贡献。林老板是善于经营的小商人，他很有一套生意经，对顾客巴结认真，惯用“大廉价”、“一元货”之类手段招徕顾客。林老板又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没有冒险家的胆量，也不想骗人，赖债，他委曲求全、千方百计要保全自己的小康之家和财产，甚至在女儿将入虎口，完全绝望，店员寿生暗示他逃走的时候，他还摇头，流泪，不肯走。小说的结尾，林老板最终还是以店铺倒闭、破产出走而告终，其原因在于农村破产和农民购买力的锐减，使得他一再减价的商品仍是销路不佳；上海战争的影响又使得他在年关迫近时债主登门坐索，无处通融；更有国民党的卜局长对他一再敲诈勒索，甚至要强迫他女儿为妾，同时又有同行的落井下石，林家铺子就在这些重重压迫下倒闭了。林老板的命运正是那个时代千万小商人的命运，林家铺子的倒闭正是当时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整个民族工商业的共同前途。茅盾善于由表及里地挖掘林老板性格的社会内容，注意把个人命运融化到整个时代潮流中，把林老板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这就使形象具有了重大的社会意义。小说还写到了林家铺子的倒闭给予朱三阿太、张寡妇那样将自己仅有的积蓄存在铺子里的贫民的致命打击，小说就在这些不幸者疯狂的惨呼中结束。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是对整个悲剧制造者提出更加有力的控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旧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真相和林老板性格中的两重性。小说描写的地点是连接城乡的市镇，时间是商业活动繁忙的年关和“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这样便于表达深广的历史内容。为了塑造林老板的性格，茅盾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在林老板的身上集结了多种多样真实复杂的矛盾，然后在这些必然发生的矛盾中，让林老板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进行拼死的挣扎，从而刻画了他血肉丰满的形象。茅盾还特别注重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如丝如缕地剖析林老板的内心活动来表现其性格特点。总之《林家铺子》的冲突线索鲜明，中心突出，虽然波澜迭起又单纯明净，层次清楚，形成深广而又简练，严密而又灵活的艺术风格，因而被朱自清誉为茅盾短篇小说中的“最佳之作”。
如果说《子夜》是30年代初期大都市的生活图画，那么，茅盾创作的“农村三部曲”则是30年代初期农村的社会生活图画。“农村三部曲”是作者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品。《子夜》和“农村三部曲”一起实现了茅盾要创作“城市与农村交响曲”的夙愿。《春蚕》以“一·二八”事变后的江南为背景，通过老通宝家境由小康走向破产的变迁过程，揭示了旧中国农村经济崩溃、农民贫困的阶级和历史根源，并且展示了青年一代农民逐步觉醒，不甘于压迫，走向抗争的过程。《春蚕》中老通宝一家人经过一个多月辛勤紧张的养蚕劳动，虽然取得了多年未有的蚕茧丰收，但是丰收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温饱和欢乐，而是更多的贫困和灾难。《春蚕》中蚕茧丰收而成灾，《秋收》中稻谷丰收亦成灾，《残冬》中写了农村灾难的加深和农民反抗斗争的崛起。农民的悲惨遭遇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的加紧盘剥。“农村三部曲”塑造了两代农民的形象。老通宝是一个勤劳、朴实、忠厚又保守蒙昧的老一代农民，凭过去的经验来分析和对待眼前的事物，怀恋过去劳动发家的日子，幻想安分守己地靠养蚕还债，以恢复家业。他一切按老规矩办事，拒绝接受新事物，盲目地仇视一切都带有“洋”字的东西，有着朴素的反帝意识，但骨子里更多是农民小生产者传统的封闭意识，束缚着他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他热爱劳动也相信命运和鬼神，用“大蒜头”卜蚕花的吉凶，也在灶神前祈祷有个好收成，并且歧视邻家妇女荷花。他单凭祖传遗训和狭隘的经验，以为只要忠厚勤俭、苦做苦干，就会把家“发”起来。所以他在蚕事大忙季节，全力以赴，蚕事上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会牵动他的心，他借债养蚕，动员全家省吃俭用，奋战了三十个昼夜，但蚕茧丰收反而成灾，“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饥熬夜还都不算”。老通宝的遭遇和命运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悲惨境遇的缩影。老通宝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作者并不满足于简单地描述他一生的苦难，而是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形象地刻画了老通宝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从而揭示其悲剧的根源。多多头是勤劳勇敢的新一代农民的代表，完全在苦难和饥馑中长大，父辈们的惨痛教训和周围的黑暗现实使他逐步觉醒，具有了新的思想。“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田里熟，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不能翻身。”多多头善良忠厚，对世事开明乐观，蔑视神权与传统，富于反抗，乐于助人，以宽容友好的态度对待受人冷落和歧视的妇女荷花。在《秋收》《残冬》里他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的逐渐成长、觉醒反映了中国农村变化的趋势。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形象，多多头是鲁迅和“五四”时期其他乡土文学作家没有表现过的。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与同一时期叶紫的《丰收》、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等代表了左翼文学在农民题材上新的艺术高度。“鲁迅君所描写的是封建的农村，里面都是些‘老中国的儿女，。王鲁彦所描写的，据说是西方物质文明侵入后的农村；但他的作品中太多过火的话，大概不是观察，是幻想。茅盾所写的却是快给经济的大轮子碾碎了的农村。”茅盾也对乡土文学的创作深有见地，“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茅盾“农村三部曲”的创作，意味着“五四”时期开拓的“乡土小说”的深化和发展，他将现实与理想融合在一起，以深邃的目光透视了灾难的现实，同时充满了理想和希望，展示了大时代的变动和农民心理的变化。《春蚕》在严谨的布局里描写了一场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蚕事大搏斗。随着育蚕过程的进展，从容而细致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状态。“窝种”期间人们的焦灼和惊喜，“收蚕”前后人们的兴奋和紧张，以及“采蚕”时的欢乐和由于卖茧“远征军”的失败而产生的愤怒和忧愁。所有这一切都写得十分自然、生动，充满了江南农村的生活气息。可以说，小说不论是对富于历史特点的典型环境的渲染还是对江南水乡地方色彩的勾勒，不论是人物的创造性描写还是情节的曲折展开都各呈异彩，显示出气宇恢宏而又缜密精细的风格。
20世纪40年代，茅盾的短篇小说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30年代的短篇小说以广阔而缜密见长，那么40年代的则以明快而曲折著称。谈到创作短篇小说的经验，茅盾曾说：“在横的方面，如果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茫无所知，在纵的方面，如果对于社会发展的方向看不清楚，那么，你就很少可能在繁复的社会现象中恰好地选取了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即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一事一物，作为短篇小说的题材。对于全面无所知，就不可能深入一角：这是我在短篇小说写作方面所得的一点经验教训。”正是由于茅盾纵与横、广与深方面的思考，他在短篇小说中就有意识地截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横断面，以片断的描述来揭示生活的面貌和发展趋势，并且与时代风貌紧密联系起来，展示广阔的社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