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道路与理论建树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除笔名“茅盾”外，茅盾主要的笔名还有郎损、玄珠、方壁等。茅盾出生于一个比较开明的书香门第，祖、父两辈均为秀才。父亲是个中医，受到康梁变法的影响，接触了不少“新学”和“西学”，特别喜爱自然科学。母亲有文化修养，茅盾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入学前就涉猎过许多古典文学书籍。1909年秋，茅盾小学毕业，先后到湖州府学堂、杭州安定中学读书，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接触西欧文学名著。学习生涯使茅盾受到系统的旧学、新学教育以及新思潮的影响。他于1916年预科毕业后，因家境窘迫而辍学，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翻译了契诃夫、高尔基和莫泊桑等人的作品，选编了中国寓言，编写了童话，撰写了社会政治、文学和科学论文。1919年底，茅盾担任了《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专栏编辑，1921年一1922年他主编并全面改革《小说月报》。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主要发起人之一。1922年茅盾因批评《礼拜六》杂志而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之职。1925年，茅盾参加了“五卅”运动，1926年初，赴广州参加革命政党召开讨论当前形势的会议，“中山舰事件”后回到上海，年底又去武汉，任《民国日报》主笔。1928年7月，茅盾离开上海流亡日本，1930年回国后，参加了“左联”。30年代前后是茅盾创作最旺盛，收获也最丰富的时期。抗战爆发后，茅盾辗转于长沙、武汉、广州、新疆、香港、解放区等地区，曾担任过《文学》《文季》《中流》等刊物的主编。抗战中，他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评论。1946年12月初，他应邀访问苏联，次年回国。1949年7月，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此后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和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茅盾当选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1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
茅盾是在他的政治理想遭受挫折后开始文学创作的。时代风云中的革命实践活动为茅盾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早年受到的中外文学熏陶，以及主编《小说月报》时的批评实践，为他在创作上做好了准备。从1927年9月起，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连载于《小说月报》，后结集为《蚀》，1930年5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蚀》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同时因作品幻灭悲观的色彩引起一些批评家的批评，但他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却就此确定下来。茅盾自觉地贴近生活，迅速地反映时代变化，使《蚀》富于历史感和时代感，《蚀》的这种艺术特征一直贯穿到了茅盾以后的创作中。《蚀》完成后，迫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压迫，茅盾于1928年7月流亡日本，他在流亡期间，共创作了七部短篇小说和一系列散文，其中《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色盲》《昙》，与早先的《创造》一起编为短篇小说集《野蔷薇》。流亡异国的悲怆，理想幻灭后的迷茫以及对现实黑暗的愤懑，流溢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此外，茅盾还写了第一个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泥泞》及关注“为何而生活”的短篇小说《陀螺》。《泥泞》写农民黄老爹一家人的命运，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的社会现实。1929年6月，茅盾发表了长篇小说《虹》，意味着作者从苦闷到振奋并积极进取的一个过渡，反映了作者透过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为不断更新自己的创作领域，茅盾曾埋头于故纸堆中，研究秦国自商鞅以后的经济发展，战国时代的一些重要思想潮流乃至典章文物，但未能完成写历史长篇的心愿，仅仅创作了三篇取材于历史和传说的短篇历史小说《豹子头林冲》《石碣》和《大泽乡》，这些历史题材作品显示出茅盾在选材方面新的变化。1930年11月到1931年6月，茅盾完成了中篇小说《路》和《三人行》，这两篇小说取材于茅盾比较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从1931年到全面抗战前这段时间，茅盾对无产阶级文学观的认识有了深化，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意识地对30年代初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特别对当时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残酷压榨下都市、农村和市镇的破产与萧条景象，以及工人运动的高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等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茅盾的创作进入全盛时期，数量最多，质量也很高，有长篇小说《子夜》，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少年印刷工》，短篇集《春蚕》《泡沫》《烟云集》，散文集有《印象·感想·回忆》《随笔与速写》《话匣子》等。以上作品从现实生活出发，全面地反映了大革命时期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复杂情景。
1939年到1944年，茅盾的创作也极为丰富，有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篇《走上岗位》，短篇小说集《委屈》《耶稣之死》，散文集《见闻杂记》《时间的记录》《劫后拾遗》等。1948年9月发表了长篇小说《锻炼》。建国后，茅盾停止了小说创作，大部分时间从事社会活动，主要创作了散文集《跃进中的东北》，撰写了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中、下）。茅盾的思想中一直有他的政治思想与艺术理想冲突的痕迹，与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一样，他在通过文学参与社会，力求文学的艺术追求与社会功用的结合。在成功的作品中，这两种追求就获得了平衡：在一些不太成功作品中，对社会功利性的追求往往高于对文学本体的审美要求，加上选材上有时来源于第二手材料，缺少生活实感，人物形象的塑造欠丰满。
茅盾以小说家著称，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家，他的散文也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茅盾的散文结集有《宿莽》（1931，小说散文合集）、《茅盾散文集》（1933）、《话匣子》（1934）、《速写与随笔》（1935）、《印象·感想·回忆》（1936）、《见闻杂记》（1943）、《时间的记录》《旧途杂拾》（1944）、《生活之一页》（1946）、《白杨礼赞》（1946）、《脱险杂记》（1946）、《跃进中的东北》（1958）、《我走过的道路》（1981）等近三十种。这些散文，记录了茅盾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同时也反映了六十多年来中国广阔的社会现实。
茅盾在“五四”时期，便以为数众多的“杂感”、“随感录”，叙事抒怀，抨击旧物。在“五卅”运动期间，他创作了《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风雨》和《街角的一幕》等散文，热情歌颂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精神，揭露帝国主义者的丑陋与凶残。茅盾在“五卅”时期写出了一些感情炽热、明白晓畅的记事抒情散文，而在流亡日本期间写出了追求意境的散文，他用婉转清丽的文字记录了自己不甘于消沉，渴望振作却又感到彷徨的心灵波动。他所写的散文都是抒情性的，以异国的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表现出他敏感、细腻的内心世界和运用情感型文字的才能，作品把描绘生活图景与表现思想感情融合为一，构成了深幽的艺术境界。《卖豆腐的哨子》《雾》《虹》等的哨音、浓雾、泥雨、彩虹为象征性投诉感情的对象，营造了一个迷离扑朔、愁雾茫茫的境界，表达了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一个时期的苦闷一、怅惘、孤寂和不甘沉溺的个人心态，风格是沉潜、惆怅的。《叩门》充满激情，想象丰富，构思独特，用“叩门声”作为贯穿整篇文章的一条主线，以描写景物来寄托心灵的感受。作者在《雾》中通过客观景物寄于心灵的体验和感受，用象征手法抒发了主观感情，“抹杀一切的雾”既是1927年后弥漫在作者心中的愁霭残雾，又是一个时代的血雨腥风的象征。文中迷茫之景寄寓沉重之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茅盾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和他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一样，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患有“时代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灵状态，其中有苦闷与悲观，也有思索与探求。其原因从主观方面说，是作家在革命处于低潮期中信念动摇、理想破灭所导致的幻灭的悲哀，又有漂泊异国的苦闷孤寂；从客观方面说，是由于“四·一二”政变后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在作家心中投下了阴影。
茅盾“左联”时期抒情散文的特点是以含有深刻意义或象征意义的事物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描绘出恣肆辽阔的意境。从《沙滩上的足迹》中可以看到作家探索前进的坚毅和思想上焕发出的新光彩，作家探求真理的心灵实录是通过幻境的营造来实现的，采用了象征的手法，笔下的“沙滩”、“闪电”、“夜叉”、“鬼火”、“月亮”、“海”都具有象征意蕴。《雷雨前》描写了大雷雨到来之前自然界郁闷、死寂的气氛，全文运用象征手法，高度概括了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愤怒鞭挞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和依附于这黑暗而生存的各类人物、热情歌颂和呼唤革命的“大雷雨”，表现了对胜利的期待和信心。茅盾这一时期叙事散文的创作题材不断扩大，内容丰富充实，与他的小说创作一起真切地刻画r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压迫下，3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血战后一周年》与《九·一八周年》等叙事散文揭发和声讨日寇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卖国行为。《故乡杂记》采用书信的形式，记录了茅盾回乡途中的见闻，展示了乡镇的衰落与农村经济的破产。《乡村杂景》以记忆中的乡村美景和现实的破败景象对比，真实地写出了当时农村破产的惨景，也是作者为挣扎在水深火热中农民悲愤的呐喊。在艺术表现上，挥洒自如，不拘一格；在手法上，记叙、议论、抒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理中见情，寓情于景。许多抒情散文吸取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他的叙事散文能够紧扣时代脉搏，敏感地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把重大主题蕴含于朴素平常的题材之中，采用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达到了现实感与审美价值的统一。
茅盾最为成熟的散文作品产生于抗战时期，主要有三个散文集：《炮火的洗礼》《见闻杂记》和《时间的记录》。《炮火的洗礼》以慷慨激昂的笔调，描写了抗日战争初期的景象，充分阐明了“八·一三”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指出这场炮火其实正是“我们出地狱升天堂的净火”。炮火磨砺了人们的意志，涤荡了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存在的麻木和懦弱，通篇涌动着诗的节奏和韵律。《时间的记录》记载了从1943到1945年作者在中国大后方的所见所感。《见闻杂记》主要反映西北大后方人民的生活和战时的一些景况，其中著名的《白杨礼赞》《风景谈》都是精心结构而成，象征手法依然，心境却更加开阔，风格变得明朗、雄壮、激越。《白杨礼赞》和《风景谈》的共同特点是：画幅清新明朗，格调高昂，状物抒情，热情奔放，它们歌颂的是真切、平易的事物，却蕴着壮实、伟大的诗意。《白杨礼赞》借白杨树的形象，由衷赞美了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敌后抗战的北方人民，乃至整个英雄的中华民族，热情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坚定团结的精神品格，全文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立意高远，以画入文，构思巧妙。《风景谈》则更富于生活的情趣和“新生活”的诗情画意，作品借高原驼队、生产归来、男女新貌、茶社剪影和山头哨兵等五幅画面生动地状写了以延安为代表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自由乐观的劳动与生活，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们坚韧顽强的斗争意志和蓬勃健朗的进取精神。茅盾散文的精致蕴藉，“理”与“情”、“议论”与“具象”互相融合的特色到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他还有一些社会生活的速写，如《交易所速写》《兰州杂碎》《苏联见闻录》等，其中所记述的事件有的是与小说反映的内容同时的。《苏联见闻录》的许多散文具有报告文学的特点，其中《梯俾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耐克拉索夫博物馆”》各篇均显示出他作为小说家观察的仔细和笔力的明皙，同他的总体创作特征保持了一致。《新疆风土杂忆》中把风土人情的介绍与历史的回顾相结合，使“杂忆”不但丰富多姿，而且具有深沉的历史厚重感。作者还把风土人情的介绍与民谣、民歌相融合，不但使“杂忆”显示出强烈的真实感，而且增添了抒情成分，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茅盾散文的特点之一是迅速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重大问题。这一点与其在小说中追求时代性是一致的。茅盾的散文或叙事或抒情，言简意深，劲健有力，却又显得绰约多姿，充满活力。在艺术风格方面，他以阔大而又精细、含蓄而又明快、幽默而又尖锐形成自己的特色。他的散文不同于鲁迅的泼辣、冰心的典雅、周作人的洒脱和林语堂的幽默，自成家风格。郁达夫在评论茅盾散文“阅世深”，“行文每不忘社会”，“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茅盾散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散文风格、体式的多样。他写过随感录和社评，义使用速写和“对话体”的形式；有时写寓意于景或托事抒情的形式短小的散文诗，还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杂文。即使茅盾在60年代写的《海南杂忆》在潇洒行文中有着对传统的反思，显示出一种厚重恢宏的历史感。与40年代创作的《忆冼星海》一样，70年代创作的《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是一篇以记人为内容的回忆性散文，具有质朴细致的风格。这都反映了茅盾散文创作风格的多样化特点。茅盾散文特点之三是“以小见大”，常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写出日常生活的一角，借以显示重大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