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的对立，相互渗透，引发和激化了知识分子在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选择的困惑，反映在文学的审美层次上，更形成了这一时期“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之间的对峙与互渗。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已趋于成熟，与第一个十年相比，这一时期的创作题材得到空前拓展，表现角度也有了进一步开掘。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反映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心理变化的作品大量涌现，革命者、民族资本家等一些新形象大量出现在作品中。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由于文体意识的自觉，作家们在继承第一个十年文体开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许多体裁都有了新的发展，其中长篇小说、话剧取得巨大成功，长诗、报告文学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文学由“五四”的抒情时代进入了叙事时代。经过第一个十年的创作积累，一批作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个人风格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塑造出一系列富于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许多作家们把人物命运与风云激荡的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厚实、有力、壮阔的审美风格。
左翼文学是中国社会政治的产物。左翼作家则自觉以现代工业文明中产业工人代言人的身份，对封建传统农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同时展开批判，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实践品格，要求文学为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服务，强调文学的现实战斗性。作为主潮存在的左翼文学运动，直接继承了“五四”“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并把“五四”文学中喊出的寻求个人政治、经济解放的声音纳入到寻求整个民族、国家、阶级解放的轨道上，表达了对民族自立、自强的渴望。左翼作家采取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积极地参与社会历史进程，推动文学与政治结缘，对一代文学的影响力和对当时社会的震撼力都远远地超出了一个具体的文学流派所能产生的规模。它的革命现实主义在茅盾手中显示魄力，在吴组缃手中显示圆润，在张天翼手中显示俏皮，在艾芜手中显示流丽，在沙汀手中显示苦涩，从而在相当广阔的艺术领域显示了它巨大的包容力。左翼文学深受苏联、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它广泛吸收中外文学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表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开创了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建立了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文学范式，出现了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巨匠和一大批有鲜明创作个性的左翼作家，如蒋光慈、丁玲、胡也频、柔石、张天翼、萧军、萧红、艾芜、沙汀等，他们以其扎实的创作向世人展示了左翼文学的成就，丰富了左翼文学的艺术表现方式。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影响了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甚至80年代的文学都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北京和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南北两个最大的都市，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环境。京、海两地不同的文化形态成了“京派”与“海派”的母体。“海派”是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文明病”。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理，使他们更接近于西方现代派艺术，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海派作家受殖民主义的洋场风气，以及弗洛伊德学说和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对欲望的书写大于对情感的表现，作家集笔力于那里的色彩、声音、气味和节奏，不从整体上感知世界，却追求现实碎片的组合，因而它更为充分地展示了畸形的都市社会与人生，在剖析洋场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和深层意识结构中，拓展了都市文学的新领域和新境界。“海派”创办的杂志有《无轨电车》《新文艺》《现代》等，代表人物主要是穆时英、施蛰存和刘呐鸥。“京派”以北京、天津等城市为中心，其主要的成员是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他们一面陶醉于传统文化的精美博大，又置身于自由的校园文化中，追求文学的独立与自由，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京派”的文艺阵地有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和《文学月刊》等，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凌叔华、废名、林徽音、芦焚、萧乾等。“京派”是贵族与平民的双重审美品格的结合，游离政治漩涡，是学院派的，它所追求的是清雅高贵的文学作风，周作人与朱光潜是他们的理论代表。“京派”作家以纯艺术家的审美静观，一往情深地体验着自然、家庭和生命的诗的意蕴，以质朴而雅致、绵密而潇洒的笔触，勾画出古老的中国城乡儿女，尤其是带有原始静穆感的乡村灵魂的神采，创造出具有东方情调的和谐浑融的抒情境界，他们抒发的是忧郁悲凉之情。京派作家在抒写乡土和人生时是采取了双重的文化心态：一方面，他们对原始民俗和古老的归隐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另一方面对外来的审美趣味和描写方法也以开放的心境容纳。
左翼作家笔下的充满政治与经济冲突的现代都市，海派作家笔下的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上海，以及老舍、京派作家笔下的古都北京，共同构成了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都市多样化景观的文学书写。以上三大文学派别与创作潮流创造了不同的文学景观，但又统一存在于30年代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大背景之下，因而在整体上显示出某些共同的趋势，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发展中共同展现出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征。无论在艺术表现的内容方面还是创作态度方面，作家们都在挖掘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剖析国民精神中沉重的负荷，探索民族灵魂重铸的文学途径。具体而言，左翼作家关注着社会政治变革中人的政治价值取向，京派作家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与创作个性，思考着传统与现代文化转型中的“人性”问题，海派作家则在思索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主题。在作家的创作倾向上，他们都有共同的民族忧患意识，左翼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表现在对外来殖民主义者的反抗和对民族独立的热情，京派作家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对民族的沉忧隐痛，海派作家则在对物质的向往中反省传统民族心灵在物化中的苍凉悲欢，从而形成30年代文学沉郁苍凉又厚实壮阔的审美格调。
文学创作题材的空前开拓和表现角度的深入开掘是30年代文学的显著特征。茅盾认为第一个十年“新文学渐渐从青年学生的书房走到十字街头了，然而是在十字街头徘徊”。到了第二个十年，个人已走向社会，开始进入集体，参加到社会革命的洪流中。在这一时期的最初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表现个人走向社会历程的作品，如叶绍钧的《倪焕之》、丁玲的《一九三六年春在上海》等，这些作品不断冲破“革命+恋爱”的模式，把个人命运的探索同时代、社会的巨变联系起来。这一时期，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苦闷与追求，还探求他们的革命出路，如茅盾的《蚀》、洪灵菲的《流亡》、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等等。沿着“五四”乡土文学探索的足迹，农村题材进一步成为30年代作家表现的对象，并且有了明显的进展。作家们开始自觉地反映农村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反映觉醒的农民身上所爆发出的革命热情与革命精神，所塑造的人物迥异于“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笔下备受奴役、麻木愚昧的农民形象，从而赋予乡土小说新的时代内涵，主要作品有王统照的《山雨》，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沙汀的短篇集《航线》和《苦难》，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王鲁彦的《愤怒的乡村》，叶紫的《丰收》等。就人物形象而言，革命者的形象也受到了作家的重视，这些形象不仅作为正面的人物出现在作品中，而且作品中的主人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较前一时期人物个性更丰富，更鲜明，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张进德，胡也频《光明在我们前面》中的刘希坚，等等。城市下层市民的生活在这一时期也得到深刻的反映，老舍的《骆驼祥子》成为这类题材的杰出代表。随着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反映中国城乡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社会各阶层的历史命运及心理、道德、情感变迁的文学作品随之大量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殖民化命运，成为许多作家关注的焦点，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萧红的中篇《生死场》、端木蕻良的短篇集《憎恨》等都反映了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生活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