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角度看，周作人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于1921年起发表的一些论文，如《希腊小说集·序》《地方与文艺》《旧梦·序》等，主要的观点是：其一，针对新文学尤其是“问题小说”中存在思想大于形象的概念化弊端，提倡文学的地方性特色，这是“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深入的表现。作家只有“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所以只有“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完美结合的文学才能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其二，“中国现在的文艺根芽，来自异域”，中国新文学要想在世界文学之林获得应有的地位，就不能不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因为“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人以《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为阵地，极力倡导“乡土文学”。在他们的推动下，“乡土文学”沿着健康之路蓬勃发展。
中国20世纪“乡土文学”始于“五四”时期，鲁迅是现代“乡土文学”的鼻祖。他的小说《风波》《故乡》《社戏》《离婚》《祝福》等，不但表现绍兴的农村生活，而且将高度的社会概括力与浓重的浙东乡土色彩恰当地融为一体，构成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不朽丰碑。鲁迅不仅以自己的作品，启发和影响后来的乡土作家，而且在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鲁迅虽然对“乡土文学”的创作特点并没有进行系统论述，但在评论蹇先艾和裴文中的小说时，提到了“乡土文学”的一些共同特性，如是“回忆故乡的”，又都“隐现着乡愁”、展示“乡间习俗”等，为乡土文学指引了正确的方向。鲁迅的乡土小说因其冷峻的批判意识和深刻的思想启蒙精神，具有无可替代的示范性和开创意义，这使中国“乡土文学”一开始就具备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高度的审美价值。其他乡土作家在小说中所建构的地域文化，如“陈四桥道德”（王鲁彦《黄金》）、“枫溪村文化”（许杰《赌徒吉顺》）、“桐村文化”（蹇先艾《水葬》）、“松村文化”（许钦文《鼻涕阿二》）等，是继“鲁镇一未庄”文化之后，形成的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乡土文化世界，构成了新文学五彩缤纷的农村社会风俗画。和鲁迅一样，他们在表现农村生活情状的同时，不忘记冷峻的文化反思。因而理性批判与对乡土的留恋构成了乡土小说最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无情地抨击故乡愚昧落后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又把古朴的乡土理想化，变成作家童年精神的乐园，使小说洋溢着浪漫情调。
1923年后，涌现出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家，除了文学研究会的潘训、王统照、叶圣陶、许地山、王任叔等外，将“乡土文学”作为一种自觉的美学选择的则是王鲁彦、许钦文、许杰、蹇先艾、台静农、彭家煌、黎锦明等作家。
乡土小说作为一股持久的创作潮流，给新文学之初注重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单一化命题，带来了清新的泥土气息，拓宽了新文学的取材视野，熏陶吸引了更多文学爱好者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广阔的农村社会。由于乡土作家大都是离开农村“侨寓”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一般缺少鲁迅那样深刻把握农村复杂社会关系的能力，因而作品有单纯展示农村生活图景的倾向，反思力度较弱。但是，乡土作家为深化现实主义所作的努力仍然功不可没。
与人生写实风格相对举的，是以创造社作家为主干的浪漫抒情小说。创造社作家从理论到实践都显示了与写实文学迥异的色调，强调小说的自我表现，突出主观抒情，较少对客观生活作细致描绘和深入剖析。抒情体小说不仅承传西方新旧浪漫主义小说的特点，而且吸纳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技巧，如意识流、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并同中国传统文学的诗化情绪相结合。在创造社成员中，郁达夫坚实的创作实绩使他成为浪漫抒情小说的代表，其创作风格对20世纪20年代青年作家如淦女士、倪贻德、王以仁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重要成员。1912年考取官费留学，进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系。他的文学生涯是在日本开始的，自1920年11月发表处女作《约檀河之水》以后，短短十来年，发表了约二三十部小说。早期小说抒发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感受，表达“五四”青年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热烈追求，反映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对他们的束缚。早期作品创作手法还是相当客观的，所以，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称他为“写实主义”的作家。《冲积期化石》（1921）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的生活，作者对被侮辱者表示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她伥望着祖国的天野》，通过秋儿姑娘的悲惨遭遇，反映社会现实的污浊黑暗。作品情真意切，颇为感人。茅盾曾给予其肯定的评价，认为他为一个“平常的不幸女子鸣不平”。该小说后来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木马》叙写一位日本市民的家庭悲剧，作品将感伤苦闷的情绪表达得相当出色。《梅岭之春》主人公保瑛从小被送到农村做童养媳，七岁那年又被父亲接回城里读书。长大后，为了抗拒旧的婚约，经人介绍，到吉叔家当保姆。吉叔之妻死后，两人渐渐产生感情，遂发生了关系。但这种真挚的感情，为传统社会所不容。早期小说客观平实的写作态度，清新流畅的笔调，加之甜熟柔婉的情致，使张资平的作品很快一纸风行。他成了前期创造社中成绩仅次于郁达夫的小说家。早期作品虽已出现性爱冲突的表达，但这种两性关系，基于一定社会问题之上，或写传统礼教和性爱的冲突，或写社会地位的尊卑引起的悲剧。作品对封建礼教和社会陋习的鞭挞，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张资平的小说创作迅速发生逆转，为投合小市民的趣味，轻率地炮制出一系列恋爱游戏小说，甚至是性欲的变态和放纵的小说，成为创造社的多产作家。张资平小说对“新感觉派”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后人甚至将他视为该派鼻祖。张资平抗战时期参加汪伪政府，并担任（伪）“中日文化协会”出版组主任，兼该会会刊《中日文化》主编。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一年零三个月。解放后，曾在上海私立光实中学和上海振民补习学校任教，1955年以“汉奸文人”的罪名再度被捕，判刑20年，1959年病故于安徽劳改农场。
淦女士（1900—1974），原名冯沅君，属“五四”时期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尽管不是创造社成员，但创作倾向明显受该社前期文艺思想的影响，注重表现人物内心情感。1924年，在《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先后发表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等小说。她的小说采用“郁达夫式的”独自抒情方式，大胆袒露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热烈向往，一些小说人物关系间有连续性。她的作品以“女子能在本身上加以大胆的解剖”的特色受到当时评论者的关注。其作品的时代意义，鲁迅曾引文作过精辟分析，“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问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不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在当时能用如此“越轨”细腻的笔致，惊人的直率，袒露主人公内心隐秘，对一个女作家来说，是要有相当勇气的。她笔下的性心理描写，神圣而纯洁，并不感到媚俗。1926年发表的《春痕》，主人公已经失去了反抗封建婚姻的锋芒，变得消沉忧伤，反映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女性在“五四’，退潮后所面临的思想上的转变和困惑。
此外，浅草社和沉钟社作家也以抒发个人苦闷和感伤情绪为主。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文学社团，成员多为外文系学生或德国留学生，他们受德国浪漫主义及现代派的影响，作家主要有陈翔鹤、陈炜谟、冯至、林如稷等。陈翔鹤（1901—1969），早期小说有《茫然》《西风吹到了枕边》等，主人公名称都用C替代，作品有强烈的“自叙传”性质。《悼——》以感人肺腑的语言追忆“我”的亡妻，情意绵绵。《不安定的灵魂》以书信体形式叙述，写一个经受爱情创伤的知识分子厌恶都市生活，悲泣而死的故事，整个作品弥漫着压抑、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到20世纪30年代的《独身者》，以至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其间经历了较长的创作道路，虽然写实成分明显加强，但一贯的抒情气氛始终未变。陈炜谟的《轻雾》，林如稷的《将过去》等，同样具有这种气质。具有诗人气质的冯至，小说创作充满诗情画意，这一点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中篇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他们的创作，鲁迅曾评价：“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精辟概括了该社作家的创作特质及对现代小说的独特贡献。
总括起来，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确立期，它的确立是在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形成的。新文学从内容到形式摆脱了旧文学的痕迹，显得纷繁多样。但就整体发展脉络看，客观写实和主观抒情形成新文学两大主流。同时，西方近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被“共时”地吸收进来。这种吸收，使二者在多元发展中互相渗透，显示了新文学的丰富多样。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尚未成熟，而短篇小说取得了丰硕成果，它最初由国外移植而来，经过本土化发展，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上。“为人生派”客观写实，从“问题小说”到“乡土小说”，就是这种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短篇小说的成熟和繁荣，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标志，为以后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小名萌生，浙江富阳人。七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由于聪颖好学，少时扎下了良好的古典文学根基，中学时代开始发表旧体诗。1913年随长兄东渡日本，学习医学、经济学，而文学始终是他的兴趣所在。在长达十年的学习期间，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名著，接触大量西方文艺思想，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他的文学视野，为今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1年7月与郭沫若等人组织创造社，三个月后，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被列为“创造社丛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回国后参加编辑《创造》季刊一、《创造周报》等刊物。曾先后在安庆政法专门学校和北大、武昌师大等校任教。1927年8月退出创造社。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并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经鲁迅介绍加入“左联”，1933年由上海移居杭州。抗战爆发，郁达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奔赴抗日前线慰劳将士。1938年底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辗转流亡到苏门答腊岛，化名赵廉隐居，但被迫充任当地日本宪兵部翻译，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仁人志士和华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荒野中。
郁达夫一生著述甚多，尤以小说和散文为重，他还先后编选出版了《达夫全集》《达夫日记》《达夫游记》《郁达夫诗词抄》及《达夫所译短篇集》等。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十几年间。他亲历和目睹了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的重要历史阶段，随着对黑暗现实认识的加深，作者思想变化的痕迹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郁达夫留学时的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后的变革，广泛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国家逐渐强大，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这与我国当时军阀混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中国的贫弱使持狭隘民族主义的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怀有深刻的歧视态度。不同文化的差异使青年留学生心灵产生了剧烈的撞击，而弱国子民的屈辱地位，又使他们产生了深沉的自卑感。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一直困扰着年轻人的心灵。《沉沦》集生动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时代背景下留学青年的思想情绪。三部作品全部取材于留日青年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悲剧，揭示了那些漂泊异国他乡的海外游子内心深处的迷惘、焦灼和苦闷。《银灰色的死》（1920）是郁达夫的第一篇自叙传体抒情小说，主人公Y君得知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国内患病身亡，这突如其来的不幸带给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在痛苦中借酒浇愁。后来相识了酒馆主人的姑娘静儿，便时常向对方倾诉，善良的姑娘总会替他掬一把同情之泪。然而好景不长，静儿要嫁人了，当他得知此消息时，心里备感难受，为要给她买一份礼品，变卖旧书，而自己依旧嗜酒如命，终因脑出血，倒在洒着淡淡的银灰色月光的路上。小说叙写主人公在不幸折磨下的孤独和痛苦时，充满了浓郁的浪漫感伤情绪，初步显示了郁达夫早期艺术创作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