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批判无论以什么形式呈现，总是指向人的灵魂和心理；同时，由于鲁迅那种“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的多疑的精神气质，他的杂文里充满了对人们隐蔽心理的最犀利的揭示。例如，从中国历史上表彰“节烈”女子的传统的背后，鲁迅看到了封建等级、夫权制度造成的对人的心理的扭曲：“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等到“国民将被征服的地位”，男人“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于是，“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鲁迅总结说，“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我之节烈观》）。“五四”时期，鲁迅又指出了人们同情、帮助出走的青年女子行为背后的看客心理：“一个娜拉”的出走，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支持，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娜拉走后怎样》）。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在“看客”眼里，确实是刻毒的。京剧里，男演员扮旦角本是很平常的事，戏迷也喜欢看，鲁迅却有这样的议论：“男人扮女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因此它就成了“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论照相之类》），它不仅“表现了中庸之道下的中国民族病态心理”，也“反映了国人封建性压抑下的性变态”。鲁迅对国人这种普遍的变态心理的揭示，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惊人之举。关于素有美名的“隐士”，鲁迅的分析也十分犀利：真的隐士，世间是不会知道的；只有借“归隐”求得“口饭之道”的君子，才会“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至于“赫赫有名的大隐”，必有生财之道，才能“吸烟品茗，吟诗作文”，否则“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隐士》）。古人的暧昧心态，经鲁迅一写，昭然若揭。
鲁迅对人的心理的犀利的透视，来自他对世事无比深刻的把握，就像《墓碣文》中所写，“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因此，鲁迅的杂文总是带给读者一种习惯思维受到严峻挑战的阅读经验。鲁迅那篇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一反历史上关于阮籍、嵇康的定论，即他们是“礼教的毁坏者”，指出他们的本心不但相信礼教，还把礼教当作宝贝。之所以表里不一，是因为时人多利用“崇奉礼教”谋取自私，“老实人”（信礼教的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又无计可施，转而变成“不谈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一文里，又对中国人的爱“中庸”提出了异议。鲁迅分析，行“中庸”的人民，其实也免不了“过激”，“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候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中国人谦虚时同样极端，“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南此，中国的圣人们才大呼“中庸”，是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
二、挥洒自如的行文结构
鲁迅的杂文，常常引用历史事件或古人的言行，与社会现实或今人的言行对照，以揭示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不过是由“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现实。从战国时，赵国公子成反对武灵王改胡服的话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叹息“人心不古、国粹将亡”，几乎丝毫无异（《随感录五十八·人心很古》）；秦汉时的秦始皇、项羽、刘邦对威福、子女、玉帛的追求，今天仍是人们的“最高理想”（《随感录五十九·“圣武”》），到“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忽然想到（四）》）。作者的笔下，勾画出来的是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不断上演的轮回的把戏，大到国民党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行径，与明朝无视满洲人的窥伺，在国内“草菅人命、杀戮清流”如出一辙（《文章与题目》）；小到民国九年的人“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从胡须说到牙齿》）；穿洋服的新青年，又学篆字，又填词，变成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喽啰（《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提倡白话的战士，“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感旧”以后（下）》）。在古与今、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作者展现出了一幅与20世纪热情、乐观的时代潮流截然不同的阴郁图景，显示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并带给文本历史的纵深感。另外，在杂文中，鲁迅也喜欢把中国与西方的材料（包括思想、文化、艺术、语言等各方面）并列或对照来写，如通过以幼者、弱者为本位的欧美家庭，与长者本位的中国家庭的对比来呼吁人们做“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觉醒的父母（《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把“现在一班好讲鬼话的人”的胡言乱语同西方的科学并列，揭示“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的真相（《随感录三十三》）；又由上海某位美术家的讽刺画，引出破坏偶像的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指出“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而中国人崇拜孔丘关羽，却是一种陈旧的陋习，于人类的进步毫无益处（《随感录四十六》）。作者大量地采用中外对照的手法，其意图是推进“五四”思想启蒙。而中国与外国，历史与现实材料的杂驳并陈，使鲁迅杂文的行文结构具有挥洒自如的特征。
三、蓄含哲理的隐喻性论述
除了直接地否定颓废的传统和腐朽的社会，鲁迅还非常善于运用意象和格言，让自己复杂的、非正统的思想在隐喻性的论述中，得到更深刻的表现。鲁迅在他的文化批评中，常用的技巧是借某种具体的事物，隐喻宏大的中国文化。例如，作者或者从自己的胡须，引出时人关于胡须的可笑议论——上翘的胡子是日本式的，因而负着在日本侵略的阴影下的中国存亡的责任；拖下的胡子是蒙古式的，被“聪明的名士”当作国粹，因为“大元”那时候几乎要把日本这个“岛国”灭掉了；而不上翘也不拖下的胡子，则因为国粹家找不到立论的依据，就“不负中国存亡的责任了”——提出对只会故弄玄虚的所谓国粹家的批判（《说胡须》）。又如，在人们关于洋鬼子用眼睛作电线、照相机的猜测，和照相时摆出的“求己图”中，看到国人的愚昧与奴性（《论照相之类》）。或者由几面古铜镜子，触发“遥想汉人多少闳放”的感慨，进而揭示“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的今人，在外来事物面前，不是“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就是拿国粹掩饰自己怯懦心理的丑态（《看镜有感》）。又或者从一句著名的国骂，别出心裁地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的劣根性（《论“他妈的”》）。还有从牙齿说到中医的荒唐（《从胡须说到牙齿》）、从故乡细腰蜂的毒针，写到中国的圣君、贤臣、圣贤之徒，以及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对民众所施的各种麻痹术（《春末闲谈》），揭示中国文化传统的荒谬与可怕。这一类杂文，作者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出发，引申出中国社会文化与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带给读者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感受。
另外，鲁迅也喜欢把一些赫赫有名的历史遗迹或遗物，隐喻成自己的文化批评。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就是一篇关于传统道德习俗摧残人的正常欲求的寓言。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呈现出更为广阔的寓意。作者既批判了国人“十景图”式的“十全停滞的生活”状态，又对革新者旨在扫除旧事物的破坏、寇盗掠夺式的破坏以及奴才为了“目前极小的自利”的破坏展开了富有哲理的论述，最终达到一种关于“破坏”与“建设”的哲学思辨，将对文化的评论延伸到对中国历史的反思。《长城》中，作者一反人们自古以来赋予长城的保家卫国的历史意义，独具慧眼地指出，这伟大的长城“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又大胆地说，“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于是，读者领悟到，在作者的笔下，国人引以为傲的巍巍长城，其实是中国封建文化的象征。令人深思的是，鲁迅指出，现在的人们，仍在为长城添砖加瓦，因此长城所象征的传统文化是很难被动摇的。而“五四”反传统的任务，也远比当时乐观的人们所设想的更加艰难，它需要革命者永不停息的韧性的战斗。由此，这篇短短的杂文具有了丰富的内含。同时，也正是这种在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深刻意义的艺术手法，使鲁迅的杂文超越了时间、历史的限制，对社会、现实、人生的若干命题产生恒久的意义。而鲁迅杂文隐喻性论述的特征，正来自鲁迅个人的独特的思维能力，即对具体事物具有过人的感受力，同时又具有不同寻常的谨严的思辨能力。
四、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鲁迅曾说，自己的杂文不过是将“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可以说，在鲁迅的杂文里，外部现实总是由强烈的主观性感受折射出来，而很少是被客观的描述或评论出来的。鲁迅的杂文，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到《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的最后一篇文章，都贯穿着一条或隐或显的，作者独有的感情线索。这就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与作品发生共鸣，无论是悲是喜，都渗透着鲁迅本人最真实的情感。《记念刘和珍君》与《为了忘却的记念》是两篇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在前一篇里，作者对刘和珍牺牲事实的叙述，隐含着一条充满了矛盾、愤怒、悲哀的感情线索，而作者也始终在“开口”与“沉默”之间徘徊：“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又“实在无话可说”，因为“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真的猛士”的鲜血在时间的洗涤中，只是“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而“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于是，“我还有要说的话”，“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正是作者在“说”与“不说”之间饱含痛苦的徘徊，构成了作品的内在的声音：对黑暗社会的绝望，与“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后的反抗。这种内在的声音的存在，不仅带给作品撼人心魄的力量，也揭示了鲁迅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内省的精神气质。《为了忘却的记念》表达的也是作者的悲愤与绝望。作品一开始就呈现出抒情的基调：“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作家”，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接着，作者以清新简洁的文字，回忆与白莽、柔石的交往，写到了他们的淳朴与天真。其中，关于白莽在一个热天“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的形象，柔石害怕作者“被汽车或电车撞死”的担心的描写，令人难忘。同时，作者又将白莽、柔石的被捕、牺牲与自己终于避免被捕的经历相并列，透露出一种深沉的负疚感。正如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一样，作者在悲愤的沉静中体味着绝望。而“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使他提笔，在悲愤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这里，“开口”或“沉默”的困境又一次被体现出来。尽管鲁迅为求得医治中国各种弊端的药方，果决地奉献了他的一生，但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绝望和困境，即使在与现实直接抗争的杂文里，也倾注着他饱满的主体意识，这就使鲁迅的杂文成为中国现代杂文作品中独特的一例。
五、极富创造力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