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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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鲁迅(5)

鲁迅的批判无论以什么形式呈现,总是指向人的灵魂和心理;同时,由于鲁迅那种“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的多疑的精神气质,他的杂文里充满了对人们隐蔽心理的最犀利的揭示。例如,从中国历史上表彰“节烈”女子的传统的背后,鲁迅看到了封建等级、夫权制度造成的对人的心理的扭曲:“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等到“国民将被征服的地位”,男人“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于是,“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鲁迅总结说,“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我之节烈观》)。“五四”时期,鲁迅又指出了人们同情、帮助出走的青年女子行为背后的看客心理:“一个娜拉”的出走,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支持,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娜拉走后怎样》)。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在“看客”眼里,确实是刻毒的。京剧里,男演员扮旦角本是很平常的事,戏迷也喜欢看,鲁迅却有这样的议论:“男人扮女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因此它就成了“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论照相之类》),它不仅“表现了中庸之道下的中国民族病态心理”,也“反映了国人封建性压抑下的性变态”。鲁迅对国人这种普遍的变态心理的揭示,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惊人之举。关于素有美名的“隐士”,鲁迅的分析也十分犀利:真的隐士,世间是不会知道的;只有借“归隐”求得“口饭之道”的君子,才会“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至于“赫赫有名的大隐”,必有生财之道,才能“吸烟品茗,吟诗作文”,否则“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隐士》)。古人的暧昧心态,经鲁迅一写,昭然若揭。

鲁迅对人的心理的犀利的透视,来自他对世事无比深刻的把握,就像《墓碣文》中所写,“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因此,鲁迅的杂文总是带给读者一种习惯思维受到严峻挑战的阅读经验。鲁迅那篇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一反历史上关于阮籍、嵇康的定论,即他们是“礼教的毁坏者”,指出他们的本心不但相信礼教,还把礼教当作宝贝。之所以表里不一,是因为时人多利用“崇奉礼教”谋取自私,“老实人”(信礼教的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又无计可施,转而变成“不谈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一文里,又对中国人的爱“中庸”提出了异议。鲁迅分析,行“中庸”的人民,其实也免不了“过激”,“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候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中国人谦虚时同样极端,“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南此,中国的圣人们才大呼“中庸”,是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

二、挥洒自如的行文结构

鲁迅的杂文,常常引用历史事件或古人的言行,与社会现实或今人的言行对照,以揭示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不过是由“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现实。从战国时,赵国公子成反对武灵王改胡服的话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叹息“人心不古、国粹将亡”,几乎丝毫无异(《随感录五十八·人心很古》);秦汉时的秦始皇、项羽、刘邦对威福、子女、玉帛的追求,今天仍是人们的“最高理想”(《随感录五十九·“圣武”》),到“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忽然想到(四)》)。作者的笔下,勾画出来的是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不断上演的轮回的把戏,大到国民党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行径,与明朝无视满洲人的窥伺,在国内“草菅人命、杀戮清流”如出一辙(《文章与题目》);小到民国九年的人“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从胡须说到牙齿》);穿洋服的新青年,又学篆字,又填词,变成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喽啰(《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提倡白话的战士,“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感旧”以后(下)》)。在古与今、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作者展现出了一幅与20世纪热情、乐观的时代潮流截然不同的阴郁图景,显示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并带给文本历史的纵深感。另外,在杂文中,鲁迅也喜欢把中国与西方的材料(包括思想、文化、艺术、语言等各方面)并列或对照来写,如通过以幼者、弱者为本位的欧美家庭,与长者本位的中国家庭的对比来呼吁人们做“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觉醒的父母(《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把“现在一班好讲鬼话的人”的胡言乱语同西方的科学并列,揭示“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的真相(《随感录三十三》);又由上海某位美术家的讽刺画,引出破坏偶像的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指出“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而中国人崇拜孔丘关羽,却是一种陈旧的陋习,于人类的进步毫无益处(《随感录四十六》)。作者大量地采用中外对照的手法,其意图是推进“五四”思想启蒙。而中国与外国,历史与现实材料的杂驳并陈,使鲁迅杂文的行文结构具有挥洒自如的特征。

三、蓄含哲理的隐喻性论述

除了直接地否定颓废的传统和腐朽的社会,鲁迅还非常善于运用意象和格言,让自己复杂的、非正统的思想在隐喻性的论述中,得到更深刻的表现。鲁迅在他的文化批评中,常用的技巧是借某种具体的事物,隐喻宏大的中国文化。例如,作者或者从自己的胡须,引出时人关于胡须的可笑议论——上翘的胡子是日本式的,因而负着在日本侵略的阴影下的中国存亡的责任;拖下的胡子是蒙古式的,被“聪明的名士”当作国粹,因为“大元”那时候几乎要把日本这个“岛国”灭掉了;而不上翘也不拖下的胡子,则因为国粹家找不到立论的依据,就“不负中国存亡的责任了”——提出对只会故弄玄虚的所谓国粹家的批判(《说胡须》)。又如,在人们关于洋鬼子用眼睛作电线、照相机的猜测,和照相时摆出的“求己图”中,看到国人的愚昧与奴性(《论照相之类》)。或者由几面古铜镜子,触发“遥想汉人多少闳放”的感慨,进而揭示“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的今人,在外来事物面前,不是“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就是拿国粹掩饰自己怯懦心理的丑态(《看镜有感》)。又或者从一句著名的国骂,别出心裁地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的劣根性(《论“他妈的”》)。还有从牙齿说到中医的荒唐(《从胡须说到牙齿》)、从故乡细腰蜂的毒针,写到中国的圣君、贤臣、圣贤之徒,以及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对民众所施的各种麻痹术(《春末闲谈》),揭示中国文化传统的荒谬与可怕。这一类杂文,作者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出发,引申出中国社会文化与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带给读者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感受。

另外,鲁迅也喜欢把一些赫赫有名的历史遗迹或遗物,隐喻成自己的文化批评。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就是一篇关于传统道德习俗摧残人的正常欲求的寓言。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呈现出更为广阔的寓意。作者既批判了国人“十景图”式的“十全停滞的生活”状态,又对革新者旨在扫除旧事物的破坏、寇盗掠夺式的破坏以及奴才为了“目前极小的自利”的破坏展开了富有哲理的论述,最终达到一种关于“破坏”与“建设”的哲学思辨,将对文化的评论延伸到对中国历史的反思。《长城》中,作者一反人们自古以来赋予长城的保家卫国的历史意义,独具慧眼地指出,这伟大的长城“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又大胆地说,“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于是,读者领悟到,在作者的笔下,国人引以为傲的巍巍长城,其实是中国封建文化的象征。令人深思的是,鲁迅指出,现在的人们,仍在为长城添砖加瓦,因此长城所象征的传统文化是很难被动摇的。而“五四”反传统的任务,也远比当时乐观的人们所设想的更加艰难,它需要革命者永不停息的韧性的战斗。由此,这篇短短的杂文具有了丰富的内含。同时,也正是这种在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深刻意义的艺术手法,使鲁迅的杂文超越了时间、历史的限制,对社会、现实、人生的若干命题产生恒久的意义。而鲁迅杂文隐喻性论述的特征,正来自鲁迅个人的独特的思维能力,即对具体事物具有过人的感受力,同时又具有不同寻常的谨严的思辨能力。

四、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鲁迅曾说,自己的杂文不过是将“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可以说,在鲁迅的杂文里,外部现实总是由强烈的主观性感受折射出来,而很少是被客观的描述或评论出来的。鲁迅的杂文,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到《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的最后一篇文章,都贯穿着一条或隐或显的,作者独有的感情线索。这就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与作品发生共鸣,无论是悲是喜,都渗透着鲁迅本人最真实的情感。《记念刘和珍君》与《为了忘却的记念》是两篇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在前一篇里,作者对刘和珍牺牲事实的叙述,隐含着一条充满了矛盾、愤怒、悲哀的感情线索,而作者也始终在“开口”与“沉默”之间徘徊:“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又“实在无话可说”,因为“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真的猛士”的鲜血在时间的洗涤中,只是“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而“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于是,“我还有要说的话”,“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正是作者在“说”与“不说”之间饱含痛苦的徘徊,构成了作品的内在的声音:对黑暗社会的绝望,与“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后的反抗。这种内在的声音的存在,不仅带给作品撼人心魄的力量,也揭示了鲁迅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内省的精神气质。《为了忘却的记念》表达的也是作者的悲愤与绝望。作品一开始就呈现出抒情的基调:“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作家”,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接着,作者以清新简洁的文字,回忆与白莽、柔石的交往,写到了他们的淳朴与天真。其中,关于白莽在一个热天“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的形象,柔石害怕作者“被汽车或电车撞死”的担心的描写,令人难忘。同时,作者又将白莽、柔石的被捕、牺牲与自己终于避免被捕的经历相并列,透露出一种深沉的负疚感。正如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一样,作者在悲愤的沉静中体味着绝望。而“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使他提笔,在悲愤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这里,“开口”或“沉默”的困境又一次被体现出来。尽管鲁迅为求得医治中国各种弊端的药方,果决地奉献了他的一生,但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绝望和困境,即使在与现实直接抗争的杂文里,也倾注着他饱满的主体意识,这就使鲁迅的杂文成为中国现代杂文作品中独特的一例。

五、极富创造力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