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抗战以后的小品散文，辑录成册的有《控诉》等十多个集子。无论是控诉敌人的残暴和社会的丑恶，还是渴望正义、善良、幸福而理想的未来，希冀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都洋溢着生命的呼声。何其芳、缪崇群、李广田、陆蠡、靳以等作家的散文，也都更加贴近现实。
女作家萧红用富于才情的笔调写她在逆境中的心情，写抗战中的社会见闻。她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在众多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卓然而出，把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断织成一片，用女性敏锐的感觉捕捉一个个日常的生活化细节，多侧面地展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性格特征，写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而又情真意切。
孙犁是解放区小品散文创作中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的散文部分收入小说、散文合集《荷花淀》，另有一部分结集为《农村速写》，形成了清新、流畅而又富有神韵的艺术风格，具有浓郁的诗情和乡土气息。其中《采蒲台的苇》《渔民的生活》《塔记》等都是佳作。
这一时期另有一些作家虽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散文艺术性的发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诗人冯至这一时期出版有散文集《山水》，用疏朗、清澈而又富有情致的文字，从自然风光的描写中，追求一种哲理的启示，写山水，也写战时西南的艰苦生活；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散文结集为《湘西》，一方面写湘西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表现下层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叙述细密流动，更加贴近现实也更圆熟；张爱玲这一时期的散文多收入《流言》集中，她注重以自己的感觉去玩味庸常人生，有意和主流文学拉开距离；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感悟人生，他幽默闲趣的路子和《论语》派一脉相承，却为他以后大量的散文创作定下了基调；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也以遣趣为主，议论人生百态；王了一（王力）也是学者型散文家，一本《龙虫并雕斋琐语》，以朴雅的风格自成一体，文笔细腻，情趣横溢。
20世纪40年代的散文，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各种散文体式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各领风骚，没有形成齐头并进的一统气势，但散文的社会化趋势加强，成名作家的散文创作更加圆熟。
林语堂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用中西文化比较的眼光，引入国民性改造以及传统文化转型的思考，并以“幽默风”的小品散文风靡20世纪30年代文坛，拓宽了散文文体创作路子的散文家是林语堂。
林语堂（1895一1976），原名林乐和、林玉堂，笔名毛驴、宰我、萨天师、宰予等，福建龙溪人，散文家、语言学家、小说家。林语堂出生在一个劳动者出身但向往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家庭，青少年时代一直受业于各种教会学校，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后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这期间，他花了大量时间研读国学，为以后的研究、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9年林语堂赴美哈佛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后转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语言学，除了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外，还钻研了《汉学师承记》等大量的国学著作，并以《古代中国语音学》的毕业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并开始了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为“语丝社”仅次于鲁迅、周作人的撰稿人，1931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起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是“论语派”的代表人物，1936年去美国执教，并继续从事创作，1952年在美国创办《天风》月刊，1966年至台湾定居，1976年病逝于香港。
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辑录成集的主要有：《剪拂集》《大荒集》《吾国与吾民》《语堂幽默文选》等。
1923年林语堂留学回国，1924年《语丝》创刊，他不仅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而且是“语丝”社的主要成员。受欧美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面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他写下了大量“投枪匕首”般的杂文。“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北大）一个激烈的分子”。在女师大学潮、“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中，不仅用笔参战，而且“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祝土匪》《说文妖》《读书救国谬论一束》《丁在君的商调》《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祝土匪》一文是应“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而作，因为“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他用反语称莽原社诸朋友为土匪、傻子，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而对那些所谓“正人君子”“学者”之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用漫画的笔法勾勒出了他们那令人作呕的嘴脸：“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在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之后，他经过反思，不仅画出《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而且写下了《讨狗檄文》《打狗释疑》《“发微”与“告密”》等一系列锋芒毕露的杂文，成为鲁迅倡导的打狗运动的急先锋。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大量散文探索国民性，主张从思想革命、精神复兴人手来救国，如《萨天师语录》《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致钱玄同先生的信》等文。这一时期的散文，主要收入《剪拂集》中。
“《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年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常喜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做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用得着。”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林语堂的思想陷入了“低谷”，他既不满于当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不敢参加反抗暴政的实际斗争，于是轻车熟路的幽默自然而然就成了他既可以发泄、倾吐心中的积怨，又不致遭受迫害的两全形式，《语丝》时的“打狗先锋”开始向《论语》时的“幽默大师”转变。他在《剪拂集·序》中称其中的篇章为“隔日黄花”，“唯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梗”。他一改往日文风，沉郁、凝重中表达了“隐士”一面的倾向。
1932年，《论语》创刊，在发刊词中，林语堂开宗明义地宣称“《论语》发刊以提倡幽默为目的”。后来又连续创办《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闲适幽默，独抒性灵的小品文，成了“论语派”的创始人和“幽默大师”。他在《林语堂自传》中对当时的创作动机作了这样的说明：“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写作者了。”
《论语》时期，林语堂的散文多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和人生讽刺，由于采取幽默的表现形式，因而缺乏深度和力度，有些篇章甚至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倾向。题材也五花八门，臭虫跳蚤、吸烟打牌、饮酒中风、抽水马桶……无所不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冬至之晨杀人记》《有驴无人骑》《你不好打倒你的下文》《得体文章》《叩头的软体操价值》《论言论自由》《论政治病》等。这些篇什，或嘲讽社会陋习，或揭露军阀的专制，或描摹官僚的丑态，或状写外交上的奴颜媚骨，或形容社会的黑暗，幽默的絮棉里时不时也会露出讽刺的尖刺来。另一类作品如《读萧伯纳传偶识》《读邓肯自传》《谈中西文化》《中国的国民性》等，从文化介绍的角度，引入国民性思考，读来令人深思；还有一些作品如《中国有臭虫吗？》《我的戒烟》《论裸体运动》《论看电影流泪》《我怎样买牙刷》等，幽默之中有闲适，闲适之中有幽默，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的时代，在“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中国，这类“闲适幽默”小品，既显得不合时宜，也和人民大众的审美心理大异其趣。
“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1936年，林语堂赴美，开始了他漫长的海外旅居生活。在国内，他“从讽刺到幽默”仍不免“十分危险”，而在海外，无论“论幽默”还是“论解嘲”都受到了欢迎。自由主义的林语堂终于找到了他能够自由发表自由言论的场所。这一时期的散文代表作有《说纽约的饮食起居》《闲话说东坡》《瑞士风光》《论趣》《论孔子的幽默》《说乡亲》《论赤足之美》《论鸟语》《论解嘲》等，抒发闲情逸致，谈论饮食起居，也流露缕缕乡思，古今中外，风物地理，无所不谈。这些作品以及一些思想重心所寄的议论文如《说诚与伪》《论中外之国民性》等，大都收入《无所不谈》等散文集中，除保持了原有的闲适幽默风格外，笔势也更加自由、舒展、洒脱。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农村自幼受下层劳动人民乐天知命的生活的感染，虽自称“我是一个农家的儿子”，却和传统的那种宗法社会里封闭的“农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他父亲是一位受过西方文明浸染的基督教牧师，思想开放，幽默成性，被他说成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童年和家庭对于林语堂的生活道路和艺术个性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后来，他又在各级教会学校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逐渐形成了他个人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林语堂留学回国后，一方面在北大任教，一面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一面在《语丝》和鲁迅一道“带甲备战”，一面在《晨报副刊》上提倡“幽默”。
中国文学中本无“幽默”一词，作为文学术语，它的出现确系林语堂首创。1924年五六月间，他先后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两文，主张把英语的humour音泽为“幽默”并加以提倡，由于当时大革命尚未失败，反响不大。大革命失败后的20世纪30年代，语丝派分化，林语堂在创刊的《论语》上再度提倡“幽默”，个人作用和时代原因的双重结合，终于使“幽默”风行一时。正如鲁迅在《一思而行》和《小品文的危机》中所指出的那样，“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幽默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异军突起，文学领域卷起了一场“幽默风”。
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涵盖内容甚多，前后主张也多有延伸，但就其精神实质来讲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观”，文学上的“幽默”则是这种人生观的体现，是“心灵舒展的花朵”。他说：“（‘幽默’或作‘诙摹’，略近德法文音。）中国人虽素来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来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分径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礼统。”“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而文学——最堪欣赏的幽默，却只能够使人家嘴旁儿轻轻的一弯儿的微笑。”“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林语堂在解释“幽默”的含义时，很注重和讽刺的区别，在他看来，讽刺每趋于酸辣，去其酸辣，得淡然之味，即是幽默。这种淡然之味，是对现实冷静超远的旁观，是除去讽刺的心灵启悟。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中指出，“幽默”可以借着“笑”的幌子，将“半口闷气”“哈哈的吐他出来”，“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这就是“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