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少数英国灵媒在伦敦开设店铺，还有一些美国人与之合作。但是，到1853年，招魂术活动已足够引起英国公众的兴趣，其中还有英国著名科学家法拉第。法拉第是第一批研究这一现象的英国科学家，他对早期伦敦灵媒的最常见的一种活动进行了仔细观察，这种活动叫做“桌子倾斜”现象。灵媒们在暗室里围桌而坐，顾客们的手放在桌子上，随后灵媒召唤鬼魂出席，鬼魂用推或摇桌子来应答，顾客们的手能感觉到桌子的振动，于是可以认定在暗室中“鬼魂显灵”。法拉第在做了一系列实验之后，得出结论：桌子的运动是由于顾客的手对桌面施加无意识压力而造成的。法拉第在报告结尾严厉指责那些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竟然接受诸如“桌子倾斜”这类胡言乱语，以至抛弃了基本判断力和普通常识。
1855年，正是美国年轻的灵媒霍姆（Daniel Dunglas Home，1833—1886）的抵达，掀起了一场英国的招魂术运动。霍姆在美国已经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就其本人的经历而言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他抵达英国海岸的5年前，曾经是一个17岁的邋遢青年。一群美国招魂术师把他送到伦敦，抵达时携带着一个金盒，戴着一颗硕大的金刚石戒指，穿着华贵的衣服。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仰慕者赠送的。他体形既高又瘦，具有一种虔诚的气质和女性的幽雅，他声称拥有多种招魂能力。由于不满足于只当与鬼魂联系的被动媒介，他还掌握许多戏法。在他声称的许多特技中，有拉长身体的能力、还能徒手紧握灼热的煤块，最重要的是可以把身体提升到几英尺高的空中。这些把戏霍姆并不随便表演，只留给显贵们和富人观看。在霍姆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免费的降神会。他的才能严格地只献给把他当做客人请到家里的富裕赞助人。
和在美国一样，招魂术在英国很快开始蔓延，并引起广泛关注。有人把它当做一种另类宗教经验，导致了“招魂术教堂”的诞生；也有人把它当做减轻个人悲哀和痛苦的途径，因为它承诺可以与死去的至亲交流；对于另外一些人，它则提供消遣和新奇。但是，对于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学者和科学研究者来说，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用经验来证明灵魂是否存在和死后灵魂是否继续存在。
几乎就从招魂术诞生那日起，对灵媒的曝光和揭露随即接踵而至。一位本地医生在富克斯姐妹离开海德斯维里之前就仔细观看了她们的活动，不仅对她们说法的合理性，而且对神秘鬼魂的发声方式也有所质疑。
几年后，富克斯姐妹承认整个事件是一场骗局，那神秘的声音是她们扳动趾关节发出的。但其实早在这之前，有位细心的医生就正确地揭露这是一场欺诈。然而，尽管曝光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但确有某些人，他们愿意相信能与死者交流的说法，因而依然执迷不悟；至于那些怀疑者，对于轻信者的行为也是无可奈何。对于每次的曝光，灵媒们顶多是作些抗议或者作些解释，毫无收敛之迹象。
然而，即使真正的信徒也不得不承认，灵媒们的操作中有很多诈骗。他们暴露的次数太多了，不知有多少次，坐在灵媒桌子周围的怀疑者眼敏手快地捕捉到灵媒的欺骗动作，看到隐匿的助手们正在暗室里操纵鬼魂显灵，发现各种机关，用于使得桌子、椅子和帽架动起来，或者在空中发光和产生浮动的人手和人脸。职业魔术师在此类曝光事件中提供不少帮助，他们承认许多灵媒现象只不过是他们在舞台上用过的一些简单戏法。然而，无论“不正直的”灵媒做了多少欺骗手段，甚至有时正直的灵媒无法按照要求招来所谓的鬼魂，但依然有许多信徒坚持认为，招魂术运动本身是合理的。因为有太多的现象怀疑者无法解释，太多的经验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灵魂不会死，还可以与活人交流。
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鬼魂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引人关注，少数严肃的学者和科学家决定参与调查。
在美国，最早有组织地用科学方法来认真调查整个招魂术现象的尝试开始于1857年，当时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小组宣布，他们打算调查招魂术师的这一说法的合理性，亦即活人可与死人交流。为了鼓励灵媒们主动响应以便验证他们的主张，《波士顿信使》（Boston Courier）悬赏500美元，奖励能够满足哈佛教授们的要求，展示真正招魂现象的灵媒。有5个灵媒应征接受委员会的挑战，他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不过这些人后来宣称，教授们设置的条件不适于与敏感的鬼魂接头。
一般来说，哈佛的调查为未来的研究铺垫了基础。招魂术的辩护者坚持说，他们已经科学地演示了死后灵魂不仅存在，而且还能和活人交流。与此同时，他们还坚持说，由调查者所设置的科学条件和测试，恰恰妨碍了他们所要现象的出现。当过程和控制是由信徒命令、操作和监视时，报告结果总是正面的；而当过程和控制是由怀疑者命令、操作和监视时，结果却总是负面的。折中则往往产生混合的结果。这一说法实在可疑，在大多数严肃的科学家看来，它实在荒谬可笑。在赫胥黎这样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看来，一群据说是理智健全的成年人，围坐在昏暗屋子里的一个桌子边，以为自己正在与死人交流，这情形要多荒谬有多荒谬。和当时绝大多数严肃科学家一样，赫胥黎把招魂术这件事整个看成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值得加以科学上的严肃对待。当伦敦辩证法学会的少数会员于1869年提议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招魂术时，该学会最著名的会员之一的赫胥黎拒绝参加这一委员会，他把整个事情看成是“瞎扯淡”。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整个事件就像赫胥黎所说，是明目张胆的胡闹，但有一些同样著名的19世纪科学家，诸如进化论的发现者之一华莱士，却是极为严肃地对待此事。作为委员会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其实早在调查以前就倾向于招魂术，他与其他人一起拟定了委员会有争议的最终报告。
尽管委员会承认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与死人通话确有其事，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却宣称，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有必要继续对这一现象继续进行严肃的调查。
今天读起来，这份报告只是由零碎轶事组成的拼凑之作，一篇极为主观的报告文学，散漫随意。当它在1869年向辩证法学会的非委员会会员宣读时，依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辩证法学会拒绝出版最后报告，委员会成员竟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表。
可以预料，公众对这份报告的反应是复杂的。原来的信徒，怀疑者也仍然一如既往。《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评论说：“许多目击者信誓旦旦所说的事实肯定非同寻常，如果我们被问及如何才能解释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回答说不能，而且也不关我们的事。我们面前并没有斯芬克斯狮身女面怪物，即使我们解不开这些谜，也不怕它吞食我们。某些智力出色且熟悉科学的人们确实相信这类现象的真实性，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值得以更敏锐的眼光去看待这一现象，毕竟信仰者不全是感情用事和非科学的追随者。”与此同时，《帕尔马尔日报》（Pall Mall Gazette）报道说：“但由于这些证言的一本正经以及冗长乏味，这些故事读来就像是关于自然法术手册中的一个章节。对于报告中所描述的种种活动，除了鄙视之外，实在难以言说或想象。”《晨报》（The Morning Post）如此质疑：“发表的报告毫无价值。难道现在不正是制止这种鬼魂崇拜的时刻？我们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终止这类行为至少可以把大量的自欺欺人一扫而光。”
诸如像华莱士这样严肃的科学家怎么可能参与这份报告呢？有没有可能正像《晨报》所说的那样，如华莱士和他的委员会同事们这样一些优秀思想家也可能陷于如此明显的自欺欺人之中？几年后，1873年，另外一位深受敬重的科学家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1832—1919）——元素铊的发现者和克鲁克斯管的发明者（一种供人们研究阴极射线的仪器），竟然认可灵媒库克（Florence Cook）的鬼魂显灵。克鲁克斯宣称，他曾经和一个名叫“卡蒂王”的鬼魂一起跳舞，这个鬼魂是借库克小姐之躯还魂的。
难道只是由于灵媒及其同谋者略施巧计，这些科学家竟然就甘于自我欺骗？
这一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困扰着学者们。当然，按理说，科学是这样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确信不会愚弄自己。毕竟正是科学方法给19世纪的研究者带来了这样的希望：科学有可能澄清人的“灵魂”和死后灵魂存在的奥秘。
当灵魂研究学会在1882年由剑桥的一小群学者创立，目标是研究招魂现象时，它的意见书表明，学会的宗旨是“不带任何偏见或先入观念，以精确和冷静的追寻方式来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这种方式使科学干净利索地解决了如此之多的问题。”学会的创建者之一西德维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后来如此说道：“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我们毫无保留地相信现代科学方法，如果专家们一致认可，我们就准备顺从地接受理由充分的结论；但是我们并不准备同样顺从于仅仅是科学家的偏见。在我们看来，有大量证据——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支持灵魂或鬼魂的独立存在——正是出于现代科学的无知，这些事实才遭轻视甚至忽略；正因如此，科学一直没有忠实贯彻她所声称的方法，并且过早地得出了否定结论。请注意，我们并没有认可说这些否定结论在科学上就是错误。我们只是说，这种作法也许恰恰陷入了我们力图避免的那种错误。我们只是说，他们过早地得出了结论……”。
灵魂研究学会的另一位创始人迈尔斯（Frederic Myers，1843—1901），如此评价科学的力量：“这个方法……还从未用于人类灵魂的存在、力量和命运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尽管他们的意图肯定是纯洁的，或许带有那么一点不切实际的狂热，但事实是：灵魂研究学会的大多数原始会员，从一开始就强烈地希望找到灵魂存在和不灭的证据，无论他们是多么客观地提出质询。
在给迈尔斯的一封信中，西德维克写道：“我有时……多少带有一点诚挚的希望和热情，感到英国式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求实精神，将会以坚韧不拔的决心回答有关宇宙的最后问题，答案终究会水落石出。”
尽管灵魂研究学会的原始会员自愿中断与传统宗教及宗教活动的联系，但是仍然深深向往能够发现生命的某种更深的含义，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无法真正地做到完全客观。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在加入灵魂研究学会之前，就已对诸如鬼魂和所谓“幽灵出没的地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评论家格伦迪宁（Victoria Glendinning，1937—）引述学者霍尔（Trevor Hall）的话，指出灵魂研究学会成员“以轻率和着迷的愿望……去相信”，这就表明灵魂研究学会成员放任自己参加这类“明显是儿戏的实验”和研究，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不计后果地去证明死后的永生——这也许与后达尔文时代宗教基础的动摇有关。”霍尔是研究招魂术和灵魂研究学会活动历史的专家，他在批评早期会员时尚留有余地，比如他们“对欺诈方法一无所知”，作为不可侵犯的英国绅士，他们还自以为“高贵”人士不可能上当受骗。
不必说，灵魂研究学会的第一代研究者，从未找到或者提供有关灵魂或死后灵魂不灭的确切和可接受的科学证明。然而，甚至早在原始会员开始退出之前，学会内部已经出现分化，因为某些极有影响力的会员开始逐渐相信，他们研究的许多情况也许并不是与死人通话的证据，而是所谓超感知觉的例证。
也许灵媒们并没有收到来自死者的信息，而只是通过某种奇怪的力量感受到来自顾客的想法？难道这不同样证明人类具有某种特殊和独特的品质，说明人类与自然及上帝之间，存在比以前所设想的更为亲密与和谐的关系？这样，灵魂研究学会的重心逐渐从寻找死后灵魂不灭的证据转向超感知觉及超出正常范围（例如超人视力等）方面的研究。
尽管招魂术延续到20世纪初，并且今天还以不同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但它的高潮已在19世纪末终结。灵魂研究学会的态度转变在某种意义上预示招魂术作为一个运动的终结。越来越多灵媒的欺骗行为被公开曝光，大多数公众开始失去兴趣，尽管调查者在灵魂研究学会的领导下，开始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少数调查者继续关注灵媒的“招魂”——他们真的是在跟死者谈话？但是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超感知觉——“自然的精神力量”确被有意或无意间使用？当世纪交替，科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时，科学对“硬数据”、实验的重复性和怀疑验证的坚持，使得许多人也开始意识到，科学尽管在自然界的物质领域取得成功，但它不必非得用于社会和超自然这一更为模糊的领域之中。
伟大的综合时代
黎明已经来临，我们期待光明的一天。
——戴维（HDavy，1778—1829）
充满着对科学及其应用步步推进的向往，科学家以极其乐观的心情迎接19世纪的到来。1800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因为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进展确实开创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积极实干精神。到19世纪末，电灯照亮了伦敦街头，电报通讯改变了新闻界和商业等领域，工厂轰鸣，城市街道忙碌于交易。
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不总是那么正面。19世纪是一个和平和革命交替转换的时代，在欧洲是民族主义的时代；在土耳其帝国和美洲诸国，是从欧洲政府手中争取独立的时代；是工业化和代价同步增长的时代，也是欧洲国家广泛推行帝国主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