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比赛的收入洛塔尔愿意捐献出一部分用于慈善事业。所有的慈善机构都可以得到一些钱。洛塔尔也答应给我们的项目一些资助，我和马丁娜跟RTL电视台合作在泰国北部地区开展了一个学校发展项目。
“斯特凡，”马特乌斯在比赛开始前对我说，“为了你的学校，你也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笔款子。”
“棒极了。我到底能够得到多少钱?”我问。
“50000马克，”洛塔尔回答说。
“太棒啦!”我说。“这样的话我们终于可以为学校购买交通工具了。我们急需汽车把食品和其他的生活用品运到山上去，我们的学校在山上，到最近的城市也需要3个小时。那里的孩子还从来没有见过汽车。我相信，他们看到汽车一定会高兴得笑出眼泪来。”
“绝对没问题，”洛塔尔说。“你会得到这笔钱的。相信我吧!”
我们彼此握了握手。
“洛塔尔，我过去对你的评价虽然不怎么高，但是你确实很了不起，举行了一个如此盛大的告别赛。在此我脱帽向你致敬!”
可是，我不得不又很快戴上了帽子。洛塔尔宣布捐赠给我们的那笔款项连一芬尼也没有进入到我们项目的账户上。为此我们询问过无数次。什未林的亚历山大·格拉夫也参加了《帮帮我》这个项目，他、马丁娜以及我本人都问过不知有多少回了。“洛塔尔答应给我的捐款到底在@IUL?”
“好的，好的，钱现在马上到，”洛塔尔回答。这种话他说过不止一次了，可是钱仍然迟迟未到。
在这期间我们的项目已经即将结束。所以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笔钱买汽车，我们已经向人家承诺了，要把汽车开进学校。
不管我们怎么等，捐款一直也没有到位。最后我向洛塔尔本人问起这件事。“没问题，”他信誓旦旦地向我担保说。“这笔钱马上就到!”
然而，仍然毫无动静，什么奇迹也没有发生。
后来我找到拜仁俱乐部的总经理卡尔·赫普夫纳，他参加了马特乌斯告别赛的组织工作，并且负责结算。
“卡尔，洛塔尔告别赛的捐赠款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问他。
“洛塔尔现在在美国，”卡尔·赫普夫纳回答说，“因此这涉及到了另外一种税收法。只有等洛塔尔回来，到时候他会马上把事情解决好。”
洛塔尔回来了，可是捐款依然没有进入到《帮帮我》这个项目的账户上。我们一再听到的只是用于敷衍我们的空话。“洛塔尔现在必须首先处理一些其它的事情，”什未林的亚历山大·格拉夫这样被告知，“然后他会马上办好这件事。他既然说过这话，他也会遵守诺言的。”
洛塔尔的告别赛几乎已经过去3年了，一直到2003年3月17为止，我们没有得到他一马克的捐款。答应别人的事情怎么可以办成这样呢!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一个人已经承诺要捐款，他不能够、也不允许过后再撤回去，或者是f脆装死。
其实，我对于洛塔尔的一些所作所为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是他违背诺言的做法仍然让我感到极为失望。我们都已经把这笔捐款作了安排，不仅仅是我们失望，还有参加这个项目的所有的人，尤其是泰国贫困地区的那些孩子们。这期间公众中已经传开，洛塔尔直到现在也没有从告别赛收入中拿出一马克交给任何一个组织。不仅如此，他还跟拜仁俱乐部吵了起来，据说他们没有把比赛收入中属于他的钱全部付给他。可是他们毕竟已经陆陆续续付给了他390万马克，而他迄今为止还没有从其中拿出一部分支付许诺的捐款!
买汽车的钱最后是由我们自己筹措的。我们答应给泰国的学校买汽车，我们就必须遵守诺言。如果洛塔尔在经济上实在有什么困难，他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找我们，或者给我们打电话。
只要一提到钱的事，洛塔尔绝对保持沉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03年3月17日我这本书排印。一本书的印刷和发行是需要一定准备时间的。如果洛塔尔在这期间支付了捐款，那么事隔3年后他也总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过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改变对他的看法。
接着，洛塔尔又在另一件事上开始说大话吹牛皮了。2002年夏天，我转会去沃尔夫斯堡的事已经明了时，他重拳出击了。很可能他亲自给《体育画报》周刊打过电话说：“你们是否能够对我进行一次采访，采访稿要占两个版面?我想说说埃芬博格转会去沃尔夫斯堡的事。”至少大致如此。
洛塔尔痛骂我说：“那个埃芬博格的身体状况根本不行了!他连一个赛季都踢不下来!”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说过，他在维也纳快速队当教练时任期未满就不得不滚蛋了吗?他本可以给《体育画报》打电话这样说：“埃芬博格加盟沃尔杜斯堡吗?好，那我在此祝愿他在新的俱乐部一切顺利!”然而洛塔尔没有这样做，他秉性难移，只会出口伤人。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谁喜欢挖苦别人，谁就必须要学会老老实实地听别人挖苦；所以，如果我的话伤了他，这一点儿也不足为奇，他丝毫没有理由因此而大惊小怪的。马特乌斯如今在贝尔格莱德当教练，而不是在拜仁俱乐部、或者另外…个名副其实的大俱乐部执教，这无疑有他自己的原因。
我一向认为，跟我曾经加盟的俱乐部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我每时每刻都想给拜仁俱乐部打电话，有比赛的时候，我则希望能够为自己预订两张贵宾席的票，这时候我常常得到这样的答复：“没问题，票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洛塔尔可能不这样看。也许对于他来说，跟他效力的前俱乐部保持良好的关系没有那么重要，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把拜仁俱乐部推上法庭、控告它侵吞他的告别赛收入，也不可能把他所有的徽章统统退回来。他真不应该采取如此幼稚可笑的行动，他最好扪心自问一下，如果没有拜仁俱乐部，他是否能够获得这样成功的职业生涯。不管怎么说，他在他的职业发展道路上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名声。这实在不是一个精彩的节目。同情奥和弗·卡恩
许多足球运动员结婚都相当早——就比如我。我觉得自己这么早结婚很好。身为足球运动员，除了需要找到一个立足点以外——因为我们经常旅行——，我们还需要经历和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
尽管如此，球员的婚姻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即他们的妻子只是一个生活伴侣，她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照料孩子。这很危险。所以我经常想方设法使马丁娜能够一起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她曾多次去观看过欧洲冠军杯赛的客场比赛。当然，即便是这样也不能确保婚姻天长地久。
过去有许多著名的足球运动员离了婚，比如：安德烈亚斯·默勒，伊克·哈斯勒，以及托马斯·黑尔默，这里只是几个例子。我们足球运动员常常远离家人，尽情地享受着辉煌和荣耀。这很容易导致婚姻出现问题……
现在奥利弗·卡恩陷人了媒体大标题的包围之中，因为人们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女人出现在公开场合，而他的妻子西蒙娜正在家里待产。我一向钦佩奥利的成就。他绝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守门员。在拜仁队我跟他一直相处得很好。我们两个人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我们两个人都爱足球爱得发疯，而且我们都不是平常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另外，我们俩都不是世界级的足球运动员。我们都是绝对的完美主义者，总想获得绝列的成功。我和奥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尽管我们每周一起去吃饭的次数从没有超过两次。我们都知道，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我们对球队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这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卡恩跟另一一个女人在一起的事浮出水面时，我马上就明白了，现在将会有一大堆麻烦源源不断地向卡恩滚来——就跟我当时的情况一样。当我第一次跟克劳迪娅出现在大庭广众下被人看到的时候，麻烦就找上了我。卡恩可能知道，只要报纸上的报道涉及到卡恩和埃芬博格的私生活，人们马上就会猛扑过去。
我们的任何事情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无处不被人注视。有很多人总爱盯着我们看，不光是记者。我们是公众人物，凡是涉及到我们的事，媒体都特别感兴趣。足球在德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人们只要谈到体育，那么十有八九是谈足球。如果是一名篮球运动员或者是一名手球运动员跟妻子离婚，谁都不会对此感兴趣。但是一个有名的足球运动员如果有了女朋友或者离了婚，马上会掀起轩然大波。尤其是涉及到卡恩或者埃芬博格这两个姓氏时，掀起的浪头会更高。我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应付这种困难的局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的办法是去参加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向公众表明我自己的看法，以此来结束人们对我的议论。当然，那些记者并不会因此善罢甘休，他们仍然继续紧盯着我不放，使我几乎失去了行动自由。现在奥利的情况跟我一年前的情况差不多，当然，我们的故事也并不完全有可比性。 我不知道奥利现在有什么打算，不管怎么说他处在这样一种场合下必须要明白一点，那就是孩子的幸福是最重要的。只要奥利处理好这一点，他尽管去千他的事，走他自己的路。奥利也有这样一个的特点，即不管社会上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对于他来说都无所谓，他绝对不会因此消沉，走下坡路。可笑的是，每当一名著名的职业足球运动出现婚姻危机的时候，那些记者们便纷纷给希尔维娅·马特乌斯打电话，因为她跟洛塔尔·马特乌斯的婚姻也在几年前破裂了。而她似乎把自己当成研究足球运动员婚姻破裂的专家了，甚至连我的事她也指手画脚的。她最好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她自己的事情上，而不是给人瞎出主意，告诉西蒙娜卡恩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并且劝她最好和奥利分手。难道有人会相信，西蒙娜·卡恩的离婚只是因为希尔维娅·马特乌斯把秘密公开了导致的结果吗?她最好还是闭上她的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