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我给阿木发完短信后就倒头睡了。事前我坐在窗前将近三个小时，但仍然没有想出应付明天局面的办法。办法总是有的，比如逃跑，我完全就可以那么一下子从所有人面前消失掉。但这个办法显然不够好，如许多人所说，我不是这种洒脱的男人。
短信里我说，如果三天里没有我任何信息，就立即报警。我之所以不打电话，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号码阿木是否还在用。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至少有三年不曾联系过。以前我偶尔打过去，也很少是阿木自己接，都是一些千差万别的女音，或柔腻或暴躁，她们与阿木的关系我不得而知，有的还干脆反问我，阿木是谁。无一例外的只是，她们都是妙龄少女。在我失业之后，准确地说，在我来到这个很陌生的城市搬进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子之后，我就再无法想象阿木的生活。当然，想象他的生活对我倒成了一种乐趣。如果有幸此刻手机正在阿木的手上，我敢说，他的反应除掉厌烦别无其他。没有人会对凌晨三点这些没头没脑的短信存有好感。阿木曾经说，我是一个喜欢危言耸听的人，那么，于他而言，这不过又一次得到验证罢了。
即使有过，但这次真的不一样。我不知道，阿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的生死漠不关心。短暂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奇怪在于，一时的不曾联系就极有可能导致永久的隔膜。我们曾经的关系就如“刚出炉的铁”（阿木语），那种火热与坚硬至今令人神往。这天晚上，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又重新对七年前的南昌“台球”事件作了一番畅想。我记起来，正是那次我认识了小夭。
四个小时后，杜浪带人闯进我的屋子。说闯有点言过其实，他们只不过连门都没敲一下就堂而皇之地进来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不礼貌的动作。而这个要求我自觉有点过分，因为门锁早被杜浪的第一次强行撞入弄坏了。从他进门开始到昨天下午下完最后通牒为止，我们已整整僵持了一百三十八个小时，我无法相信这个过程中我们之间居然没有发生什么暴力性事件。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杜浪在克制并有所图谋，毕竟把我也打成植物人送进医院对他是一点好处也没有。除掉昨天下午他临走，这个我昔日的雇工终于摆上狰狞的面孔凑近我表示他很遗憾，我这样不识抬举他只好走另一步棋了，我们基本上还算和平相处。我不太明白他说的另一步棋指什么，但还是不由打了个寒颤。我在心里一个劲地安慰自己我不过是故意打给他看看。但没用，应该是这种显而易见的威胁，使我在他临出门前抓起桌上的牙刷朝他扔过去，打在他的后脑上。我稍微好受了些，因为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挑衅者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