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建议给我松绳子的士兵得到同伴的许可开始放松绳子，他显然不熟悉绳索的捆绑线路，加上天黑，他一把绳头的结解开，我一用力撑，那绳子就哗地散了。我活动了一下胳膊，说把我快拿吧死了。
他说不能全解开，还得再绑上。
另一个士兵说，就是，还得绑住，绳松点中，不能全解开。他说着也去帮忙系绳子。这时候我听到了河水的哗哗声，前边不远就是卫河了。
是时候了，我一直在算计，卫河桥是逃跑的最佳地点，我跳到河里穿过桥洞，向南游不远有一片芦苇丛，只要钻进芦苇丛，趁着黑夜的掩护，我就能躲开他们的视线，他们的枪对我几乎就失去了威胁。
我说既然解开了，我就解个手吧？他们瞪着眼睛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对我有点担心，但肯定又能被我说动——仅仅派两个普通的士兵押送我，说明豫北大队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主要的敌人。
小兄弟，不会我解个手都不中吧？站着解？不中，我想拉屎。放心吧，我不会跑，你们有枪，我跑得再快也跑不过枪吧？
我说通了他们，自己一边把绳子从身上拽下来，一边向河边走去。一个士兵说，别走了，就这拉吧。
我目测了一下距离，离河道还有三四米的距离，我蹲下来向前一冲，再翻身打个滚，就能扑进水里。我双手放在腰间做了一个解腰带的假动作，然后蹲下来。
我大声地对他们说，捏着鼻子啊，可是臭。我看他们转过身去，真的捏住了鼻子。时机已到，我用力一蹬腿，向前一扑，又打了个滚，扑通一声，我已经身在水中了。第一步我成功了。
两个士兵醒悟过来追到河边，我已经在水里游出二三十米，马上接近芦苇丛了。我听到他们在身后骂骂咧咧地喊，日他娘你真不够意思，好心给你解开，你他娘的跑了。接下来我又听到呼呼啦啦拉枪栓的声音，我紧划拉几下，在枪声响起之前我钻进了芦苇丛。
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子弹从我的头顶飞过，在黑暗中闪过几道亮光，一切便陷入沉寂。两个人随身带的几颗子弹都打完了，我悬着的心落下来，自己完全脱离了枪的威胁。
他们在河岸边又骂骂咧咧叫喊了一会，看着河里没有啥动静，就骂骂咧咧地走了。
河里的我这时候感到了河水的冰凉，我开始浑身抖动，筛糠一样牙齿相碰。但我不敢从河里出来，顺着芦苇丛的边缘，向下游游了十几里，才上岸进村，再次回到岳村集附近的一个村（属敌占区），把沈君兰接到村里继续同居。
我的逃跑让信西华恼羞成怒，他派人四处寻找我的踪迹。一个月后，他动用冀鲁豫支队三大队，再次将我抓获，把我关押在地委驻地附近的柳青县小韩村的一个破庙里。
被关押在破庙里的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我的处境更加危险，信西华随时都会赶来把我处决。但我不死心，一边提出与信西华见面的请求，一边给他写了一封长达数十页的信，表明只要不杀我，什么样的处分我都能接受，坚决改正以前的错误。但得来的信息让我绝望，信西华根本就不见我，对我的信也不予理睬。我更加焦急，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等待我的，是信西华将我处决。
我不能坐这等死，必须逃出去。在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再次动了逃跑之心。我开始与看守拉话，看守很快被我麻痹，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趁看守吃饭，端开庙门逃之夭夭。
逃脱之后，我茫然不知所措——共产党对待叛徒的政策我非常清楚，即使我有一百条命，也逃不掉他们对我的制裁。叛变，是我一想到就胆战心惊的事情。可我下边的路该如何走下去呢？信西华对我的穷追不舍，让我同样面临着随时毙命的威胁。
正在我为自己的前途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的父亲和一些同事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我非常愿意悔过，请求地委再给我一次机会，给我安排工作。特殊时期，人才奇缺，我也是党多年培养的一个高级干部，待命赴延安参加“七大”的地委书记王武对我的要求作出回应，允许我归队继续工作。
我松了口气，心想，风波总算过去了。
06
我下决心改正错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回地委开始新的工作。临走的前一天，我与沈君兰一起回她娘家探亲，并说好暂时分手，等以后时机成熟就结婚成家。
就在探亲的路上，我曾经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的东纵三团，神使鬼差地截住我，二话没说将我捆绑起来，押送到地委。起初我以为是一场误会，但从拦截我的几个人的口中我听了出来，是信西华不顾老书记王武的建议下令抓的我。此时，我突然意识到，信西华这个杀人狂一直对我“关照”有加，从来就没有放过我的想法。想到这些，我心中一阵恐惧。沈君兰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暗示我逃脱。
那天，我清楚地记得，地委院子里寂静无比，三月的阳光温暖地照在破旧的房子上，几棵形状各异的洋槐树枝头已经发出嫩绿的叶芽，十几只麻雀在树上和房顶上叫个不停。在这个春天的下午，1940年4月9日（农历三月初二），在那间阴暗的关押我的办公室里，我如一只笼中的黑熊，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我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兆。
这时，清晰地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
一个问：绳子准备好了吗？
另一个答：准备好了。
又问：刀磨好了吗？
又答：磨好了。
又说：绳子和刀都准备好了，那就下手吧。
我听到这里，出了一身冷汗。果然不错，他们要对我下手了。我已经有了两次逃跑的经验，逃跑的念头不用想就油然而生，我看看屋后的小窗，纵身跳上桌子，用力一拉，窗户即开，然后爬过窗户，翻身落地，便放开脚步飞跑起来。
即使做了鬼，回忆起三次逃跑我仍然心有余悸。每每想起，我都无比后怕，如果自己不跑掉，也许早就成了刀下鬼。正是刻在我心里的这些记忆，使我在日后的报复行为中表现得那么穷凶极恶，难以自制。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在曲折的变故中我的思想历程。我曾多次想，自己怎么就那么固执，为了女人什么都不顾呢？如果说自己还年轻，但在革命的锻炼中应该成熟了，这不能成为理由。然而，事实上，我因为女人一步步走向绝路，从结发妻到沈君兰，包括后来被我纳为小妾的袁小灿，她们对我都可谓疼爱有加，有情有义。还有一点，因为大气候，她们对我爱上别的女人、拥有别的女人都习以为常，除了小蔓菁，她们都不吃醋或吵闹。这也是我在有了老婆与情人之后，再遇见漂亮女人仍然敢于示爱继而大胆沉溺在男欢女爱之中的缘故。
好色，是我的弱点。古人云“君子好色而不淫”，而我的好色达到了极致。我曾经荣耀地自我陶醉，认为自己是一个侠义的情种，是个敢恨敢爱的英雄，经常拿那句“无情未必真豪杰”的话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当因为女人需要为之付出代价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后悔的念头，也下过决心改过自新，甚至远离女人。但是，我内心对女人的向往太强烈了，每每遇到漂亮女人，都会情不自禁。比如那个沈君兰，我遇到她的时候，已经因为我与闻世香的绯闻被降职。但沈君兰太迷人了，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把因为绯闻接受处理的事情早忘到九霄云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些接受过革命教育的女性的大胆与开放，也是成就我与她们能有肌肤之亲的主要原因。我能够感到，沈君兰对我的爱，是忘我的，也是至深的。在我们共同被关押在东纵三团的时候，她能舍身处地地替我着想，不顾组织原则，暗示我逃跑，无疑是因为崇高的爱情。
后来我反复质疑，我与几个女人的相好，究竟算不算崇高的爱情？我对女人的钟情，是不是有些泛滥？如果我对女人的行为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欲望宣泄，那么，还值不值得我为其付出前途和命运？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我。
当然，无论如何，在变故之前我都没有想过要投靠日本人。我难道能不清楚，叛徒与汉奸都是极不光彩、无耻透顶的角色！当初王武对我的批评，虽然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的内心甚至充满了怨气，但那时我决没有背叛的念头。即便是我遭遇左倾主义者余谦对我的处理，我住在岳村集非常颓废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叛党，还有拉王泰恭抗日、将功补过的想法。
我想，是信西华，把我逼向了绝路。他杀人如麻，草菅人命。在他手下，我的脑袋时时面临搬家的危险。正是他带来的这种恐惧，使我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当我最后一次逃走，脱离了共产党，我不能不为自己寻找出路。我首先考虑的是当时的时局，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究竟谁会笑到最后，思来想去我都把握不准。那就只能赌了，赌一把吧，到了这一步，我还有什么办法？
自己长期与国民党作对，投靠他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是我的又一个想法。王泰恭与其他土匪团伙我看不到眼里，他们的力量太小了，我委身于他们，除了自己心理上接受不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我仍然是不安全的。共产党不会放过一个叛徒，王泰恭他们庇护不了我，我时刻都有被他们处决的可能。那么，最后的一条路，就是投靠日本人。这个想法开始把我吓了一跳，一个共产党的高干，叛党做汉奸，那肯定也是一条险恶之路。可我别无选择，要么得死，要么不怕臭名昭著，卖党卖国求活命。
这个选择的过程对我来说痛苦不堪，矛盾重重。我想到自己多年来的革命道路，想到了自己对共产党的信仰，想到了很多一起共过事的同事，等等，这一切，让我充满了留恋与怀念，久久地下不了决心。可后来我又想到了余谦，想到了信西华，这两个左倾主义者，逼得我走投无路。特别是对后来被开除党籍的信西华，他非要置我于死地的做法，让我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我曾经反复地琢磨过晋朝权臣桓温的人生哲学：不能留芳千古，何妨遗臭万年！这种观点无疑鼓舞了我，经过反复掂量，我最终确定：投靠日军，反共复仇，哪怕骂名滔天。信西华这些人不让我好活，他们也别想好死。
1940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三，我公开叛变投靠日军，成了一名与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敌的汉奸。
07
孟婆奶奶，如果不是登记造册，非要我交代我的所作所为，我永远都不想再触及这些罪恶——触摸这些罪恶，不但需要足够的勇气，而且对我来说每次触摸都是一次痛苦不堪的煎熬。现在想起来，我甚至怀疑那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是不是我的所作。面对曾经的同事，面对同族的乡亲，我怎么能下得了手？又如何能安得了心？由此我明白，一个人在报复的心理支撑下灵魂所发生的扭曲真是不可思议——它可以把你变成恶魔，变成厉鬼，变得没有一点人性。
投靠日军的道路开始也是如履薄冰，我先通过我的姨父（在邻县任日伪维持会长）穿针引线，与日本华北驻军田中取得联系，而田中起初对我并不信任。我只好将全家搬往县城，主动把全家人放到日本宪兵的监控范围之内，表示自己投靠的决心。然后又通过大地主王锡九，把我引荐到新乡日军司令部，与该部司令官原天熊接上头。为了捞取日军重用的资本，我把自己掌握的豫北一带党政军民等全部情况提供给日军，原天熊立即任命我为东亚二九部队原天熊师团参谋部灭共工作团团长。我还把在中共冀南特委工作的弟弟吴民叫来做我的副团长，又拉来一些亲戚旧友，在柳青县城关西街老家门口挂起了“灭共工作团”的招牌，并开始招兵买马，实施我的“反共复仇”计划。
我投靠日军以后，得到的只是一张委任状和一支小八音手枪，一切还得靠我自己经营。为了实现我的复仇计划，与共产党进行实力对抗，我必须要拉起一支武装力量。我的智慧与能力不容置疑，一方面我采取“绑票”办法，抓捕有声望的共产党干部的家属，聚拢金钱，筹措活动经费；一方面挟持一些共产党家属及活络派入伙，扩大我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