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喜欢他，可他是班上的一员，如同我们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不到场，就相当于我们的某根脚趾没有到场，即使不痛，也老是想着。谁也没料到，校庆聚会，几十个同学大老远跑到重庆，提说得最多的人，竟然是杨顺城。可真正拉开话头，才发现跟他是那样陌生。我们弄不清楚，念书时，他除了上课、吃饭、睡觉、进图书室、弹吉他之外，还干些什么？他老家是什么样子？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尽管读书时我们不怎么谈论自己的家庭，但多多少少是要谈一点的，而杨顺城从没谈过。
幸好他有个老乡，刘畅。刘畅和杨顺城都是川东北宣汉县人，以前并不认识，成了大学同学后才认识的。大一寒假，两人乘同一趟火车回去，在县城下车后，杨顺城死活要拉刘畅去他家玩两天。
“那样子不像邀请，而是乞求，”这时候刘畅对我们说，“我不忍心叫他失望，只好去了。”
原以为他家离县城不远，没想到坐上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在黄尘漫天的山路上，摇了六个多小时，才进入一个镇子。镇子被大山挤压，呈狭长的一绺，走路时甩手的幅度稍大，就会碰到两边的山壁。杨顺城对他说：“我们吃点东西再走。”还要走？刘畅后悔死了，他家的方向，跟这里完全相反。
杨顺城生怕他转身回去，说不远了，真的不远了。
在街边的饮食店里，各吃了三两挂面，又上车。
这次坐车很奇怪，杨顺城没领他往车站走，而是去了菜市场。反正就一条独街，菜市场也在街边，远远地，看到一辆蓝色小货车，杨顺城兴奋起来：“我就知道他们这时候要来买菜。”而那辆车的车身上，分明写着“七里沟监狱”几个字。刘畅觉得神秘，还隐隐约约的觉得害怕，当然也越发的后悔。
买菜的师傅，穿着白褂，像个医生，只是褂子很脏，前胸后背，都油腻腻的，糊着黑灰。他正把一蛇皮口袋南瓜往车厢里扔，见到杨顺城，说顺城放假哪？那口气就像杨顺城一直在镇上读书。杨顺城说：“李叔叔，我放假了，这是我朋友。”听到朋友两个字，刘畅皱了一下眉头。
尽管是老乡，两人接触并不多。进校不到两个月，杨顺城就买了吉他，拜高年级同学为师，刻苦用功地学，把指头都弹裂了。而刘畅跟许多同学一样，高中读得太苦，进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让自己放松，提到课本之外还要学什么，不仅心理上拒绝，生理上也有反应：发干呕。
货车只能在副驾坐一个人，杨顺城让刘畅坐了，自己爬进斗厢，与蔬菜为伍。半个多小时后，到了。杨顺城跳下来，身体里渗出一股白菜萝卜正在腐烂变质的气味。他身上不是现在才有这股味儿，刚进大学那阵，他的室友，还有跟他同过桌的，都说他有这股味儿。看来，他从小就喜欢搭乘这类购物车，到镇上玩，那股味道，已经浸入他的皮肉，成为了他自己的味道。
他爸爸在七里沟监狱当保安科长。
如果不想到它是监狱，你会觉得，这里的风景多么秀丽。冬日里，围墙外的山野木叶尽落，在冰冷的夕阳照耀下，光秃秃的枝柯懒心无肠地伸向天空，但刘畅凭简单的想象，就知道春天一来，这里该是怎样的流光溢彩，百鸟翔集，到了夏秋，又该是怎样的郁郁葱葱，层林层染。到处都很静，静得能听见静的声音，围墙之内更是，分明只有两个人走路，却像来了一支队伍。远处，一个剃了光头、穿着囚服的年轻人，在打扫卫生，扫把与地板摩擦的声音，如河水奔流。
杨顺城对那人视而不见，刘畅却有一眼没一眼地看过去。他只在影视剧里看到过囚犯，因而只敢躲在杨顺城身旁，偷偷看。他生怕自己的眼睛跟囚犯的眼睛对上了，囚犯就会冲过来，扼住他的咽喉。
杨顺城注意到了刘畅的神情，大踏步朝扫地的囚犯走过去。还有二十米远，囚犯就将扫把一扔，双手紧贴裤缝，规规矩矩地立正，嘴里还说了句什么，刘畅没听清，好像是向领导问好。
那人个子很高，骨格粗大，杨顺城站在他面前，就像一把竖着的干柴。但这把干柴举起右手，伸出中指，把那人的下巴顶了一下。那人铮地一声，站得更直。其实他已经够直了，现在的直，是被铁匠锻打的那种直，下巴尽力上扬，棕色脖子上的喉结，像马上就要滚落下来，脸朝后仰，与天空平行，仿佛在察看天空是否干净，是否也需要他打扫。夕阳只剩下猩红的意象，天空越压越低，乱云飞渡。
杨顺城一句话没说，回到刘畅身边。
两人穿过槐荫夹道的水泥路，继续朝前走。走到一处外墙剥落的楼房前，马上就要拐角的时候，刘畅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那个人，依然保持着那种姿势，纹丝不动。
时过多年，刘畅也无法把那个人、那种姿势，从自己的眼睛里洗去。回到学校后，他之所以没说自己去过杨顺城的家，这么多年，他也没向任何人——包括他老婆——说起过，就因为在七里沟监狱见到的第一个囚犯。刘畅的个子比那囚犯还高，能清晰地看到囚犯望天时的眼神：畏葸、恭顺、疑惑、寒冷、坚硬……他说那眼神是道不尽的。他想把它的性质分辨清楚了再告诉大家。
可他至今也没分辨清楚。
要不是同学们知道他跟杨顺城是老乡，逼迫他说出个一二三来，他还会沉默下去。刘畅相貌英俊，是那种不明朗的英俊，平时话不多，也不怎么笑，为人处事，老是温吞吞的，即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也没有人通常所具有的好奇。世界在他眼里，就像一张烙饼，翻过来是这样，翻过去还是这样。
但既然已经说开了，当然要从头至尾地说完。
那次，他在七里沟待了一个晚上，半个白天，始终没见到杨顺城的父亲。他父亲到两公里外的煤矿去了。七里沟原本是煤矿，上世纪60年代末，也就是杨顺城出生的前后，这里建了监狱，煤矿也收归监狱所有，押送过来的服刑人员，都下井挖煤。监狱抢了当地人的金饭碗，彼此间几十年来纠纷不断，就在杨顺城放假回来的前两天，上百名当地人砸烂铁轨，拦下运煤车抢煤。杨顺城的父亲带着手下，驻扎到矿井外面，维持秩序去了。听说双方发生了械斗，且双方都有人挂彩。
听到这消息，杨顺城就当没听见。
不满七岁，他就跟父亲到了监狱，监狱成了他的家，犯人越狱，并因此遭到击毙，包括狱方和当地人的流血冲突，在他听来都稀松平常。他也没有想见父亲的念头，更不为父亲担心，只是请去矿井增援的人，给父亲带个口信，让把钥匙拿回来。然后带刘畅去食堂。刘畅一点不饿，但他觉得特别无聊，除了吃饭，也没啥别的事好干，就吃了一大碗。饭菜的气味儿，和杨顺城身上的气味儿差不多。
天黑过后，有人把钥匙带给了杨顺城。带给他钥匙的人，并没有带回父亲的一句话。
杨顺城的家在职工宿舍楼的三层上，两室一厅，磨石地板。刚打开门，刘畅就闻到一股臭气。这股臭气跟大学男生宿舍里的臭气一模一样。一张黑皮脱落的沙发，怪模怪样地横亘在客厅中央，沙发上堆满皱巴巴的衣物，还有一只旅游鞋，淡红色的鞋垫，像舌头那样伸出一半，鞋垫上的脚皮，舌苔般扎眼。走进屋，才发现中间有面墙是凸出来的，一部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靠着那面墙，放在一张方凳上，与沙发的距离不过半米。给人的感觉，杨顺城的父亲看电视，是抱着电视机看的。
这明显是缺乏女人的家。
杨顺城的母亲呢？
他曾含糊其词地说过，他有个姐姐，但六岁过后，他就没见过姐姐了，现在，即使姐弟俩在街上碰见，彼此也认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跟姐姐分开？姐姐是被母亲领走了，还是被别人领走了？
刘畅开始想问，后来看电视就忘了。
次日一早，杨顺城带刘畅参观监狱。
也没啥好参观的，就是一幢连一幢的房子，都很旧。围墙上铺设了电网，这在意料之中。监狱里也没怎么看到人，犯人看不到，狱警也看不到。两人走到一处水泥空坝，见旁边一扇铁门，挂着大锁，铁门和大锁，都黑得发沉。杨顺城丢下刘畅，朝空坝那边的值班室走去，跟坐在里面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交涉。杨顺城说：“侯叔叔，把门打开，让我的朋友看看。”
侯叔叔连连摆手：“那不行，得有上面的批条才行。你朋友是干啥的？”他瞄了刘畅一眼。
杨顺城说：“我朋友是记者。”
“那更不行！”
侯叔叔语气坚定，样子却很为难。
杨顺城说：“哎呀侯叔叔，他又不写啥，他只看看。”
侯叔叔很不情愿又不由自主地把上身倾前来，抬起屁股，打直膝盖，放正身体，跨出小屋，下五步石梯，来到空坝。杨顺城给刘畅挤了挤眼睛。在学校，只要没弹吉他，杨顺城就相当闷，闷到木讷，回到监狱，却表现得这样从容自在，让刘畅暗暗吃惊。在杨顺城身上，似乎怀着某种幽暗的奥秘。
打开铁门之前，侯叔叔对刘畅说：“只看看就出来啊，千万不能写啊。”
刘畅不知道铁门里锁着什么，从脚板心到脑门心，蹿过一股凉气。他很想告诉侯叔叔，不管铁门里关的毒蛇猛兽，还是金银财宝，他都不想看。他本来就不是记者。但真的这样说了，就是给杨顺城难堪。何况侯叔叔已经把右胯耸起来，从系在腰带上的一大串钥匙中拎出了一把。
铁锁在铁门上撞击，声音空旷，幽深。铁闩如同铁门的肋骨，侯叔叔要把那根肋骨抽出来，铁门发出痛苦而迟钝的尖叫。叫声刚停，侯叔叔的两条腿，微微劈开，用了很大的劲拉门。刘畅毛发直竖，觉得那扇门是这座监狱的胸腔，声音是监狱的灵魂，要么静如荒原，要么撕心裂肺。
铁门里面还有一道铁门，只不过这道门不是封闭的，是横一道竖一道的铁钎焊接而成的栅栏，每根铁钎都有拇指粗。栅栏内陡直的石梯之下，是七里沟监狱的一处监舍。
里面关着三十六个男犯人，分三间，每间住十二个，上下铺床。但现在，只有五个犯人在，三个生了病，躺在床上，用浅绿色的毛毯把整个身体裹住；两个是上了岁数的，闭着嘴，抄着手，在室外巴掌宽的地面上，走过来，走过去。监舍左边是厕所，右边是个小卖铺，所卖物品只有水和饼干。
三人没站到一分钟就出来了。
走了很远，刘畅还觉得脊背发凉。他背着那两个年老犯人的目光。他们刚进去，那两人就盯住他们。他很想跟他们打声招呼，可侯叔叔和杨顺城瞧都没瞧他们一眼，他也就不好招呼了。而且他不敢招呼，那两人的目光，像斧子凿过的冰块。当他们回过身，朝石梯上爬，那两人并排站在下面，望着石梯顶端半开的门，或者说，望着从门外漏进来的长方形的天空，目光里的贪婪和攫取，根本就不该属于老人。侯叔叔关门的瞬间，刘畅发现，那两人的目光里，只剩下恨了。
一个被囚禁的人对自由人的恨，笼子里的野兽对观光客的恨。
表面看去，监狱很平坦，事实上到处都不平坦。从监舍出来，向东走几十米，一长排小叶榕外面，是一个深坑，瘦得几乎看不见的土路，把深坑和平地相连。说是坑并不对，因为下面是菜地。从高处望下去，菜地小如火堂。在这样的地方种菜，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几个着囚服的人，各占一只角，躬腰驼背蹲在地里，不知是要把圆白菜拔起来，还是给它们培土。下面和上面，都无人看守。如果他们想跑，不必冒死翻墙，从大门就可以跑出去。那里虽有门卫，但时有人车进出，门经常大开着，趁门卫不备，冲出去就可以消失在荒山野岭之中。
但杨顺城说，他们不会跑的，凡是没下矿井，又在监舍外面活动的人，不是刑期将满，就是表现很好，面临减刑。他们再愚蠢，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逃跑。刘畅又想起昨天见到的那个囚犯。这么说来，他也是表现很好，或即将刑满释放。某一天，当他走出高墙，是否还记得自己的下巴被人用中指顶了一下？是否还记得他以那种古怪的站姿望见的夕阳和天空？
杨顺城蹲下来，在小叶榕暴露的根部上抠。干得发白的土块，还有这一带随处可见的红石子，被牢牢地囚禁在根与根之间，杨顺城费力地把他们抠起来，放成一堆儿。因为弹吉他的缘故，他留了指甲，但指头还是密布着淡紫色的血口子，这一用力，口子张开，颜色变深，血水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惊惶失措地遭到流放。他的好几根指头，连同土块和石子，都红艳艳的。
可他似乎全不察觉，抠出十几粒，就一粒一粒地往深坑里扔。
打在地里，打在菜棵上，打在弯曲的脊背上，打在铁青色的光头上，然而，竟没有一个囚犯抬头望一眼。他们先前是什么姿势，现在还是什么姿势，不仅没抬头，连伸手摸一摸也没有。子粒虽然不大，可这么高扔下去，光头上发出的“噗、噗”的响声，清晰可闻，他们竟然摸都不摸一下。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双手像抓耙似的，伸前伸后地忙碌，你完全可以认为，你眼中所见，并非活物。
刘畅说：“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