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贵真的不恨王大爹吗？王大爹不仅让他母亲硬挺挺地站好几个小时，不仅最终拒绝了教他学敲木梆，而且还不允许他拥有一口自己的木梆……
记得那年冬天，一直都非常晴朗，可在冬季快结束的一天夜里，突然下起罕见的大雪。我睡在屋里，不知道下雪，鸡叫二遍的时候，我父亲骂骂咧咧地起床出门去了。他起床的非凡动静吵醒了我。我感到特别冷，锐利的寒气，扎穿又厚又沉的棉被，也扎穿我的皮肉和骨头，把我变成棉被里的一块冰。我听见屋后传来噼哩啪啦的脆响，像除夕天燃放爆竹。我不知道是鬼祟作怪还是村里的牛羊都疯了——这事情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全村的牛羊突然间集体发疯，跑到村外的农田里，把人们辛辛苦苦忙活一季种出的庄稼，悉数糟蹋——或者是来了强盗？吓得直往被窝里缩。但父亲的骂声和脚步声都很从容，证明世界太平，我也略感心安。屋后跟我的卧室只隔着一层被柴烟熏黑的板壁，父亲走到那层板壁之外，我才听出他是在骂老天爷，他说老天爷呀，你太不成体统了，不打声招呼，就偷偷摸摸下这么大的雪！他开始摇竹身。雪团下落的声音带着低沉的怒吼，带着只有山里人才能辨识的某种决心。
回屋后，父亲对我母亲说，日他娘的，我差点儿被雪埋了！
既然是雪，就没什么可怕。谁知到了后半夜，山上却传来持续的巨响。响声刚停，王大爹就敲梆了。山上的公猪圈被雪压塌了。圈里养着二十多头猪，眼看就肥了膘，就要上交国家，万万不能死的。王大爹要村民立即起床，去山上救猪。
救猪的事就不必讲了，只说王大爹那夜敲的梆子。木梆是弯曲的，他敲出的声音也像是弯曲的。确切地说，那不是声音，而是一个人，这个人戴着斗篷，顶着风雪，穿越黑夜来到我们身边。
我相信，蒋贵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一定被深深地感动了，把公猪圈那摊子稀里糊涂的事情处理完毕，他就去找到了队长。
这次他把话说得很严肃，也很谦卑。
他说王大爹，我有件事情求你。
王大爹说，你别求我，有事你去求毛主席。
这件事我只能求王大爹。
那你说吧。
还是那件事，我想跟你学敲梆。
王大爹垂下眼睛，慢条斯理地裹烟，把烟点上，抽了好几口，才说，干脆把木梆搬到你家里去算了。你不必跟我学，只要把木梆搬进你家里，你就能和我敲得一样好。
蒋贵没再说一句话，出了队长的屋。他是退着出去的。
他早就应该明白：木梆绝不只是一个挖空了的木头。
那些日子，蒋贵老是恍恍惚惚的样子，给我们表演动耳朵，有好几次耳朵都不听他使唤，让我们大失所望。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失望，他说别急，我耳朵动不了，还可以吹响响呢，我给你们吹响响吧。于是顺手摘下一片树叶，打算吹羊叫，可我们哄地一声散去了。他呆呆地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直到我们被山弯吞没，他才想起什么似的，使劲吹：咩咩咩……这时候听上去没有快乐，满坡满谷只回荡着穿胸透骨的凄厉之音。动物的心是相通的，一山的羊，都跟着他乱鸣。
随后，我们又听见他笑，大声地笑，且朝着我们消逝的方向高喊：
我的耳朵又能动了，你们回不回来看哪？
村里的大人们说，蒋贵那龟儿子，怕是发癫了！
另一些人说，他没有发癫，他是脑壳里少几根筋。
只有王大爹为他说了话。王大爹挺了几下腰，像在努力使弯曲的部分拉伸，但终于没能如愿，于是窝着胸脯，意味深长地说：把筋全都接上的人，每根筋必然不长。
这意思是，蒋贵脑子里的某些筋比在场的所有人都长。
难怪他会动耳朵！那些人说。
王大爹哂笑一声，没再接腔，只一冲一冲地走回他的屋子，走上他的虚楼，操起木槌敲梆。
自从明确拒绝蒋贵之后，王大爹敲梆的次数比以前多了。以前只是早上出工前敲一次，如果晚上有会，傍晚再敲一次，现在没有会傍晚他也敲。傍晚的梆声一响，杨大珍的两条腿就直打颤，颤得像通了电那样发麻，蚊子都不敢叮她。可事实上，王大爹很可能只是总结一下今天的劳动。那些话，在坡地上评工分时他就已经说过了。每天收工时大家都要围在一起，根据各人的表现评出工分；乡间自成一体的亲密社会，在这里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为了五厘工分，可以把祖宗八代掏出来咒骂。
王大爹除了敲梆的次数更频繁，敲的时间也更长，敲之前那几口深呼吸，做得也格外卖力，他要感到丹田发热，脚心发烫，枯瘦的手指才会运动起来。他是把心呕出来在敲。
杨大珍双腿发麻的时候，她的儿子蒋贵正在院坝边的碌碡上做梦。
梆声把他带入梦境：他长满翠绿色的羽毛，张开双臂，钻入天空的深处。
蒋贵决定自己来造一口木梆。
王大爹的梆不能搬到他家里来，因为王大爹的梆代表的是权力，但他自己造一口总是可以的。
他并不打算把这口梆敲响，只在王大爹敲梆的时候，以虚拟的动作，应和王大爹的节奏，学习那看似万古不变实则诡异无常的音律。
他去山林里寻到一根梨木的断桩，扛回家来，每天收工后，就用凿子在梨木上挖。
母亲问他，你挖那东西干啥？
他说，做猪槽。
母亲说，猪槽不是有了吗？
我知道有，可总有用坏的一天。
母亲不言声了。是呀，总有用坏的一天，但这一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那可是石打的猪槽。她任由儿子去瞎忙。看着儿子那股认真得要把命搭进去的劲头，她的心被人捏住了，像拧抹帕那样拧。是她和她死去的男人，造就了儿子的命运。儿子的同龄人，孩子都生一大堆了，最大的孩子差不多会捡麦穗了，他还是光棍一条，精力无处发泄，只好用来挖根本就用不着的猪槽。
蒋贵大约忙了一个星期，王大爹知道了这事儿。
他在知道的第一时间来蒋贵家察看。
杨大珍在屋后的梨树下吆鸡回屋，见到队长，自甘卑下地招呼。蒋贵只听到母亲的招呼，没听到王大爹答话，但这已经足够，等王大爹从水井旁边的后门进屋，他不仅把东西藏起来了，还把新凿出的木屑扫进火堂，用灰土掩埋掉。
王大爹背着手，去每间屋子里转了转，问蒋贵：你那家伙还有多久完工？
蒋贵像被当场拆穿的魔术师，血气上涌，脸红到了耳根。好在屋子里阴暗，看不见他脸红。
他说王大爹你说的啥呀，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你明白的，你不是在挖木梆吗？
蒋贵笑起来，笑得很干。他说没有啊，王大爹你听谁说的？
王大爹没听谁说。他是自己听见了木梆唱出的音乐。蒋贵的木梆虽未挖成，却已经会唱歌了，只不过这歌声唯王大爹能听见，别人是听不见的。
蒋贵吓坏了。他见识了王大爹的力量。这辈子，他永远也玩不过王大爹！当天夜里，等母亲睡熟之后，蒋贵搂着还没出生的木梆出了门，将其藏进了很远很远的山洞里。王大爹没再过问。多年以后，蒋贵和他母亲都早已住进了城，一次偶然，有村里人进到了那个山洞里，发现了那口木梆。木梆并没完全朽烂，在凹槽的最深处，有一窝刚刚出世、还没来得及睁眼看世界的老鼠。
玩不过王大爹，蒋贵也未必玩得过一群孩子。他那套将石头瓦块挂在身上的把戏，已经耍过，现在唯一的本钱，就只剩下动耳朵。他以这样的方式逗我们乐，也让自己乐，但我们——确切地说是我——突发灵感，将他这份快乐割除了。
灵感产生于斗他母亲的时候。前面说，我们村就是靠了一群孩子，斗地主才斗得像个样子。
我读三年级下学期的某一天，大队部召开斗争大会，除全体社员，两所村小的师生也参加。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星期四，太阳早早地升起来，漫山遍野金光万道，大地复苏，空气清新。往天我们起床后要进山割一背篼牛草才吃早饭，早饭后再去学校，这天我们例外地免除了那份枯燥的劳动，太阳升起不久就已集合在学校的操场上，排成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向大队部进发。那是我感到无上光荣的一天，因为我也领呼口号了。桂东风本来应该读初中二年级，但考了两年也没考上，至今还在小学毕业班磨蹭，他身上那股一呼百应的英雄气，已经不复存在了；他爸也对他寒心，那天只让他领呼了一半路程，就把权力交给了我。我之所以受到器重，是因为成绩好，特别是语文好；桂老师讲语文课，中心任务是教会我们怎样识别敌人和朋友，我学得十分投入，看到一棵树，我也要思谋再三：它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
走进会场，我简直惊呆了，哪来这么多人啊！
院坝的四墙，挂满了图片，每进去一批人，就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女子领着观看并逐一讲解；那女子二十岁出头，挽着发髻，说的是普通话。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说普通话。普通话真好听。
人到齐了，图片也看完了，会议正式开始。
要问我会是怎么开的，我真是模糊一团。不是现在才模糊的，是当时就模糊了。我只记得大队干部一声令下，民兵们怎样拎着坏分子——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杨大珍——的脖领冲上台来，民兵个个雄纠纠气昂昂，坏分子都像刚从阴渠里掏出来的。奇怪的是，我对杨大珍那么熟悉，这时候却认不出她；更怪的是，在这种场合，我越看她越像个坏分子。因为杨大珍既是白军的老婆，本人又是地主，押她的人比别的民兵都壮实。坏分子一出现，院坝里立时响起能把飞禽走兽吓死的口号声，同时像诗人们描写过的那样，举起森林般的手，每只手上都捏着红宝书。然后，我就记得坏分子们怎样流汗，怎样发抖，怎样齐崭崭地跪下去……
别的，我记不住了，因为我也在发抖，被激动得发抖。
当天傍晚，桂东风来家里找我。
他以前从不上我家来，可今天来了。
他对我说话，也不像先前那样霸气。
你有啥感想？他这样问我。
我把自己的激动告诉了他。
我以为他也跟我一样激动，谁知道他只是撇了撇嘴，那样子仿佛是说，尽管你也领呼了口号，可你还嫩着呢，比我还差得远呢！我被深深地刺痛了，反过来问他有什么感想。
他说：光激动有屁用，关键是要拿出行动！
这一刻，我承认自己的确比不上桂东风。
正因为觉得比不上，行动起来的时候，我才表现得格外积极。我发誓超过他。
行动落实在杨大珍身上。我们决定晚上单独把杨大珍再斗一次。
就是从那天开始，村里开斗争会，我和桂东风会把一群孩子组织起来，督促王大爹抓紧时间。那时候学生的权力是很大的，许多大人都怕学生，我们随便说一个新词，都能把多为文盲的大人吓住。他们怕我们的新词，更怕我们的青春。上面来个什么指示，他们虽然照章执行，但人生的经验会帮助他们过滤，执行起来，懂得哪里要轻，哪里要重，哪里得过且过，哪里一丝不苟，而青春不需要过滤！你说美国人民生活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我们就想坐上飞毯，立即飞到美国去，把那里的人民解放出来。——既然杨大珍是地主，她就应该挨斗，狠狠地斗！
桂东风首先想出了一招：让大家开斗争会时必须呼口号，必须拿上红宝书。这一招真好，它让斗争会显得庄严而神圣。大队部斗地主，是民兵把地主押上来，命令他们跪下，那么单独斗杨大珍也应该这样。但我们村的民兵个个是草包（难怪大队部抽掉人员时，他们一个也没被选上），你推我，我推你，好像杨大珍身上长着刺。民兵不配合，我们就命令杨大珍跪下，杨大珍不敢不跪，跪在粗糙的石地上。有几次还让她跪了柴块。柴块是用斧头破开的，皮面嶙峋，两侧刀锋一样割人，跪的时间一长，即使在鬼影似的煤油灯下，也能看见丝丝缕缕的血痕濡湿她的膝盖。
但这些主意，全都是桂东风想出来的。我心里很难受，希望自己能想出一个新花样，出奇制胜。
可惜很长时间都没有想出来。
直到有一天，我脑子里电光一闪，大喝：蒋贵呢？蒋贵哪里去了？
蒋贵从人群外的阴影里站起来，说我在这里。
人们很难看清他的脸，只看见一排白光。那是他的牙齿。这证明他的嘴是咧开的。他是在笑吗？是以为我会宣布斗争会现在就结束，让他把母亲背回去吗？
我真是没有出息的，那时候，我的心软了一下。
但桂东风正瞅着我，带着嘲讽。
我以更加响亮的声音朝蒋贵喝道：滚过来！
白光消失了，人站到中心。
跪下！
他跪下了。就跪在母亲旁边。
动耳朵！
蒋贵愣了片刻，把头稍稍侧了一下，开始动耳朵。
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现在才注意到了，他一次只能让一只耳朵动。
他先动了右耳，动的时间很长，大概是累了，停了下来。但我没喊他停，于是他又动左耳。
这时候，我偷觑了一眼桂东风。
他的脸色相当难看。
这让我暗自高兴。更让我高兴的是，在场的所有孩子，一个也没笑！
以前，蒋贵动不动耳朵，是由他自己作主，现在不能让他自己作主了，现在是我们说了算！以前他绞尽脑汁逗我们乐，现在我们偏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