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谁也不说话地走了一程，高粱高了，蜀黍肥了。
葡萄又站下。他在她身后只隔半步，她一停他就撞在她身上。她说：“你咋和他们不一样呢?”
“和谁们不一样?”
“赵同志、王同志们呗。”
“哪儿不一样?”他笑起来。朴同志和女人总是处得别扭，时间一长他身边总是没女人。地位和钱都帮不了他忙，三十几岁还没人给钉扣子。他在葡萄面前又瞪眼，又晃头，好像他不在乎给她评判似的。
“不一样。”葡萄说。
“你和人家也不一样。”朴同志说，一只手还拎着背心带子。他心里觉得自己滑稽，把缺纽扣的衬衫问她要回来穿上，不就不用这样难为自己了?可他愿意在她面前笨拙、滑稽。到了家，她找出一个扣子给他钉，说：“我每回下地窖你都扒窗上看。”
他想自己的那个行为挺丑，赶紧摇头：“只看了一回!”
“那里头没藏着我孩子他爹。”她笑着说。
“那是红薯窖，我知道。家家都有。”他脸挂不住了。明知是红薯窖，那你偷看她干啥?
“家家都有，可谁家也没我家的大。下去看看不?”葡萄下巴一扬，指那红薯窖，还是笑。“下去看看吧，我陪你下去。”
朴同志不说话，看她把扣子上的线头咬断。她抬起头说：“脱下吧。”
他说：“啊?”
“就这样揪着它揪一辈子?”她指他的手一直揪着的背心带。“回屋换一件呗。”她说。
他回屋去了，转一圈出来，手还揪在背心带上。他笑着说：“这件也是断的。”
她说：“那就光着吧，光着凉快。”
他两把就把背心从头上扯下来了。他说：“是凉快。”他活到三十几岁还没这样听女人话过。
以后葡萄进朴同志的屋去扫扫抹抹，就翻翻朴同志写的书。那本书是讲他自己的故事，里头的男孩子不姓朴，葡萄也知道那就是他。他讲的故事太深，她不认得的字也太多，但她觉着看懂了他的故事。她把他从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事都弄明白了。朴同志很少在家，夜深人静才回来，她想和他说说话，又心疼他缺觉，就拉倒了。他的书天天让她看，蘸着唾沫的手指把书页都翻得不平展了，书一天比一天厚。这天夜里，她给朴同志打开大门，朴同志说：“看完了?”
“啊。”
“好看不?”
“要没那些不认识的字就更好看了。”
她和他说话越来越省事，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从书页被翻动的情形看，就知道她读他的书了，读到哪一章节了。
“识不少字嘛。”
“是俺二哥教的。算盘是俺爹教的。”
“你爹不是早去世了吗?”
“俺有两个爹。早去世的爹不识字。”
她眼睛看着朴同志。一进门他那张了口的皮鞋就叫她看见了。他裤子上全是泥，下半截裤腿是湿的。他是踩到水沟里了。他天天闯祸，糟蹋自己的东西。有回下到河里去洗澡，手表也让水泡停了。葡萄觉着自己的心要分一瓣儿给朴同志了。
“看完书怎么想?”朴同志笑眯眯地问她。
“啥都不想。”葡萄说。她心里说：连你心里的东西都看明白了，还用想啥?书上的朴同志和眼前的朴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颗什么样的心，葡萄全懂，但她说不出。
“地窖里藏的人是我爹。”葡萄说。
朴同志心里唿嗵一下，表面和她一样，就像家常夜晚说淡话。他知道葡萄说的“爹”是谁。人们常常说漏嘴。说：孙二大活着的时候，咱这儿啥都有卖。或者：孙二大活着就好了，他能把那孬人给治治。朴同志在这里待了三个月，心里慢慢活起一个叫孙二大的人：精明、果敢、爱露能、得理不饶人。他发现村里人渐渐忘了孙二大是个被他们斗争、镇压的人，他们又把他想成一个能耐大的长辈，遇到事，他们就遗憾不再有这样的长辈为他们承事了。开始他觉得葡萄在和他逗，但一秒钟之后，他相信她是那种妄为之人。她把窝藏一个死囚和偷公家几棵蜀黍看得差不多，都没啥了不得。
“我爹在下头待了好些年了。你们工作队不来，他还能上来见个太阳、看个月亮、听个画眉叫。”她凑到灯下去引针。
朴同志哑下嗓子说：“这事可不得了，你懂不懂?”
“懂。”她马上回答，抬头看他。
他一看就知道她说的“懂”是六七岁孩子的“懂”，不能作数。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我爹呀。”
“可……可是他是个犯死罪的人!”
“他没杀人没放火，犯的是谁的死罪?你心里可明白了，他不是犯死罪的人。”
朴同志愣了：“我心里怎么明白?”
“你明白。”葡萄把这三个字咬得很痛。
“你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我非得报告上级不可。我不报告，我也死罪。”
“报告呗。”她把针尖在头发上磨磨，继续手上的针线活。“打着手电去报告，别又踩沟里了。”她下巴指指他的鞋，笑笑。
朴同志真不知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他拿出烟来抽，两手浑身乱摸。“啪”的一声，他的打火机过来了。他看看葡萄大大的手，长长的手指把打火机往他面前又推一下。他可让她害苦了，把一个生死闸把交在他手心。他不知自己下一秒钟会不会跳起脚冲出屋，站到院子里大喊：“来人呐!抓逃犯呐!……”
他又清楚自己是多么没用的人，假如刚听到她说这事的时候没趁着意外、刺激、惊吓跳起来去喊，往后喊是很难的。他一喊不仅出卖一条性命；他要出卖两条——这个浑头浑脑的王葡萄不久他就看不见了。
他是不能看不见她的。三个月他在外头开会、调查、斗争，回来见到她，就感觉安全了。外面总是凶险，斗来斗去，一句话说得大意，就会给斗进去。他是个马虎惯了的人，常说马虎话，只想博人一场哄堂大笑，可是人们笑过之后他觉出不妙来，觉出紧张来。他变成一个每句话说三遍的人：头一遍在心里说，第二遍用嘴说，第三遍是用记忆说，检查嘴巴说出去的哪个字不妥。说了三遍的一句话，落在人群里，他还是发现不妥。就像他走路行事，无论他怎样仔细，天天挂烂衣服踩湿鞋，天天看见身上有碰伤的绿紫青蓝，想不起什么时候碰痛过。
每回他惊心动魄地回到葡萄的院里，看见她拉开门栓，淡笑一下就扭头下台阶，让他跟在后面下来，免得又踩错哪一脚，他就觉得安全了。葡萄这里全是见惯不惊的，大事化小的。她三十四岁，像个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怕，也像个几百岁的老人，没什么值得她怕。只要把门栓一插，她这院子就是她的，就安全。
这下她的院子不安全了。她揣着一颗定时炸弹哩。
揣着一个定时炸弹，她还能这样安全，他实在懂不了她是怎么回事。她讲着他公爹如何生病，她怎样给他求医，而他听一小半漏一大半。等她停了，不讲了，他又来追问那些漏听的。他太魂飞魄散了。有一点他弄明白了：叫挺的男孩是这桩事情的牺牲。
他突然问：“你和你儿子的父亲，很相爱吗？感情很深吗?”
葡萄看着他。这是什么话呢?这成唱歌了。她的笑把他打趣了。
他想那一定是很像歌的。他发现有头有尾的男女故事全一模一样，至少结尾一样。他和葡萄的事也就好在没头没尾。
他和葡萄当然是没事的。他又不疯，去和一个乡下女人有什么事。
他想总有一天葡萄的一生要成一个大故事。也许是很短的一生，只有三十来岁。这故事他不写也会有人写。就是只写到她三十四岁，也够大了。这么好的三十四岁，谁来了结它?是他?他趁她回屋去睡觉，悄悄走过院子，摸黑爬上台阶，贼似的拉开门栓，跑到四清工作队长家，让他赶快领人来包围这个让他舒适、安全的小院子，捉走他喜爱的葡萄和地窖里的逃犯?
他不行。干不了这事。
朴同志不知道葡萄比他更早明白他干不了这事。从他一进这院子，你来我去的几句碎话几瞥眼光，她就知道他是谁了。再就是从他的书，他的身世里，她比他自己都知道他是谁。他是那种掂着人家性命不轻易撒手的人。
他抽了一夜烟，鸡叫时打好行李。就是对葡萄的秘密装聋作哑，他也得搬到别处住去。他被迫做了知情者，他不能再被迫做个合谋。
他得等天亮再走。不然话不好说，一院子关着一男一女，还都孤的孤寡的寡，冷不丁一个人半夜卷了铺盖，那不是叫另一个打出门去的?
他听见葡萄起身了，去院子里放鸡，又舀了水去厨房烧。他每天都有热水洗脸，还有一缸子热茶。他看看表，五点半，他拎着行李卷走到院里。
葡萄从厨房出来，马上就乐了。她指着他的行李卷说：“你这铺盖卷拎不到门口，就得散。”
他看看，她说得没错。
“搁下。”
他搁下了。
她拎起那油酥卷一样松软的被包，回到他屋里，抽下绳子，重新把里面脏的、干净的衣服叠好，齐齐地码在被子里，再把被子叠成紧紧的四方块。她跳到床上，一只膝盖压在被子上，两手扯绳子。他左伸一下手、右伸一下手，都伸错了时候、伸错了地方，不帮忙反而碍事。
“给你做了点儿干鱼。你拿上吧。”
他跟她去了厨房。
“俺们这儿的人吃不懂鱼。我也才学会吃。吃惯了不赖。听说养人哩。”她一边说一边从锅里拿出煎得焦黄的咸鱼，上面撒了干辣椒末儿。”
“这么多?”
“你在人家家里吃派饭，没赶上派到我家哩。给你带上，吃呗。”她看他一眼，“昨天晚上给你做下的。”
他看着她。她的话他是这样听的：昨天就知道你会走的。和你说了那事，你还不吓跑?
“好吃这鱼，再给你多做。”她眼睛说：你走也没用，你已经知情了。
“别做了。”他眼睛说：我胆小，再多的秘密我就承受不住了。
她找了张旧报纸，把鱼包起来。一会儿油就透过来了。她说：“为啥不做?只要你好吃它。”
“我好吃它。”
两人都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一个说：不知为啥，我就是信赖你；另一个答：被你信赖上了，我还有什么办法?
一时间他觉着把她孤单单撇下了。他想也不敢想这十多年的每一天她是怎么过的。饥荒、运动、寡妇避不了的是非。她还水灵灵地活着。他母亲把他丢在老乡家是偷偷丢的，喂了他最后一次奶，留了几块光洋，趁他睡着了把他留在最富足的一个老乡的大门廊里。母亲想，这个老乡该有足够的米汤来喂大她的儿子。那个富有的老乡真是有足够的粮，把他喂到十四岁。母亲和父亲的部队找回他，把他带走了。他听说那个养他的老乡被分了地；分了牲口，成了那个村最穷的一户老乡。然后他长成一个小伙子，穿上军装，去分富老乡的地给穷老乡。他的书真正的故事，只有葡萄看懂了。他抱住了葡萄，恨不得藏到她身体里去。
朴同志告诉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他参加不了了，他胃出血。工作队的人一点也不怀疑朴同志，因为大伙知道他有慢性胃病。就在葡萄把二大的早饭和洗脸水用篮子挎下地窖时，朴同志坐上史屯公社的“轿车”——那台奖来的手扶拖拉机去了火车站。朴同志一头蓬得老大的浓黑头发给风吹成了个大背头，成了他一生中最规整的发型。他已经把葡萄想成了他的书中人物。一直到他老了，他都在等待机会把这部小说写出来。他老了之后，说话也不莽撞动作也不莽撞了，所以他觉得写葡萄的故事是妄为，时机太不成熟。
老了的朴同志常常想再去遥远的史屯，看看老了的葡萄。看看她身子脸蛋都老了眼睛还是不是只有六七岁。可他总是没去。老了的人对许多事都是一想而已。到那时朴同志一头压不平展梳不驯服的黑发也平展了，因为差不多只有贴在头顶的一薄层了。他觉得葡萄这个故事一定要等时机成熟才能写。包括他对葡萄，也老是认识得不成熟。已经是二千零四年了，他的故事其实已熟过了头：学校里的孩子谁还愿意知道“土改”、“反右”、“四清”?孩子们一听说“文革”就说：哎呀早听了一百遍了!他们听一百遍都没听懂，所以不懂也罢了。
不过朴同志还是把写葡萄的故事当成他一生最壮大一个事。想到这些，他也难免想想他和葡萄有过的机遇，有些不成气候，有些错过了。他到老才不羞于承认自己就是喜爱这一个乡下女人。他想到自己从四清工作队跑回城之后，压了半年的惊，写出一本关于农民过人民公社幸福生活的小说来。那里头全是折子故事。有一个折子就是写葡萄的，写她是个养猪模范，泼辣能干，一心为公社。他连一本书都没留在自己书架上，太丢丑了。不过那本书给了他更大的名望，更多的钱，还给了他一个漂亮年轻的妻子。
那时的老朴同志想到多年前的自己，不可一世，全省惟一一家用冷气、暖。夏天家里冷气一开，就成了俱乐部，来聊天、下棋、喝茶的人从早到晚热闹在客厅里。一个死了老婆的同事天天带儿子来做暑假作业。那时他是人王，随便把客厅里的人差成店小二；去，买两包烟，去，弄几瓶啤酒，冰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