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从镇子到火车站的那片麦子地上，一场仗打了一天一夜。一边要毁铁道，一边要夺铁道，镇上人都弄不太清楚。地里庄稼收过了，一垛垛的麦秸正好用来打仗。第二天清晨，枪声停了。不久，人们听见火车叫，说：夺铁道那些兵赢了。
小环在家里闷了一天一夜，闷坏了，端着一碗棒子面粥，筷子上挑了一个咸萝卜悄悄跑出来。麦秸垛看不出什么变化，宽阔的田地很静，完全不是刚刚做过战场的样子。一大片麻雀落下，啄了一阵落在地里的麦粒又一大片飞起。打仗的时候麻雀们不知去了哪里。田野在这时显得特别大，远处什么景物都像是搁置在天地之间。一棵歪脖子槐树，一个草人，一个半塌的庵棚，都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坐标点。小环并不懂得什么地平线坐标点，她只是站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一阵敬畏神灵的呆木。
东边天空红了，亮了，眨眼上来半个太阳。小环看见毛茸茸的地平线上一线金光。突然，她看见一个又一个的尸首，斜卧的、仰面朝天躺着的。战场原来是这样。小环再看看一边的太阳和另一边还没撤退的夜晚，这一带打仗真是个好地方，冲得开、杀得开。
胜利的一方叫做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很爱笑，爱帮人忙，爱串门子。张站长家也来了帮忙和串门的解放军，你干什么活他们都和你抢。人民解放军带来许多新词语：当官的不叫当官的，叫干部；巡铁路的也不叫巡铁路的，叫工人阶级；镇上开酒店的吕老板也不叫吕老板了，叫间谍。吕老板的酒店过去是日本人爱住的地方，进了酒店大门就不让穿鞋让穿袜子。
人民解放军们把间谍们、汉奸们捆走枪毙了。会说日本话的都做贼似的溜墙根走路。人民解放军们还在镇上搭了一个个棚，招人民子弟兵、招学生、招工人阶级。将来到了鞍山，炼一个月焦炭，或者一个月钢铁能得一百来斤白面的钱。报名的年轻人很多，鞍山解放了，军管了，去的人叫做第一批新中国的工人老大哥。
来串门的解放军看见正拿着木棍抽打棉被的多鹤，问她在干什么。只要天好，多鹤天天把每张炕上的棉被搭到院子里的绳上抽打。晚上睡觉，张站长舒服得直傻笑，跟二孩妈说：“多鹤又把棉被打肿了。”
多鹤看着他们，眼睛亮闪闪的一看就满是懵懂。解放军又问她叫什么名字。二孩妈在棉被那一面就赶紧帮她回答，叫多鹤。哪个“多”，哪个“鹤”？二孩妈笑眯眯地说：同志不是难坏了人吗？她对字就是睁眼瞎。这时候家里只有二孩在接待解放军，小环又把丫头领到镇上去了。二孩从伙房提着刚沏的一壶茶出来，告诉解放军们“多”是多少的多，“鹤”是仙鹤的鹤。解放军们都说这名字文气，尤其是在工人阶级家。他们对多鹤招招手，叫她一块儿过来坐坐。多鹤看看解放军们，又看着二孩，忽然对解放军们鞠了个躬。
这个躬鞠得解放军们摸不着头脑。镇上也有人给他们鞠躬，不过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们也觉得不好琢磨。
一个叫戴指导员的解放军说：“小姑娘多大了？”
二孩妈说：“虚岁十九……她不大会说话。”
戴指导员转脸看见二孩正低头抠着鞋帮上的泥巴，捅捅他：“妹子？”他们和小环熟，知道小环和二孩是两口子。
“是妹子！”二孩妈说。
多鹤走到一床棉被子另一边去抽打。那一刻所有人都停下了谈话，她“噼噼啪啪”抽打的声音在院子里的砖墙砖地上直起回音。
“日伪时期这儿的小孩都得上学吧？”戴指导员问二孩道。
“是。”
二孩妈知道他的意思，指指棉被后面说：“他这个妹子是个哑巴！”她说着便咧开嘴直乐。你把她当成说笑话也行。
解放军们把张站长家当成最可靠的群众基础。他们向张站长讲解了他是个什么阶级——是个叫做“主人公”的无产阶级。所以他们先从张站长家开始了解附近村子的情况，谁家通匪，谁家称霸，谁家在日伪时期得过势。张站长跟二孩妈和二孩嘀咕，说这不成了嚼老婆舌头了？他觉得什么都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人缘。对这些村子的老乡们，得罪一个就得罪一串，祖祖辈辈的，谁和谁都沾亲带故。因此张站长常常躲出去，让二孩妈和二孩都别多话。
解放军们这天来是向张家介绍一件叫“土改”的大事。他们告诉张家的人，“土改”已经在东北不少农村开始了。
当天小环从镇上回来，说你们不嚼老婆舌头，有人嚼得欢着呢。其实戴指导员来串门之前就听说了多鹤的事。镇上早有人把买日本婆的人家举报给解放军了。
张站长在晚饭桌上耷拉着脸，一句话没有。吃得差不多了，他目光凶狠地扫了桌上每一张脸，把一岁多的丫头也扫进去。
“对谁也不许说丫头是谁生的。”他说，“打死都不能说。”
“是我生的。”小环嬉皮笑脸，突然凑到吃得一头大汗、一脸馒头渣的丫头面前，“是吧丫头？”她又对大伙说，“赶明给丫头也包个小金牙，敢说她跟我不是一个模子里倒的？”
“小环你有没有不闹的时候？”二孩嘴不动地呵斥她。
“买日本小姑娘的不止咱一家啊。”二孩妈说，“附近几个村不都有人买吗？出事不都出事吗？”
“谁说要出事呢？是怕万一出事呗。他一个政府总有他喜欢的有他膈应的，就是怕这个新政府膈应咱家这样的事呗。弄个日本婆生孩子，二孩还有他自个儿的婆子，算怎么回事？”张站长说。
多鹤知道一来一往的话都是在说她，人人事关重大的表情也是因为她。两年多来她能听懂不少中国话，不过都是“多鹤把鸡喂喂”、“多鹤煤坯干了吗”之类的话。这种又严肃又快速的争执只抓得住一小半。她正在消化前一个词，后面一整条句子都错过去了。
“那当初您干吗了？”小环说，“不是您的主意，去买个日本婆回来干吗？自打把她买回来，咱家清净过没有？不如明天就用口袋把她装到山上去。把丫头给我留下。”
“小环咱不胡扯，啊？”二孩妈笑眯眯地说。
小环瞪婆婆一眼。婆婆明白她在拿眼睛叫她“笑面虎”——她们吵架的时候媳妇扬开嗓子骂过她。
“我看咱躲开算了。”张站长说。
全家人都不动筷子了，看着他。什么叫“躲开”？
张站长用手掌把尽是细长皱褶的脸揉搓一把，表示他得醒醒神、提提劲。一般他有什么重大主意出来，总要这样揉搓一气，改头换面。
“你们搬走。搬鞍山去。我铁路上有个熟人，能帮你们先凑合住下来。二孩上炼钢厂炼焦厂一报名，人家准收。二孩上过两年中学呀！”
“一个家不拆了吗？”二孩妈说。
“我铁路上干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都能让你坐火车不掏钱去看他们。先看看风声，要是买了日本婆的那些人家都没事，二孩他们再回来。”
“二孩，出门难，家里存的老山参、麝香，你们带去！”二孩妈说。
张站长白她一眼，她这才后悔说漏了嘴。他们的家底对儿子媳妇一直保密。
“我不走。”小环说。她一边说一边挪到炕边，趿上鞋：“我上鞍山干吗去呀？有我娘家人吗？有嫚子、淑珍吗？”嫚子、淑珍是她闲唠嗑的女伴，“我可不走。你听见没有二孩？”
她穿的黑贡缎皮马甲紧裹住又长又细的黄鼠狼腰，一扭一摆在镇上是条出了名的身影。
“鞍山有白给丫头吃糖的王掌柜吗？有让我白看戏的戏园子吗？”她居高临下地在门口看着一家人。
二孩妈看小环一眼。小环知道婆婆在用眼睛骂她“净惦记好吃懒做的事”。
“二孩你听见没有？”小环说。
二孩抽他的烟。
“说破大天去，要走你自个儿走。听见没有？”小环说。
二孩突然大声地嚷：“听见了！你不走！”
全家人都傻着眼。二孩又驴起来了。他跳下炕，光着脚走到脸盆架前面，端起半盆水就朝小环的方向泼过去。小环两脚跳得老高，嘴皮子却太平了，一声都没吭。一年到头二孩驴不了一两次，每到这种时刻小环不吃眼前亏。她在事后算账从来利滚利。
小环走了，在门外听见了丫头哭，又回来，把丫头抱起，小心地从二孩面前走出去。
“现世的！”二孩妈说，不完全是说小环。
多鹤这时无声无息地下了炕，把空碗和剩饭放在一个木头托盘上，走到门口，二孩蹲在那里抽烟，她站住了鞠一下躬，二孩把她让过去，她屁股领路地出了门。此刻只要有一个外人，马上看出做了刚才这套动作的女子有什么不对劲。这些动作出现在张站长这样的家庭里很不对劲，但张家人完全习惯多鹤这一套动作，看不出任何古怪了。
张家的二孩和小环、多鹤在安平镇上从此消失了。二孩的妈在镇上今天一个解释，明天一个解释：“我们二孩上他舅家去了，舅家开厂子。”“二孩在城里找到事做了，以后吃公饷了。”
镇上驻了许多解放军，全是南方人，这正是个南方、北方大交错大混杂的时刻。镇上许多小伙子当了解放军，又往南方开。二孩这时候离开安平镇，是很潮流的事。
过了一年，张站长收到二孩一封信，信里说他们老两口终于如愿以偿，得了个孙子。张站长托火车上的人带去新棉花做的小被褥，又捎去一句紧急的话：好歹抱孩子去照相馆照张相，二孩妈想看孙子急得眼睛痒痒。
毛主席在北京登上天安门宣布成立新中国的第二天，二孩又来了封信。二孩妈看着信纸里夹着的一张小照，两行泪和一行口涎流了出来。一个威猛的大胖小子，头发全冲着天。张站长说他像多鹤，二孩妈气呼呼地说那么小个人儿看得出什么？张站长叹了一口气。他明白老婆在糊弄自己：对孙子的一半日本骨血死不认账，似乎就能把孙子的混杂血统给抵赖掉了。她揣起小相片，小脚颠颠地去了镇上，告诉人们这个孙子差点把小环的命都要了，个头大呀！一个小时就要呷一回奶，小环都给他呷空了！她边说边把一双眼笑成弯弯两条缝。只有曾经和小环在一块儿搬弄是非的亲近女友们偷偷地说：“谁信呀？小环的部件都毁了，生什么孩子呢！”
人们问二孩妈二孩挣得多不多。在炼焦厂当一级工呢，二孩妈告诉大家，一级工吃着拿着还住着国家的房。人们就说：二孩真有福。二孩妈就很有福地把自己编的话都当真了。
安平镇附近的村子成立互助组的时候，张站长又接到二孩的信。张站长已经不做站长了，站长是段上去年底派来的一个年轻人。张站长现在成了张清扫，天天拿着扫帚在车站六张八仙桌大的候车室里扫过去扫过来，在车站门口的空地上扫得灰天土地。这天他收到二孩的信就更扫个没命，他非让二孩妈给哭死不可——二孩的儿子生了场病，上月死了。二孩也是，这么大的事，隔一个月才写信回来。老太太想好好哭哭，也哭晚了。
二孩妈果真把张清扫险些哭死。她把她缝的一堆小帽子小鞋子拿出来，拿出一样，哭一大阵。哭二孩苦命，哭她和老伴苦命，哭小环苦命，哭小日本该天杀，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追她的儿媳，把她的大孙子追掉了。哭着哭着，哭到大孩身上。大孩死没良心，十五岁从家跑了，不知跑哪儿做匪做盗去了。
张清扫蹲在炕上抽烟，他心想老伴明明知道大孩去了哪儿。那时他们还住在虎头，他在虎头车站做锅炉工，大孩跟一帮山上下来的抗日分子混得好，后来他从家里跑了，他和老婆断定他是上了山，跟着破坏鬼子的铁道、仓库、桥梁去了。二孩那时才两岁。张清扫心想，要是大孩活着，这时也该有信了。
二孩妈再也不去镇上了。
夏天的一个上午，从麦子地中间那条宽宽的土路上来了一辆摩托车，旁边挎斗里坐的人像个政府干部。摩托车驾着大团尘雾来到张家门口，问张至礼同志家是否在这里。
二孩妈坐在树荫下拆棉纱手套，一听便站起来。这些年她个头小了不少，腿也弯成了两个对称的茶壶把，往门口挪着小脚时，站在门外的政府干部能从她两腿间看到她身后的一群鸡雏。
“是我大孩回来了？”二孩妈站在离大门丈把远的地方，不动了。张至礼是大孩的学名。
政府同志走上来，说他是县民政局的，给张至礼同志送烈士证来了。
二孩妈这年头脑子慢，对着政府同志只是抿着没上牙的嘴乐。
“张至礼同志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了。他生前就一直寻找您和他父亲。”
“光荣牺牲了？”二孩妈的脑子跟这种消息和名词差着好几个时代。
“这是他的烈士证。”政府干部同志把一个牛皮纸信封交到二孩妈伸展不开的两只手上，“抚恤金他爱人领了。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