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回了一次家后，李佳欣显得更心事重重、落落寡欢了。严志纲好几次看见李佳欣发愣，莫非她家出了什么事？严志纲想。
这天晚上，学校里又只剩下严志纲和李佳欣两个人了。严志纲轻轻地敲开了李佳欣的宿舍门，想问个究竟。如果能帮忙一定帮帮忙，他觉得李佳欣怪可怜的。
“李老师，我觉得你回了一次家后，不是很高兴似的，家里有什么事吗？”
李佳欣看着眼前这个比她岁数还小的男老师，非常感动，没想到他这么心细，竟然关心她的遭遇。不过，她怎么可能把后爹不让自己上班的事对一个交往不多的男同事说呢？即便说也三言两语说不清，纵然说清了也帮不上忙，何必麻烦他呢？
“没事，谢谢你关心。”李佳欣摇了摇头。
“咱们一起上班有一段时间了，恕我直言，我一直觉得你不像别的老师那样说说笑笑，高兴似的。你总爱一个人待着，尤其是最近，似乎你有什么心事似的。真的，如果你遇上什么难事，不妨说出来，或许大家能帮你出个主意。”严志纲真诚地说。
李佳欣面对严志纲真诚的眼神，回想起自己的一连串不幸，悲伤的情绪一下子又上来了。她紧闭着嘴唇，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扭过头去一瞬间眼里闪烁的泪花让严志纲全看见了。
看李佳欣的表情，严志纲就猜到李佳欣肯定有不幸的事。但是，李佳欣不愿意往外说，严志纲也不便强求。
严志纲没想到自己的问话竟然把李佳欣弄哭了，他连忙转移话题，说起自己来。他讲了许多身边发生趣事后，李佳欣的情绪才好转起来。为了鼓励李佳欣，严志纲又跟李佳欣讲了去年他的遭遇：
去年12月份，公社召开“农村文化大革命深入宣传大会”，各个村要选派代表参加。北峪口村大队派了四个人参加大会，其中就有我。谁想到，就因为开了这次会，惹上了麻烦！
那天，我早早去了红沙河的会场，进到会场，发现会议不一般。会场布置得很隆重，正前面的墙上挂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巨幅毛主席像，两边的墙上挂了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条幅，会场中间还悬挂着红红绿绿的小彩旗。参加会议的有公社九个村的三四十号子人，再加上公社的领导和组织人员，至少五十多人。红沙河公社的大会议室挤得爆满，开会前看谁喊得口号响。就是再木讷的，到了会场，也会马上感受到革命的高昂气氛，保准大声喊出口号来。
那天，公社革委会主任亲自主持会议，通报了全公社文化大革命开展情况，指出还有哪儿和哪儿存在问题，让学习其他公社的先进经验，特别强调学校革命工作要抓紧，一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宣传工作。说“宣传要天天搞，革命要日日抓，绝对不能给修正主义留任何死角”。开完会后，公社给参加会的每人发了一个红袖章，鼓励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公社大会发的红袖章！这可是莫大荣誉。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发下来就立刻戴在了袖子上，心里觉得可光荣了。咱也跟红卫兵一样了！
我跟同村的三个人一起往回走时，发现其中一个叫刘根生的没戴红袖章。我就问他：“你怎么不戴上呀？”刘根生吞吞吐吐地没说出个一二三来。我也没有在意，等快到了村子，王景水也摘下了红袖章揣进了衣服兜里。我还想，他俩真不积极，白开会了。我不管那个，一直把红袖章戴到了家，觉得还不过瘾，又戴着红袖章在街走了一圈，心里美滋滋的。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上午我就被叫到了大队里。一进门，我感觉气氛不对。大队书记胡国政一脸严肃，其他的村干部也都阴沉着脸，好像我犯了什么大罪似的。
“严志纲！老实交代，你犯什么错误了！”胡国政呵斥说。
我摸摸脑袋，想不起犯什么错误呀。咱又不是惹是生非的人，大队交代的活儿认真干，学校里的工作也没耽误过。我实在想不出来。
“你认真想想。”胡国政以为我是故意的，更加恼火。
“我实在不知道”
“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胡国政瞪大眼睛嚷道。
“我什么身份？”我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戴着什么？”胡国政用手指着我左胳膊上的红袖章说。
“红袖章。”
“废话！我眼又不瞎，我还看不出来是红袖章吗？”
“哪里来的？”
“昨天上午到红沙河开会，公社发的。”我不明白公社发的红袖章会出什么问题，何况又是大队让我们去开会的，并且不是只给了我一个人，去的四个人都有。
“你什么身份？你有资格戴红袖章吗？”胡国政说这话的时候，我袖子上的红袖章冷不丁被旁边的二队长掳了下来。
我这才知道，有人到村大队举报了我，说我冒充红卫兵，说我是中农，没有资格戴红袖章。这时候我才后悔呀。怪不得刘根生不带红袖章，他怕自己是中农，让人抓把柄呀。王景水身份不高，但精明得很，不愿意惹人眼目。老四跟我一样戴红袖章，但人家是贫农，也没事。四个人就我不谙事，光觉得戴红袖章美了，别的都没想，结果就摊上麻烦了。
“我不知道自己不能戴，公社里发的，我觉得公社的指示要坚决执行，所以就戴了……”但是，不管我怎么说，就是不行，后来就在全村挨批斗了。每天早晨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被人押解着游行，后面一群小孩追着。我被批斗了好几天，要不是胡国政家里有人生病顾不上管我了，没准儿还不算完呢。
“想想那时候，那个难堪，我真是觉得天塌下来似的。我娘也跟着担心害怕了好些天，还生了病。你说，谁能想得到呢？”严志纲盯着李佳欣的眼睛说，想告诉她谁都可能碰上坎坎坷坷的。
听严志纲讲他被批斗的经历，李佳欣感触更深。她想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黑五类”分子一个个被批判、被折磨的惨状；想起敬爱的孙子平老师被折磨而死的命运；想起她在卧牛县中入团时，组织对她三番五次政审的事情；想起她在定关师范时，因为中农身份被人排挤的情景。她不明白一个“世袭”下来的家庭成分，怎么会成为划分善恶的标准，成为“红”和“黑”的界限？严志纲因为是中农，戴了红袖章就挨批斗；另外一个因为是贫农，戴红袖章就合理合法。李佳欣自己也因为“中农”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才变得遥遥无期……
知道了严志纲是中农，也曾经有过不幸的遭遇，李佳欣觉得跟严志纲的心理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她说话也开始多了。
“你家里没地方住吗？怎么一直在学校住？”李佳欣第一次主动问别人的私事。她上班第一天知道严志纲是北峪口村的人还住校时就很疑惑，但是不便于问，今天严志纲主动讲了许多自己的事，非常坦诚，李佳欣也就单刀直入地问了。
“家里没地方住。我家一大家子人，根本住不开。我在家里搭的草棚住过一段时间，还到同学张二战家借住了好几年，后来，到学校上班后，就搬到学校住了。我住在学校，假期学校就不用另外找人看校了。”严志纲的话说得很轻松、很乐观。
李佳欣没想到严志纲家穷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就这还是中农呢！还因为戴红袖章挨批斗呢！他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家庭背景呢？
严志纲说：“我爷爷有四个孩子。我爹是老大，我还有两个叔叔，一个姑姑。我爹跟我娘结婚后，又有了我们四个孩子。我二叔家现在有三口人。我三叔没结婚，一个人。我四爷爷一大家子人也一起住。二三十口子人挤在一个巴掌大的小院里，连转身都觉得挤，你想，住房是个什么情形？”严志纲说到家里的状况情绪也开始低落。
停了一下，严志纲又说：“村里划分生产队后，我家所在的严家小街一带二十多户划归成一个生产小队，分的地最贫瘠，每年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我们严家一大家子因为人多，就成了困难户中的困难户。唉！”严志纲说着叹了一口气。
李佳欣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家可怜，没想到严志纲家生活条件也不好，一时真有点同病相怜的感觉。
“让你见笑了。本来是想看看你有什么事，劝你放开心来着。结果说到我家来了，还把家底都翻出来了。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谁都有本难念的经，都可能遇上困难和挫折，希望你能振作起来，不要为难自己，让自己高兴起来。”严志纲说。
“谢谢你关心，也谢谢你信任我，把自己的事讲给我听。”李佳欣诚恳地说。在她孤独的时候，能有人关心她，信任她，李佳欣感到非常温暖。
这天晚上，严志纲跟李佳欣聊得很晚。严志纲走后，李佳欣怎么也睡不着觉：严志纲坦诚相待，自己家的事跟他说合适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