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果然没收到眼镜店的消息，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到下午4点多，我估摸他们快下班了，忍不住打了个电话过去，费劲儿地用英语解释我想查询一下。接电话的男人口音很重，每句话至少重复三遍我才能明白意思，最终，他明确地告诉我：“没配好。”
“怎么没……会没配好呢？那个……艾丽丝……可以今天……配好，加急……呃……今天配好啊……艾丽丝……你知道艾丽丝吗？”我急了，英语更加语无伦次，接电话的男人听得一头雾水，只是一个劲儿地回答：“不好意思，请您耐心等候通知，或者下个星期再打电话来咨询，因为周末实验室是不会把配好的眼镜送过来的。”
“还要等到下个星期？你认识艾丽丝吗？我想找艾丽丝。”难道真的逼我去怪老头儿罗宾家换宿吗？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有很多艾丽丝，请问您要找哪一个？”
“哎呀，算了算了。”我烦躁地挂掉电话，并发短信回绝了杰森和贝蒂的换宿，然后告诉罗宾，我周末去找他。
“谢谢，我很希望见到你。”罗宾的短信看上去倒是相当有礼貌，真希望他这不是为了哄我去而装出来的。
不过周五晚上倒有一件奇遇，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那时候我刚从图书馆走出来，周末夜晚的市中心终于热闹了一些，街上的行人都穿得花枝招展，三五成群、呼朋唤友地来来往往，我暂时不想一个人回客栈待着，就到处瞎晃，纠结要不要花钱去看场电影。
当我经过一座剧院，看见门头的横幅上写着“奥克兰艺术节”，门口人很多，我凑上前假装随意地凑到一排放置宣传册的架子前，拿出一本煞有介事地翻阅。突然，一个小姑娘和一个中年女人冲到我面前。
“你想看舞台剧吗？”小姑娘劈头盖脸地问我。
“什么？”我没反应过来。
“表演马上开始，免费送票给你。”小姑娘递给我一张门票。
“为什么？”我没接，莫名其妙地问。
“我们的朋友受伤了，没办法来看演出，不想浪费这张票。”中年女人开口向我解释道。
“这……”我还是没敢接。
“很好看的！”小姑娘很激动，她夺过我手上的宣传册，翻到某一页，“就是这一部。”
“多长时间？”我问。
“两个小时。”小姑娘回答。
“如果你今天晚上有安排的话，就不勉强了。”中年女人补充道。
“我没安排。”我摇摇头。
“那你赶紧收下吧！求求你了！”小姑娘一脸诚恳地看着我。
“好的，谢谢啊。”虽然一头雾水，但我还是收下了门票。
我进了剧院，找到位置入座，身边都是西装革履的男士和穿晚礼服的女士，他们优雅地拿着香槟互相搭讪，我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该死的破眼镜）。过了一会儿，先前的小姑娘和中年女人坐到了我旁边，我发现不远处还有很多跟小姑娘差不多年龄的男孩女孩，叽叽喳喳地聊着天。
“谢谢你。”中年女人转头看到我，对我说。
“不不不，应该我谢谢你们。”我回应道。
“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中年女人解释，“这是我们的班级活动，我是老师，今天有个学生临时来不了了，我们要想办法把票送出去。可是，一直没人相信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企图。你的信任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谢谢你！”
接下来，我看了这辈子最精彩的一场舞台剧，我记得它的名字叫《Babel》，意思是“巴别塔”，我几乎没听懂台词，但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了。走出剧院时，外面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像水晶一样透明而又亮亮的，我突然浑身充满了正能量，去勇敢地面对未知的新西兰生活。
回到客栈，已经深夜，我这才想起自己到新西兰那么多天，竟还没给我爸打过电话。这时候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多，我给他打了过去，他似乎很忙，我们只简短地聊了一分钟。我给了他我在新西兰的电话号码，叫他有事就打给我，我不接，再给他打回去，他说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到Britomart站坐火车去Middlemore站。说是火车，其实类似我们的地铁，在奥克兰市内跑一跑，不过价钱可比地铁贵多了，40多分钟路程，票价5.60纽币，30多元人民币，够我吃顿饭了。
我在Middlemore站见到前来接我的罗宾。他个子很高，但看上去很苍老，不停地咳嗽，开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一直跟我道歉，说他有哮喘，呼吸不顺畅。我除了不停地说没关系，也不知道能说什么。大概五分钟之后，我们抵达他位于Hain大街的家，一栋两层楼的黄色小屋。
罗宾家里的陈设很古旧，并伴有一股浓重的霉味儿，餐桌上放着一些快要烂掉的苹果和西红柿。他带我来到一个类似书房的隔间，地上放着一张床垫，说我就住在这里。还好，床单和被套都是干净的。
“不好意思，我很穷，只能让你住在这里。”罗宾跟我说，“其他房间我都租出去了，一间租给一个马来西亚女孩，一间租给一对印度夫妇，我跟他们说过了你要来。”
“没关系，住在这里挺好的。”我说着，将行李放下来，有免费的单人间住，我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接着，罗宾又带我去参观了卫生间、浴室、洗衣房、厨房，一一告诉我哪些东西是他的，我可以用，而哪些东西是别人的，我最好不要碰。
“我要在这里做什么样的工作？”罗宾给我倒了杯茶，我们在厨房坐下来，我问他。
“主要是园丁工作。”罗宾回答。
“我没做过园丁工作，会不会有问题？”我说。
“没问题，很简单，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嗯，好。”网上有人评价罗宾家的园丁工作并不轻松，可是既来之则安之，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明天是星期日。”罗宾继续说，“我是基督徒，星期日不工作，也不强迫别人工作。所以，你明天想工作吗？你可以自己选择。”
“呃……”我心里其实想偷懒，可是刚到这里，总不能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我只能回答说，“如果有什么活儿要做，我可以先试试看。”
“好吧。”罗宾又开始剧烈地咳嗽，一边咳嗽一边不停地说“哦，上帝啊”，真怕他一口气顺不过来就晕厥过去。
“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罗宾英语口音也很重，他又总是咳嗽，我听他说话非常吃力，就想赶紧中断这个难受的聊天儿。
“好，那我去睡觉，晚饭时间见。”罗宾说完，上楼去了。我像一个刚刚看到家长出门上班的小孩一样，赶紧飞奔回房打开电脑，罗宾家有免费的Wi-Fi，我终于可以尽情上网了，这还不错。
至少，到目前为止，罗宾都算是一个挺好的人。
晚饭时间，罗宾从冰箱里拿出一大盒鸡翅放到微波炉里解冻，我问他：“罗宾，西餐通常怎么烹饪鸡翅呢？我想学做西餐。”
罗宾转头看了我一眼，耸耸肩：“你英语又不好，我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我突然无言以对，心中开始默默打鼓。原来，罗宾的古怪性格并非虚传，那接下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该死的眼镜，你快点来吧！你快把我给害死了！
9老头儿不可怕
罗宾是个非常抠门的老头儿，洗碗舍不得用水，房间舍不得开灯，连西红柿的叶子都舍不得扔掉，搞得我也不得不跟他一样小心翼翼，生怕自己某种无意识的浪费就莫名其妙地触动了他哪根敏感的神经。
为了缓和我们之间略显紧张的关系，我抢着帮他做晚饭。我知道罗宾其实是个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的人，因为他家随处可见许多带有浓烈中国特色的物件，比如青花瓷的盘子、钟馗的画像、印有大熊猫的首饰盒等。我在厨房里甚至见到了电饭锅，经过前些天在背包客栈的厨艺锻炼，为了投他所好，我颇有信心地跟罗宾说，我要做中国菜给他吃。
这一招儿似乎有些作用，他给我道了谢，说话也没有之前那么不耐烦了。在我没听懂的情况下，他都会自觉重复两三遍。
“我妻子去世之后，就没人给我做饭了。”罗宾跟我说。
“那你平时怎么吃？”我问他。
“我不太会烹饪，通常都是用水煮熟了，放些酱料进去吃。”罗宾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大包方便面，“或者就吃这个面条。”
好心酸啊！我都不忍心苛责他了：“那你有孩子吗？他们在哪里？”
“我没有亲生的孩子，只有一个领养的女儿。”罗宾将方便面放回柜子，到餐桌前坐下，“你看，那张照片是几年前我妻子抱着外孙拍的呢！”
我顺着罗宾的手指看过去，电视机上放着一张用相框装起来的照片，罗宾的妻子正低头温柔地望着怀中的婴儿，我很兴奋地说：“这是你女儿的小孩吗？恭喜你啊！你都做外公了！你外孙很可爱！”
“有什么好恭喜的？”罗宾的反应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中国的老人一旦说起自己的子孙都会兴高采烈地停不下来，而他却不一样。
为了不让罗宾以为我说话慢半拍，我都是说一句的同时想下句，等罗宾回应完毕我就马上脱口而出。我本来做好准备跟罗宾好好聊聊他外孙的情况，见他兴致不高，只好又硬生生地吞了回去。完了，这不会也是他的地雷吧？
“你妻子什么时候去世的？”我感觉罗宾说他妻子时的情绪似乎比较高，冷场了一段时间后，我把话题转移了过去。唉，寄人篱下的感觉真不好受！还得学会读心术，要是去Kerikeri的农场换宿，肯定不是这样。
“两年前，因为癌症。”罗宾十分惋惜地说道，然后他起身走到我旁边，观察我怎么做菜，他说他想学一学，以后可以做给自己吃。我突然可怜起这个长期独居的老头儿，原来他的古怪性格并非空穴来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由。
饭菜做得差不多了，罗宾接了一个电话，他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堆，我没太听明白，总之很不耐烦的样子。最后他说了句类似“你自己看着办吧”，就匆忙挂断了。
“出什么事了？”我端菜上桌，好奇地问罗宾。
“我女儿说，刚才房东通知她，说她现在住的那栋房子马上要被卖掉了，她得搬家。”罗宾将餐具拿出来一一摆好，“因为小时候我女儿的亲生母亲抛弃她，被我们领养，这让她心里有了阴影，讨厌搬家，所以她心情不好，刚才在电话里都哭了。”
“你需要去看看她吗？”我问。
“不了，她自己的事情她自己会处理。”罗宾在餐桌前就坐，并招呼我也坐下，“她17岁的时候怀孕，18岁生下我那个外孙，然后我和妻子就逼她搬出去了，我们希望她能独立生活，不要总是依赖父母。”
“她就一个人带着小孩生活吗？”西方的家庭关系跟我们真的太不一样了。
“她现在有个男朋友，跟他住在一起。”罗宾回答。
“那你不用去照顾外孙？”渐渐地，我跟罗宾的聊天越来越顺畅。他知道我什么词听得懂，什么词听不懂，会有意识地选择简单的句子慢慢跟我讲，而我也慢慢习惯了他的口音。
“通常不用。”罗宾回答，“我女儿叫我的时候我才去。”
“那你女儿住得远吗？”
“不远，开车只要五分钟。”
这样的家庭关系在东方社会简直不可思议，父女俩住得这么近，女儿不管年迈病重的父亲，父亲也不管未婚生子的女儿，淡漠得可怕。但在西方社会，这却再正常不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道理：父母和子女都是各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就应该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吗？随便打扰才是不合道理的吧？当我在东南亚国家旅行时，经常见到年轻的白人夫妻将襁褓中的婴儿带在身边到处游玩，却很少见到亚洲人这么做，因为亚洲的年轻父母都会理所当然地将小孩扔到他们的父母那里去。
“你女儿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哪里吗？”我又好奇地问了一个问题。
“知道。”罗宾点头，“不远，跟我们住同一区。”
“你女儿不会去找她？”
“为什么找她？她已经放弃抚养权，那就不是她女儿了。”
“她为什么要放弃？”
“因为她有严重的酒瘾和赌瘾，她拿不出钱来养女儿。”
“就这样？”
“对，就这样。”
我更糊涂了，关于西方的家庭关系，我越问越糊涂。
晚饭说是要做中国菜，可最后我自己也不知道做了个什么鬼东西出来，把鸡翅和一些速冻蔬菜放到一起乱炖，再加点蒜、姜、酱油的味道，糊弄罗宾差不多够了，于是他一边吃一边频频点头以示赞赏，让我很有成就感又很不好意思。
“谢谢你给我做了如此美味的晚饭。”吃完饭，罗宾执意不让我洗碗，叫我回了房间，而罗宾洗完碗后，又特意过来给我道谢并祝我晚安。
“真的不用谢。晚安，罗宾。”我郑重其事地回应道，罗宾在我心目中早就已经没那么可怕了。其实人和人的关系很简单，只要以诚相待，没有融化不了的坚冰。因为真诚的交流，我和罗宾的关系很快就进了一步。
“请问你是小顺吗？”我的手机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是新西兰的手机号码，而且用的是中文。我很纳闷，这肯定不是Luna。
“我是啊，请问你是？”我问。
“哦，我在网上看到你发的帖子，我现在也在奥克兰，我也是来打工旅行的。”神秘人回复道。
我这才想起来，前些天我在图书馆上网时发过一个约伴的帖子，并留了手机号码，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人跟我联系。在这异国他乡，突然收到同胞的短信，多少还是有些激动。她叫小鱼，从厦门来，比我晚两天到奥克兰，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现在孤苦伶仃地住在市区里的一间小黑屋里。
“你找工作了吗？”我问小鱼。
“之前找了一家咖啡馆的工作。”小鱼回答，“可是只做了两天，我因为水土不服拉肚子，然后就辞掉了。现在什么都没做，待着。”
“奥克兰工作好找吗？”我心想，看来不是所有来打工旅行的人都在激情四射地辛勤工作赚钱，至少我目前遇到的都不是，心里也就平衡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