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纤雨，几醉使君筵，范仲淹对花入酒，且倾句，浮生如梦，对酌一杯，醉一场也好。樱花归处，芳菲轻舞。惜别阶前月，屈旧指，倚栏数，何处相思苦。
紫帘玉钩寒风峭，金簪翠钗玉颜娇，范仲淹久滞边地，又逢落花怨良宵。绣枕泪痕交，团圆鸳梦少。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范仲淹如何被毁誉
范仲淹的诗风傲骨被世代传诵，历代的文史学家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然而，最近网上传言范仲淹风流成性与妓女甄金莲有染，后嫁给范仲淹为如夫人。并有人为此深挖撰文，大有一种置范仲淹于死地的架势。范仲淹真的风流吗？如夫人又是何许人？
难道范仲淹是真的风流吗？范仲淹的风流是史册上的风流千古！他一生浩然正气，幼时发奋读书，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留下不少佳话。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广为传颂，不知道激励了历朝历代多少青年学子啊，闪耀的思想光芒更可见范仲淹的人品。可偏偏就有人在这名句上做文章，说范仲淹清名的背后，如何如何风流成性，抓住甄金莲的出身不放。
先从妓女甄金莲说起，她本出生于书香家庭，因父母双亡被叔父卖入鄱阳的妓院，她的人生从此改变了。一个十岁的姑娘，在古代正是将要谈论婚嫁的年龄，望着青楼上下莺歌燕舞，甄金莲似乎有点绝望了，可是她不甘心。甄金莲从小受父母影响，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以绘画较有造诣，能以手指作画，被称作鄱阳城一奇。
这样的一位色艺俱佳的女子，老鸨出的价钱也高，叔父所得的这笔钱，足以够他养老的了。甄金莲想想叔父也很可怜，也不再恨他了，还是在自己的技艺上下功夫吧，争取将来能出人头地。在古代，妓女的行业是有所区分的，歌舞伎并不是靠肉体赚钱，而是靠自身的才艺来养活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如同今天的娱乐界，况且甄金莲洁身自好，卖艺不卖身，与范仲淹洞房花烛时还是处女身。试问，说范仲淹与妓女有染风流成性，此话从何而来？
范仲淹与甄金莲的结合，是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当甄金莲的名声越来越响，范仲淹也想见见这位以指作画的奇女，于是乔装打扮来到妓院，与甄金莲会面。甄金莲的才华确实不俗，范仲淹被震撼了，二人吟诗作赋很是欢愉。后来范仲淹索性将甄金莲请到家中，让她安心作画，一段恋情就此上演了，才子配佳人应该说是天作之合。就这样，少年因诗才而成名的她，自从偶遇范仲淹后，一夜成了名，成为妓院里的头牌。
后来，范仲淹调到外地做官，念念不忘甄金莲，甄金莲也有情有义，一直在等着他并未嫁。在漫长的等待中，她不为钱财所动，为范仲淹守身如玉。爱情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两地分离不得相见的滋味很痛苦，范仲淹决定将甄金莲娶进家门，可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范仲淹已经有了正室，众人问范仲淹：该怎么称呼甄金莲呢？范仲淹说：就叫她“如夫人”吧。意思就是说如同夫人一样看待，并没有视甄金莲为妾。“如夫人”之说就这样流传下来。
两情相悦，何罪之有？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思想苍生可见，处理家事也是适当得体，哪来的风流成性可言？
志在投秦名非霸越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苏州市）。五代时，范仲淹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北宋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官宦家庭出生，时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
宋仁宗一朝人才济济，欧阳修、韩琦、富弼、文彦博、梅尧臣、种世衡、包拯等，都是当时的良臣名将，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也是在仁宗一朝走上仕途的。所以后来苏轼赞道：“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平常人家攒钱，书香门第攒书（“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唯一经”），而帝王之家，要“攒”人才，宋仁宗时“攒”下的人才家当，够宋朝皇帝三代用的了。
在如此众多的名臣之中，最受人称赞的却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这样文武兼通、德才兼备、千百年间才出一个的人物是谁呢？他就是北宋名家范仲淹。
说起范仲淹，立刻与之呼应的便是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是众所周知的名言。范仲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的作为，确实无愧于这两句话。
范仲淹一生，堪称楷模。比如他“断齑划粥”苦学不辍的故事。范仲淹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所谓“断齑划粥”，是说范仲淹少年苦读时，每天煮一锅粥吃。粥凉之后，会凝成一大块。范仲淹就在粥上划上两刀，分成四块，每顿饭就是两块粥伴着几根咸菜，这样既省钱又省时间。
淳化元年（990年），父亲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
直到二十三岁时，偶然的一次口角，才让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世。范仲淹非常俭朴，但朱家的兄弟却大吃大喝，花钱如流水。范仲淹看不过去，就以兄长的身份来劝止。结果这“猪兄猪弟们”白着眼说：“我自用朱氏钱，干你鸟事？”范仲淹何等聪明，一听就觉得话中有话，于是设法打听，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那是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马上收拾行装，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独自前往应天府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
范仲淹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他心无旁骛，有一天，真宗皇帝御驾亲临应天府，一时间人山人海，书院里谁还在“上课”啊？大家都挤到街上去看皇帝了。结果范仲淹却纹丝不动，还是看他的书。别人劝道：“得见真龙天子，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你怎么就不去呢？”范仲淹微微一笑说：“以后见也不晚”。
果然，没有挤着去看热闹的范仲淹，第二年就金榜高中，在赐予新科进士的御宴上，大大方方地近距离见到了真宗皇帝。
那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此时的范仲淹算得上功成名就，已有荣耀无限的朝廷俸禄，他从朱家接回了母亲。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也有一种说法是，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才更过名来。
复姓归宗的范仲淹有一联，非常值得叹赏：“志在投秦，入境遂称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陶朱”。
这里用了两个典故，上联是说战国时的范睢，因逃难到秦国，改名为张禄，后来他成为秦国丞相，提出“远交近攻”等谋略，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而“陶朱”指和西施泛舟五湖的范蠡。他助越王灭吴后，弃政从商，隐姓埋名，世称“陶朱公”。这两位都是历史上更名换姓的人，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大腕人物，还恰好都姓范，所以大家激赏不已，传诵一时，目为奇文。饱读诗书、博古通今的范仲淹把自己当“拖油瓶”这件大不光彩的事，引经据典这么一说，化耻为荣，和史书中的大人物范睢、范蠡同列了。
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应天府。
时晏殊为商丘应天府书院南京留守（治今商丘）、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三黜三光
好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书生，做官后就拚命享乐，好把当年十年寒窗的辛苦补回来，连动笔修史时也要美女持烛侍酒的宋祁，在其兄长劝他不要过于奢侈时，就说：“我们当年吃咸菜稀粥，为了什么啊？不就是为了今天的享受吗？”而范仲淹却并不这样。
他的刚正在此次便开始显现。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他屡次上书，直谏最高统治者。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范仲淹当时只是个小小的秘阁校理，负责在皇家图书馆抄抄写写的活儿，居然敢上书让太后还政。好在他遇上的不是武则天，想一想真让人汗流浃背。如果范仲淹此时就被诛杀，也就不会有《岳阳楼记》了，我们今天只能在史书上看到这样寥寥几字：“天圣七年，秘阁校理范仲淹上表忤章献太后，下狱死”。
尽管没杀头，他还是被贬出京，在地方沉寂了三年。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却依然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
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此后，范仲淹继续挺身而出，力谏仁宗。这就是伏阁请对。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
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为睦州知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并指责宰相结党营私。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这不啻于捅了官场的“马蜂窝”，宰相的大批党羽疯狂反噬，诬蔑范仲淹离间君臣，吕夷简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据说，范仲淹第一次被贬出京，朋友们安慰他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第二次被贬，朋友又说：“范君此行，愈为光耀”；第三次则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范仲淹听了苦笑道：“仲淹前后三光矣”。这就是范仲淹“三黜三光”的故事。所以也有人称范仲淹为“三光大臣”，不过这个名字不太好听。
范仲淹的行为，有人恶毒地攻击道：“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用时下的表达方式，就是说范仲淹不是为了坚持忠义，只是为了哗众取宠，炒作自己罢了。
范仲淹这样的做法，在精通官场哲学的人看来，简直是愚不可及。宋代官员的侍遇异常优厚，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钱12万文，算起来至少合现在一个月6万多的工资，而且还有公用钱（相当于现在的招待费）使用，官职高的，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宋代还在风景名胜之地，修建了“干休所”，让高官们免费疗养，这些都是公开的享受，其他的“灰色收入”更不必说。所以，在宋代当官，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是没问题的。同为仁宗年间进士的王珪，才略远不及范仲淹，但后来竟熬到了宰相之位。这人“好”就“好”在不惹事，不“折腾”，毫无主见。史书中讥为只知“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的“三旨相公”。如果范仲淹稍稍收敛一点锋芒，以他的才干，坐上百官之首的相位也并非难事。但是，这不符合砥砺名节、惟道为行的范公性格！
范仲淹并不傻，他知道直言进谏的后果，他自己写过：“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然而，明知进谏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他却毫不退缩，一次次的“惹事生非”，在后人看来岂不是太不明智了？
范仲淹早就料道后人会这样想，所以他在诗中写道：“岂独世所非，千载成迂阔”，意思是不仅当世人看不惯我的做法，千年后的人也会笑我迂腐！但多几个范仲淹这样的人，是社稷之福，也是苍生之福！
治国重在治吏，范仲淹后来任枢密副使（副宰相）时，曾将一些无德无能、尸位素餐的庸官贪官尽数罢职。同事富弼看范仲淹大笔一挥，勾掉一大片官员的名字，觉得下手太“狠”，就劝道：“你这轻轻一勾，可就让这个官一大家子人哭天喊地啊！”范仲淹说，罢了这样的官，只是一家哭，而如果不罢他，一州（宋代称为路）的百姓可都要哭啊（“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然而，范仲淹却并非是那种铁石心肠、草管人命的酷吏。起义军张海过高邮境内，当地长官晁仲约见抵挡不住，就令百姓献牛肉美酒，张海心下喜欢，就没有杀掠人民。这件事朝庭得知，富弼等建议按通匪罪斩杀晁仲约。而范仲淹却坚决反对，他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轻败坏！他日主上手滑，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由此可见，范仲淹内心是仁慈的，他心有大爱，关心百姓的疾苦，尊重生命的价值。
范仲淹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纯仁、纯粹、纯礼，其实正代表了他一生所奉行的品格。而他写给汉代高士严光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几句赞语，我们用在他自己身上，又是何等的恰当！范仲淹这种光风霁月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羌管悠悠霜满地
范仲淹的诗词文赋，虽然在数量上远不及同时代的晏殊、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但他却开宋词豪放派先河，早于苏轼、辛弃疾等，唱出宋词中铿锵雄健的词调来：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一阙《渔家傲》，我们太熟悉了，然而，好多人对于这首词的理解，并不是十分透彻。正像有些天天见面的人，只是脸熟，但他的内心世界，却并不了解。
首先，这一首词是宋代最早的豪放词，它突破了春恨秋悲、卿卿我我的篱藩，丝毫不带闺阁脂粉的气味，这样的词以前是没人写过的。所以，在当时还被欧阳修讥笑过，称其为“穷塞主之词”。嫌这首词太悲凉，甚至有些沮丧。看来，没有在边关的生活经历，欧阳修无法理解范仲淹的心情。当时西夏兵马强悍，宋军屡战屡败，勉强支撑。所谓“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其实只不过是宋朝为自己鼓劲的宣传词。宋军人数虽多，但战斗力极弱，和人家“西贼”交战，每每惨败。韩琦曾笑话范仲淹过于慎重，说什么为将用兵，要将“胜负置于度外”，结果仓促进兵的韩琦惨败于好水川，兵败而回时，阵亡将士父兄妻子几千人号哭震天，范仲淹叹道：“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
所以，词中的凄怆悲凉心境，是和当时的战况相关联的。格调是有些凄凉，然而，范仲淹却绝对不想逃避和放弃，他如果这样做了，又置整个大宋的百姓子民于何地？
满地寒霜的塞上，将军的白发、征夫的血泪，支撑着大宋的西北半壁，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范仲淹修筑关隘，提拔将才，训练士卒，不数年间，边事渐趋平定，狄青、种世衡等一系列宋军将星也冉冉升起。
终北宋之世，西夏边境没有成为宋朝的致命伤口，范仲淹可谓功不可没！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七月，范仲淹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请知延州，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境开支。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固守郦延，以军威恩信招纳西羌归附（时羌族为元昊向导，为其所用），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二月，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
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
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大宋。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九千四百余人（定川寨之战）。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率领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
范仲淹作将领，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元昊向北宋称臣（庆历和议），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
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范仲淹这首《剔银灯》词，如果只是凭写作风格猜一下作者，恐怕多半要往苏轼、辛弃疾二人身上想。的确，这太像他们的风格了。这“酒酣耳热说文章”式格调，后来在苏辛的集子里一抓一大把，但是在范仲淹之前的词人集里，却是没有的。这足以说明，范仲淹对于开拓词的境界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如果词的风格也可以申请专利的话，他非常有资格成为豪放派词风的专利人。品味这首词，我们会感慨，范仲淹也有意志消沉的时候，而文人们的“精神后花园”往往是在诗和词里。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遂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
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范仲淹针对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
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有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升为户部侍郎，调往青州，因冬寒病重，求为颍州。
皇祐四年（1052年），调任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谧文正，追封楚国公。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并非是那种刻板木讷、无情无趣的腐儒。他这两首小词，非有情人不能为之：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御街行
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
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这两首词，婉约却并不软媚，透出澄净清爽的情怀；缠绵却并不低佪，有着高远旷达的境界。不但在北宋当时软红轻翠的词坛中别具一格，放在历代词人的佳作里相较，也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仔细品味，这“碧云天、黄叶地”，是何等寥廓清幽的景象？这“天淡银河垂地”、“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又是何等空阔悠远的情致？这样的字句，和盛唐人的胸怀庶几无异。同范公相比，柳永的词多数是在床上打滚，晏殊也不过是“小园香径”、“梨花院落”里徘徊罢了！只有等苏轼写出“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这样的句子，才可一比。
而且，这两首词的格调并非是一味地狂洋奔放，像“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的句子，可谓情深之极，又何曾输给那些莺莺燕燕、牵牵挽挽的清词丽句？李清照的那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广为后人传诵，岂不知全是由范仲淹这一句中化出的。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范仲淹想象成一位迂腐腾腾、木像泥胎的人。
史上，人们给以范仲淹特别高的评价，“才其量其忠，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其实，范仲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欢袒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他也发过牢骚：“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宋人吴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官妓中有一位小歌妓小鬟，范仲淹颇为看中。后来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因小鬟年纪太小，不便携行，就给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诗（《怀庆朔堂》），在诗中说道：“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魏介心领神会，就把小鬟买来转送范仲淹。
南宋姚宽还记载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并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明人朱有炖据此改编为杂剧《甄月娥春风庆朔堂》，剧前引言亦详述此事。从中，足以看出，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旧时有“忠厚传家久”之语，从范仲淹后代子孙的经历看，确实如此。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是仁义无双的才士，次子范纯仁官至宰相，仕途显达，胜似乃父。范公家世绵泽，直到数百年之后。《樵书》中记载，有一位叫范希荣的，是范家后裔，乘舟时遇到强盗打劫，当强盗头目听说他是范公后代时，不但饶他性命，还勒令同伙不得妄取舟中一毫财物。
还有，明代一个叫范文从的官员触怒了朱元璋，被下狱论死。然而，当朱元璋复审案卷，得知他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孙后，就下旨饶他五次不死。并御笔写了“先天下之忧所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句，赐给范文丛。明代狂人李贽，一贯离经叛道，最恨道学伪善之辈，但对真正的仁人范仲淹却由衷地佩服，他曾说：“范公何尝死也？宋亡，范公终不亡耳！”
是的，范仲淹的精神是不会死的，“先天下之忧所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铭句，为世人树立了景仰万世的高标。最后，借北宋名臣韩琦之语来评价范公的一生：
高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
陌上云晴处，日暖葵花倾慕。取心向光辉，恰如范仲淹人品，香风动，影归路，报得颜色舞。
蕙圃兰亭如昨，范公高洁清影，超凡尘，自风流，范仲淹如菊，把酒东篱未久，金蕊独迎枝瘦。傲骨泛流霞，三径里，香如旧，且共风盈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