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张骞功劳很大，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张骞长期操劳，又加上年纪大了，所以从乌孙回来后一年就死了。但是，由于他开辟了“丝绸之路”，汉朝和西亚、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极大地发展了。以前，中原并没有葡萄、胡萝卜、核桃、石榴等好吃的东西，这些都是从西域传过来的，而我们的丝绸、铁器和一些生产经验也传到了西域。从此，汉族和西域人民就像一家人一样，互相交流，互相帮助，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用人点拨“张骞出使西域”后人常常把它看作是与西域互通来往的先河，然而却很少注意张骞带领的这一百人组成的使者团是在竞争和招募的方式下选拔出来的，正是这样的选拔机遇，促使这批勇士不惜赴汤蹈火，深入大漠，闯入迷宫，历经千辛万苦，方才探索出一条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作西域精神，它召唤的就是那些不甘于碌碌无为，而试图踏上一条大丈夫冒险的异域征程，应征者不是不知道这次招募意味着一旦踏上，则有一去不复返的可能，但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就是因为他们把这次招募视为命运的转折点、国策的一部分，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是使命的力量。
所以，“张骞出使西域”更多的是这次应招对于个人、国家的传奇色彩，张骞不妨作为传奇的注脚，它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还要不同，后者倾向于谋利，前者则是纯粹的试勇，是传奇的动人所在。这里的用意无非是提醒择才者不要把招聘、招募、悬赏庸俗化，要知道格调高的招募、，是对企业有深远意义的大转机，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呼唤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之才；而格调低的招募、招聘，则是动不动就以招聘、取经来维系企业的形象，不管是人才的输入还是输出，却发现围绕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敷衍岂不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呢？！
后来居上
汉武帝时，朝中有三位有名的臣子，分别叫汲黯、公孙弘和张汤。这三个人虽然同时在汉武帝手下为臣，但他们的情况却很不一样。
汲黯进京供职时，资历已经很深且官职也已经很高了，而当时的公孙弘和张汤两个人还只不过是个小官，职位低得可怜。可是由于他们为人正直，处世灵活，方法得当，加上政绩显著，因此，公孙弘和张汤都一步一步地被提拔起来，直到公孙弘封了侯又拜为相国，张汤也升到了御史大夫，两人官职都排在汲黯之上了。
汲黯这个人原本业绩就不及公孙弘、张汤，可他又偏偏心胸狭窄，眼看那两位过去远在自己之下的小官都已官居高位，心里很不服气，总想要找个机会跟皇帝评评这个理。
有一天散朝后，文武大臣们陆续退去，汉武帝漫步踱出宫，正朝着通往御花园的花径走去。汲黯赶紧趋步上前，对汉武帝说：“陛下，有句话想说给您听，不知是否感兴趣？”
汉武帝回过身停下，说：“不知是何事，不妨说来听听。”
汲黯说：“皇上您见过农人堆积柴草吗？他们总是把先搬来的柴草铺在底层，后搬来的反而放在上面，您不觉得那先搬来的柴草太委屈了吗？”
汉武帝有些不屑地看看汲黯说：“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汲黯说：“你看，公孙弘、张汤那些小官，论资历论基础都在我之后，可现在他们却一个个后来居上，职位都比我高多了，皇上您提拔官吏不是正和那堆放柴草的农人一样吗？”
几乎话说得汉武帝很不高兴，他觉得汲黯如此简单、片面地看问题，是不通情理的。他本想贬斥汲黯，便只好压住火气，什么也没说，拂袖而去。此后，汉武帝对汲黯更是置之不理，他的官职也只好原地踏步了。用人点拨传统观念中，论资排辈心理严重影响着领导的决策和管理。一些领导者根据下属的资历、年龄、身份等进行排序，资历高的人永远高高在上，享有特权，资历低的人什么事情都要往后排，所谓的“元老”成为权威的象征。领导在提拔人时都以资历为标准，而不是以才能为标准。
后来者居上，大胆地迈出了领导用人新标准的改革和尝试，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能者居上，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汲黯认为提拔人才一定要论资排辈，反对后来者居上，是不可取的。当今时代，领导者要树立良好的心理素质，任人唯贤，排除论资排辈心理。
汉昭帝信任霍光
汉武帝死后，昭帝即位。昭帝名刘弗陵，在位１３年。刘弗陵继位时年仅八岁，遵照武帝遗诏，由霍光辅政，故“政事一决于光”。因霍光大权独揽，与很多大臣结怨。
左将军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不和，多次设法陷害霍光。
有一次，霍光外出检阅御林军，后又把一个校尉叫到大将军府。上官桀趁机让心腹模仿燕王的口吻和笔记，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派人乔装打扮送进宫里。
当时汉昭帝年仅１４岁，他接到这封自称是燕王写来的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据闻大将军霍光外出检阅御林军，居然坐着和皇帝一样的车子，而后又自作主张，擅自调用校尉，可见他心有异志。我担心他会对皇上不利，燕王愿意亲自到京城来，保卫皇帝。
昭帝看罢，沉思良久，把信放在一旁。
第二天早朝，霍光听说燕王上书告他，心里很是害怕，于是躲在偏殿的画室里等待发落。昭帝临朝时，不见霍光，便问道：“大将军为何没来上朝？”
上官桀赶紧趋前一步回答：“启禀大王，我想霍将军不可能是因为被燕王告发，不敢入朝了吧？”
“哦，果真如此？去请霍将军上朝。”“是，”一名小太监到偏殿去请霍光。
霍光走上大殿，赶紧摘下帽子，伏在地上向昭帝请罪，却听见昭帝和颜悦色地说：“大将军请起来戴上帽子，朕知道你没有罪，是有人故意要陷害于你。”
霍光问道：“陛下明察，可是您怎么知道的呢？”
昭帝说：“大将军检阅御林军的地点离京城不远，调用校尉也是最近的事，加起来不到十天的工夫，燕王远在千里之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再说，王知道了，马上派人来上书，也来不及赶到这里。如果大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调一个校尉。我看，写这封信的人才是别有用心。”
霍光和其余大臣听了，都很佩服这位少年皇帝的聪明伶俐。而上官桀则是不敢乱发一言。
不久，上官桀、桑弘羊密谋谋杀霍光，废掉昭帝，霍光侦知这一阴谋后奏告昭帝，昭帝立即起兵以谋反罪诛杀桑弘羊、上官桀等，避免了一场政变。而这时昭帝年仅１４岁，能够成功地处理此事，颇让人称道。后人评价说：“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高祖、文、景俱不如也。”
用人点拨
出于对霍光的信任，汉昭帝年纪轻轻就通过自己的洞察力，洞悉了阴谋后面的事实真相，以自己的智慧挫败了上官桀浑水摸鱼的计谋，保全了忠诚的下属，也避免了一场内乱。
信任是择才的主基调，用人单位选拔人才，首先就是出于对人才的信任。领导对下属的信任感构成知人和用人的核心，不信任下属，一旦有什么谗言和诽谤，不是开除就是撤职，这样的做法不能不说一开始就是择人的不慎重，慎重择才，才能知人识人，才会洞察真相，识破假象。
王莽兴学招贤才王莽做大司马时，非常重视文教，他试图通过宣扬文教，以达到整顿朝政的目的。，他向汉哀帝推荐了品行端正，具有较高才能的刘歆，汉哀帝便让刘歆做了光禄大夫，吩咐他继承其父刘向的事业，搜集古往今来各种书籍编辑成一部丛书，从而推行儒家思想。
汉平帝执政后，王莽做了国丈。为了搜罗人才，培养忠于朝廷的儒生，宣传维护封建道德规范的儒学，王莽在京师里设置了最高级学校，对那些老师和弟子也给予优厚的待遇，给他们盖了房子达１０００多间。另外，凡是有一技之长或有一种专门学问的人都可以得到录用。因此，前前后后约有１０００多人来投奔王莽，这些学者在王莽手下集中精力研究经学、礼学、音乐、天文、兵法、历史、古书、文学等各门学问。当时，正赶上黄河泛滥，王莽先在这些学者中征求会治水的人才，向他们求教能不能使黄河不泛滥的办法和措施，结果这些文人都没有治水的本领，只能“望洋兴叹”，毫无办法。王莽又从全国各地征求会治水的人才，应征的人员达到１００多位。经过他们的努力，很快解决了黄河泛滥的问题。这样，王莽把全国各地有知识、有技术、有专长、有才能的人选拔了一大批，并予以重用，使他们各尽其才。此举既为国家搜罗了大批人才，又使有才之士得到了施展才能的场所与机会，为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王莽做了新朝的皇帝后，为了利用知名人士的名望抬高自己，同时达到安抚人心的目的，他继续想方设法招收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和人才。他听说儒生袭胜十分，人们也很崇敬他，王莽就派遣使者带着厚礼去聘请他。听说薛方是个有名之士，他也派人用最讲究的车马去迎接他。虽然这两个人最终都没有为王莽服务，但王莽礼贤下士、谦虚待人的名声却由此而传扬四方。用人点拨王莽虽然有篡权的恶名，不过治理国家他倒是驾轻就熟、能力非常。从他兴学招贤才的教育路线就可以看出他的择才观，志在建设养、训、用为一体的人才学校，王莽就好像是大学校长，既为国家提供庞大的人才库，又按照国家需要及时发展新型人才、扩大人才队伍。比如除了文化方面的人才，又用招生的方式开设了新的治水专业，发达的专业门类，为择才创设了自由、对口的便利。
王莽通过教育事业来辅助择才是很有现代意识的，实践了“教育是人才之本”
的人才国策，与现代企业办学校有异曲同工之处。企业拥有一批自己理想的人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有些企业都开设了类似于学校的企业文化培训，用这种培训班的方式选拔出已经打上企业思维烙印的理想人员，既塑造了品牌效应，又生产了为己所用的人才队伍。择才的教育路线贯彻了人才的“自产自用”理念，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千秋大计。
班固班昭著《汉书》
班固、班昭是兄妹俩，他们的父亲是东汉时期的班彪。班彪文才出众，开始的时候，在刘玄手下做个文职小官，后来刘玄被灭，跟随了窦融，窦融非常欣赏他。光武帝统一全国，封班彪为徐县县令。
班彪做了县令之后，仍是笔耕不辍，废寝忘食，一面教自己的子女读书，一面自己写史书，班彪很想让后人从史书中吸取经验教训，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
班彪计划写一部前汉时期的作品，但是没有完成自己的理想，便去世了。
班固是班彪之子，非常爱好写作，而且文采也相当出众。他从小深受父亲的教诲，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学家。但父亲没有写完就逝世了。临终之前，还对班固再三叮嘱：“儿啊，一定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写完这部史书，留给后人，让后人受到启发，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班固没有忘记父亲的话，子承父业，开始了漫长的创作。
班固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数日闭门不出，可是有些人却四处造谣，说班固私改国史。
永平五年，班固写史书已达１０年，而外边的谣言也传到了明帝刘庄耳里。一听说有人私改国史，十分生气，便立即下令，将其逮捕。
刘庄得知写史书之人是班固。先帝时期，他父亲班彪就因为文采出众而闻名天下，以后做了县令。虽然是私改国史，刘庄也想看看班固的文采如何，抄来的手稿交上来之后，他一读，便被此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文章不仅写得好，而且观点鲜明，丝毫没有篡改国史，而且有许多篇章都是在歌颂汉室业绩的。
正当明帝专心致志地读此书时，班固的弟弟班超托人奏疏，为哥哥申冤。奏疏中写道：“哥哥班固绝没有私改国史，只是编写史书，让后人了解历史，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明帝一看班超的奏疏，措辞恳切，而且软中带硬，十分有力。特意召见班超，明帝一见班超，就被班超的英雄气概、谈吐举止、博学广识所深深吸引。答应立刻放了班固，而且给了班家一些钱财，支持他们继续写下去。
可后来，明帝又后悔了，他想把班固留在宫中，便又召班固进殿，让他当了兰台令史。没不久，就提升为典校秘书郎，在后汉宫廷藏书处工作。
班固做了典校秘书郎后，真是如鱼得水，许多查不到的史料在藏书处都找到了，这为他完成这部史书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日以继夜，一刻不肯停下来，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去评史论今，引发人们思考历史，把握现在。
明帝死后，章帝继位。章帝也很器重班固。可是班固的母亲去世了，班固是孝子，辞官归乡服丧。
回到家中，将母亲埋葬完毕，为母亲穿孝百天。可就在这时，北匈奴和汉朝又发生了战事，大将窦宪主动请战出兵，和帝年龄尚小，大权掌握在窦太后手中，所以答应窦宪出兵攻打北匈奴。窦宪非常欣赏班固，所以对班固十分尊敬，二人的关系也很好。窦宪急需用人，便召班固回京。大敌当前，班固身穿丧服来到军营中，做了中扩军，为窦宪出谋划策。在二人的密切合作下，大败北匈奴，从此我国北方边境才算彻底安定下来。
班固大胜而归，又辞官回到了家中，潜心著书。这一写就是２０年，在这２０年中，他写完了《汉书》的大部分，各章节提纲都已编好了。
公元９２年，年轻的和帝和郑众密谋杀死了想夺权的窦宪，窦家的势力基本被消灭。和帝仍不放心，到处搜捕窦宪的爪牙。有许多人都因此事而无辜受牵连，班固就是其中一个。
班固在家中一心一意著书，对朝廷之事不闻不问，但是还没有逃过这次大劫。
洛阳令种竞和窦宪有仇，一看窦宪已死，便凶狠地对待窦宪的家人和亲戚朋友。种竞下令对班固严刑拷打，班固始终一言不发，他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但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用一生心血换来的《汉书》还没有完成。
公元９２年，班固由于在狱中受尽折磨拷打，再加上心情沉闷，最后死在狱中，终年６１岁。这位著名的史学家带着终生遗憾在狱中含恨而死。
《汉书》虽未著完，但在民间却广泛传抄，后来传到了和帝手中。和帝读完，十分佩服班固的文采。，作者就被洛阳令折磨死了。
和帝觉得十分惋惜，心中十分怨恨种竞，派人将其抓捕。和帝心里清楚，就是杀了种竞，也无法挽回了。
正当和帝为此事而伤心之际，和帝的亲信郑众对和帝说：“陛下，您不必伤心，我推荐一人可以继写此书，，她从小熟读诗书，班固著书之时，她也时常帮助查找资料，我想她一定能写完此书。”
和帝一听，十分高兴，立即下诏，让班昭进宫。
班昭从小聪明好学，文采也十分出众，班固写史书时，她经常帮助哥哥查找资料。她也想完成哥哥没有完成的事业，便答应了和帝住进东观，潜心研究汉史。
由于班固已有提纲，所以班昭便有了大体方向，但具体史实，还得查阅大量资料，整日伏案疾书。几年眨眼过去了，班昭这位史学巾帼终于完成了哥哥的遗嘱，但这部《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书。
和帝看完《汉书》后，非常满意，下令传抄，收藏在东观和兰台。和帝对班昭的精神也非常满意，赏给她许多财宝，但班昭没有接受。
班昭在宫中也深受别人尊重。经常教皇后和贵人学习，也深受她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