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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识人篇(17)

从此,足智多谋的范文程日益受到皇太极的器重和宠信。清崇德元年,文馆改为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成为皇太极身边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在满族政权建设,以及招降明朝官员方面,范文程表现了他的独特才干。而皇太极也更加器重范文程,并充分发挥他的才干。每当官员议政,拿出方案,皇太极总要问:“范章京知否?”每当朝臣们议政不决,皇太极总是提醒他们:“何不与范章京议之?”凡是经范文程参与议决的事情,皇太极总是毫不犹豫地签署批准。范文程有病,皇太极则令对重大问题的处理“待范章京病已裁决”。清与各国交往的重要文书,几乎都由范文程起草。,皇太极还要审看一遍,,凡经范文程之手的文件,皇太极“乃不复详审,曰:‘汝当无谬也’。”

皇太极晚年,随着权力的集中,性格也愈加暴躁,许多亲王、大臣动辄得咎,或被削职,或被罢官,而对范文程则始终宠信不衰。每次召见,都要与之深入讨教,征求意见。范文程已成为皇太极身边的重要决策人物。

皇太极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汉族知识分子身上。在位期间,他任用了范文程、高鸿中、鲍承先、张存仁、马光远、石廷柱等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同时,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发挥汉人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将汉人另编成汉军八旗,而且对其中的杰出人物委以重任,甚至参与机务。

用人点拨

人们可以从皇太极对范文程的信任与重用,看到他大胆使用汉人的勇气和魄力。正是有了范文程这样一批汉族知识分子,清政权的建设才逐步走上正轨,国力才日渐强盛,从偏居一隅的地方政权发展成为代明而立的强大势力。可以说,在清王朝建立的过程中,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而皇太极大胆使用汉人则是他们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敢于超越常规,打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以开放的心态另辟蹊径,大胆使用人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是信息社会识别和引用人才的关键所在。

康熙识人重才更重德

康熙亲政之初,多次与担任讲官的大学士讨论用人问题。康熙皇帝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知人难,用人不易”。他认为,有许多情况使统治者知人难:一是许多官员言行不一,许多下属为了讨好皇帝,常常投其所好,增加了知人的难度。二是许多官员不能洁身自好而顾及私情,举贤任能时荐举的都是平素往来交好的人,而不管其是否有操守。三是在世风浇薄、“人皆不能自爱”的情况下,寻求廉洁从政之人更难。四是许多官员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廉洁,有的人当小官的时候表现不错,但得志之后就变质了,要选到一贯表现好的人才也难。五是身为一国之主,处在深宫,不可能对每个人当面识别。因此,康熙皇帝在执政期间,始终强调用人不可不。

康熙十一年八月,19岁的他让自己的侍讲官、大学士熊赐履谈论对用人方面的见解。熊赐履说:“德行的标准是统一的,而才气则各有各的要求,难以一概而论。对人的使用要根据各自的特长,择其优势而用,不可求全,完人是没有的。”

康熙十分赞同熊赐履的这一观点。过了几天,他又对人谈起这个问题,又让熊赐履讲讲什么叫做“有治人无治法”。熊赐履说道:“什么法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找到了合适的人,让其按法而治,就可以达到目的;人找错了,法规策划得再好,也难以完成。皇上只要留心,得到了合适的人,政治上的事就不用发愁了。看人能力的大小不可仅从其外貌上去判断。”

康熙也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自己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先观人心术,其次再看其才学。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即使有才学又有何用。他认为虽然知人很难,用人也不易,但是为治之道,全在于此。如果不尽心,人才是不可得的。

熊赐履见皇上的观点与他基本一致,抓住了用人之道的关键,十分高兴地夸赞说:“才有大小,学有深浅。朝廷因才器使,难拘一格。诚实正直,人之根本。”

从此,康熙在任用提拔官吏上十分慎重,始终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重的选人标准。正因为如此,他也才能做到坚持不懈地抚清、惩贪、整饬吏治。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康熙让汤斌、达哈塔、耿介等一些有名望的老臣做皇太子的老师,请他们严格要求,教授皇太子知书明理。汤斌老先生也许过分激动,当场说了些过分赞扬康熙的话,说:“皇上豫教元良,旷古所无,即尧舜之莫及。”这话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吹捧得有失分寸,是简朴务实的皇上所不爱听的,因此立即受到康熙的严厉批评:“大凡奏对贵于诚实,尔此言皆系逢迎之语。今实非尧舜之世,朕亦非尧舜之君,尔遂出远过尧舜,其中心之诚然?大凡人之言行,务期表里合一,若内外不符,实非人类。”

从康熙的话里不难看出他是生了气的:人贵在诚实,说这些讨好谄媚的话没什么用。当今还称不上尧舜之世,我也算不上是尧舜那样的贤圣皇上。你说比尧舜还好,是你的心里话吗?人的言行应当表里如一,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两回事,还算是人吗?

胤扔是康熙的嫡长子,1岁时便立为太子。长大成人后,其仪表、学问、才能都较为可观,但他行事乖谬,不仁不孝。康熙皇帝认为不能把天下托付给此人,便含泪把他废为庶人。康熙皇帝还能正确地、辩证地对待某个官员,他以晋代的张华为例告诫大家,说张华以才学而知名,但他后来蔑弃典礼,所学又有何用?因此康熙坚持“必才德兼优为准”。

用人点拨

所谓心术,就是心地、居心,属于思想道德范畴,这是用人的首要标准。康熙认为,有才无德者不如有德无才者。有才无德者足以败事,而且才越高败事越严重;而有德无才者能守本分,不生弊端,大不了于事无补,断不至于造成损失。

当今有些领导者重才轻德,一味重用“能人”,而置德操于不顾,这就难免有人倚才为恶。我们当然赞成“能人战略”,但“能人”的标准应该是德才兼备,而不是让品德不好的人窃居高位,这应该是“能人战略”的本义。

康熙南巡考察于成龙

富庶的江南,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织造业、运输业、商业都很发达。因此,江宁知府的位置,历来被看作是个肥缺。即使是京官外放,若被皇上点了江宁知府,那也会欣然赴任。也正因如此,江宁知府很容易犯贪污腐败的毛病,。康熙年间,从民间流传到州府的文书都说江宁知府于成龙是个难得的清官,把江宁治理得政通人和。康熙皇帝听说后龙心大悦,便在一次南巡私访中细心考察。结果,江宁州府百姓都十分拥戴于成龙,都说他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康熙便亲自赏给于成龙手卷一轴,并且很快提升他为安徽按察使,给地方官树立了一个榜样。

于成龙毕竟是个四品知府,受皇帝钦点提升还算是理所应当,而一个“七品芝麻官”居然也能让皇帝钦点,则不能不说明康熙皇帝敢于和善于用才了。

直隶固安县令杨某,为官清正并且颇有才气,他不惧权贵,禀性清高耿直。正因如此,杨某与同僚和上司的关系难以和睦,多有摩擦,因此有不少小报告和诬告信送到直隶总督甚至朝廷那里。两种信息都传到康熙皇帝耳朵里,他便在出巡时去固安民间察访,结果固安的老百姓一致称赞杨知县清正爱民。康熙便力排众议,仍然让杨某为固安县令,并且领取知州的俸禄。时间不长,又把他提拔为光禄寺少卿。此举不仅否定和压倒了那些不干事、没本事的懒官、庸官及其诬告之辞,而且让全国的基层官员看到了靠政绩升迁的希望。用人点拨康熙的慎重表现在他的用人实践中。为了确保量才适用,人尽其才,他强调不但要试其言,观其行,还要问之于民,考察官员是否勤政,同时也十分重视官与民的关系。康熙皇帝多次微服南巡,考察地方官员与兵民的关系如何,通过了解民情民意,对官员给予综合评价,以判断其优劣。

作为领导者,要经常深入基层,到基层去观察人,发现人,识别人,不要纸上谈兵,听风就是风,听雨就是雨;不要认为领导者就是高高在上的,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工作,对待人才,对待事业,这才能顺利地找到心仪的千里马,助你成就伟大的事业。

康熙不以相貌定智勇

康熙一生多次亲征疆场,深知良将之重要,所以,在选拔武官时,他格外慎重,认为必须挑智勇双全之人方可。

经过平定三藩等几次战争后,康熙感到作为军事将领,善于骑马步射、能管辖兵丁者不乏其人,而若能经历战争之人,更是难得,为此把有战斗经验的将领当作宝贵人才。

原任正白旗副都统塞黑伊,善射且相貌魁伟,善于管辖兵马,可是他在乌兰布通战役中却被吓坏了,装作中暑坠马的样子,想以此退出战斗,他的家人知道后都很气愤,说:“你身为二品大臣,如此临阵退却,以后还有何颜面见人?”家人刚扶他上马,他又跳下来趴到草堆里。直到他回到军营之后,浑身还战栗不止,不脱战衣就蒙头卧床,一直睡到天明,他手下的兵丁没有不耻笑他的。

另有一个例子是内府员外郎喀青阿的父亲海西尼,此人身材短小,力气也不大,可是他在福建出征作战时,八次获得头等功牌,后来因身体多处受伤不能参战,还让人用木板抬着他去看攻城。等将土拿下城池之后,他伤心地对大家说:“我因残疾没有和你们一块杀敌,为国效力。”说着说着就激动地痛哭起来。

原任广东巡抚杨熙,是个长得非常瘦小而且相貌丑陋的官员,可是当尚之信反叛,他与另外二人在广东城中被围困时,三个人各率家人拼死反抗杀出重围,赶赴大兵营中。

因此,康熙认为:人之勇怯断不可以相貌而定,也不能以其地位的高低、尊卑而定。至于一个人能不能领兵打仗,他认为首先在于能否镇定自若,舍生忘死;至于军机事务,临期酌量,难以预揣,唯在领兵大臣善为观察,相机而行。用兵须主意坚定,若主将仓皇,人心皆惑。对此他举出赵申乔的事例,夸赞说:“以前在乎乱时,赵申乔挺身走在前边,部下让他到后方以防敌人鸟枪,赵申乔就笑着说:‘如果我发生不测,我的后代还能官职俸禄,和我活着有什么区别?’赵申乔虽不熟悉军事,但打定主意后就不畏惧退却,给他的部下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做一名将领,不仅要有勇有胆,不畏生死,还要有识见。康熙主张一应军务粮饷皆应由将军负责。他认为,如果一位将军只知统领兵丁,不顾及米粮运输之事,的人胸中没有主见,是无将军之才的人。用人点拨是否有实战经验必须遇见敌人才能看得出来,仅凭外表长相是无法判定的。

人的实际才干是在社会实践中增长的。因此,要注意从实践中选拔人才,当他发现有特殊能力的人就破格对待,立即把他们提升到重要的职位上去,并当众褒奖,赏赐优厚。

注重细节的曹福

清朝康熙年间,湖口县衙门中有一个捕快,名叫曹福。由于他做事细致、严谨,所以很多难以破获的盗窃大案或人命凶案到他手里,很快就能破获,曹福因而很受上级的器重和同事的尊重。

平时闲来无事,曹福就喜欢在外溜达,实际是在观察过往行人的行迹,从中发现疑点。

这天,曹福吃罢午饭,又在河堤上转悠。河中船舶如织,南来北往,一派繁忙景象。这时,一条小舟靠岸了:这是一艘空船,船主将小船的缆绳拴在岸上的一块大石头上,然后就坐在石头上掏出旱烟抽了起来。

曹福看了一会儿,立刻登上小舟,坐了下来。船主看见有生人上了船,马上跨上船来,催促曹福离开,曹福就是不走。船主说:“你不走,我就要解下缆绳开船了。曹福却笑着说:“你开船吧,我愿与你同行。船主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喝问道:“你这人真是岂有此理。为什么赖在我船上不走?曹福不紧不慢地说:“因为你船上有异物,我要搜查。我是衙门捕快。船主听他这样说,走过去揭开舱板,怒气冲冲地对曹福吼道:“你搜吧。曹福也跟着过去一看,舱中空无一物。“这下你该上岸了吧!船主说道。

谁知曹福并不挪步,继续说道:“请把底板打开。船主坚持不肯。曹福拿起一根铁锤,硬把底板撬开,发现底板下金帛累累。船主顿时傻了眼。曹福将其押送到衙门,经审讯,才知船主乃是多年的老贼。

曹福似乎在漫不经心中拿获老贼,人们十分奇怪,问他凭什么发现船上有赃物的呢?曹福笑着说:“其实这很简单,我看这船很小,船舱又未装什么货物,但它行驶在河中,风浪却不能使其簸动;而船主在拴船缆时,牵曳也甚为吃力,故我断定船夹底里有重物,一查果然如此。又有一次,城外田沟里有一具尸体。死者不是本地人,像是外地行商模样,显然是凶手谋财害命。但案发后,凶手已逃之夭夭,县令严令捕快近日拿获凶手。快经过明察暗访,查不到丝毫线索,十分焦急,都想法请教一下曹福,可是曹福却不见了踪影。费了一番搜寻,大伙才在河堤边的一座茶馆里找到了他。曹福正临窗而坐,一边喝茶,一面注视着河中的情景。

“曹兄,你真有闲情逸致,坐在这儿品茗赏景,我们都急死了。大伙不无埋怨地说道。

“急什么?来,来。坐下喝杯茶再说。曹福招呼大家坐下,眼睛却始终不离河面。

大伙儿被他搞得莫名其妙,说道:“河里有什么看头,除了船还是船。快给我们想想办法吧。这时,河对岸有一艘大船开走了,原来被它遮住的一艘中等船呈现出来。这艘船上正晒着一床绸被。曹福注视了一会儿,立刻拍案而起:“凶犯就在那艘船上面。大伙儿来不及细问,都一齐向河边奔去,借了艘小船,很快地划到对岸,连船带人扣了下来,送往衙门。

经过审讯,船主终于招供:一个行商的人坐他的船时,他发现这人带了很多银子,于是起了歹心,夜间趁商人熟睡时把他杀了。然后将尸体抬到岸上,扔在一田沟旁。

一桩凶杀案就这样给破了。事后,大伙儿特地将曹福邀到那座茶馆,请他谈谈怎么就能一眼识别真凶。

曹福呷了一口茶,笑了笑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一是要累积经验,二是要善于观察。你们当时大概没有看到,那艘船船尾晒着一床新洗的绸被,上面苍蝇群集,这就有问题了。大凡人的血沾上衣被等物后,血迹虽然能够洗去,但血腥味却很难一下子除净,所以招来苍蝇。那床绸被上有苍蝇,证明上面一定有血腥味;苍蝇又聚集了那么多,说明血腥味很浓,肯定沾了很多人血。如果不杀人,哪来这么多的人血?这是其一。

“其二,只要在船上待过,都应知道船家根本不用或极少使用绸被面的。况且,船家再富有,洗被子时也绝不会不将绸面拆去而与被里子一同洗濯,而这个船主就将整床绸被子一起洗濯的,这不是盗来的又是什么?就凭这两点,我断定船主就是凶手。听到这里,大伙个个点头称是,无不佩服曹福的智慧和经验。

用人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