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规范合法性
规范合法性来源于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其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对组织及其行为的一种道德评价。根据Suchman（1995）的理解，组织是否具有规范合法性是基于社会公众在一定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框架中对组织行为的正确性的一种感知。更加细化地说，是对组织的产品、技术流程、组织结构和组织中关键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公众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评价。正是由于规范合法性来源的主观性，组织往往可以通过认证机构的合法性溢出来取得公众的认可（Deephouse，1996），或者可以进行正面的媒体宣传来提高其规范合法性。而建立社会网络同样是组织建立规范合法性的一条重要途径（Aldrich和Fiol，1994；Zimmerman和Zeitz，2002）。
（3）认知合法性
认知合法性来源于对有关事务或者活动的知识传播。Jepperson（1991）认为，基于“广为接受”的认知合法性不同于基于“评价”的规范合法性：前者侧重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而后者则强调符合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Suchman，1995）。组织行为的“可被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其所处的文化模式，如果组织的行为符合现有的文化模式，则组织的行为将是具有可预见性的，有意义的和诱人的；但如果缺少这种文化模式，组织的行为可能会因为公众的误解和忽视，而一无是处（Suchman，1995）。为了取得认知合法性，组织需要在迎合大的信仰系统的要求的同时，与公众日常生活经验保持一致（DiMaggio和Powell，1991）。
4.合法化战略
制度学派认为组织应该通过服从整个系统的标准、信仰和规则来取得合法性，但探讨如何获取合法化的具体机制的研究是不多的。Oliver（1991）把组织同构性作为组织适应制度压力的表现，根据组织对环境响应的主动性程度，利用制度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分析了组织可以采取的战略：默从战略、妥协战略、回避战略、抗拒战略和操纵战略，这些响应战略反映了组织应对环境主动性程度从弱到强的变迁过程。同时，Oliver还界定了影响战略响应的五个制度因素：原因、构成要素、内容、控制和情境。Oliver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Scott和Suchman等开始意识到组织的战略性行为对合法性获取的重要性。
Suchman（1995）认为有两种最基础的合法性获取方式：第一，改变自己，如创立一个新企业、新的管理团队或商业模式；第二，改变环境及环境中的其他组织，如利用广告、社会公关等改变政府的规制条文。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组织存在着大量复杂的战略选择，以便在特定环境下获得合法性，Suchman对此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首先，从纵向角度把组织合法化行为理解为需要组织长期维持的动态管理过程，该过程包括合法性的获取、维持和修复三个阶段；其次，从横向视角把合法性来源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并分别论述了响应的获取战略；最后，对每个阶段的不同类型的合法性获取战略进行分类，包括适应环境战略（conform to environments）、选择环境战略（select among environments）和操纵环境战略（manipulate environments）。
Zimmerman和Zeitz（2002）在这一基础上加以扩展，并指出最有效的战略行为是对组织特性与环境特性的综合运用。在Suchman提出的三种合法性获取战略上，Zimmerman和Zeitz在创业企业的合法化战略的研究中增加了创造性战略（creation）。他们分别对四种合法化战略所针对的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的合法化目的加以详细的分析。通过这种严谨的分析，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合法性是企业用于获取其他资源的重要资源；第二，合法性资源对于新企业成长是很重要的；第三，新企业能够通过战略行为获取和增强合法性。这些观点可以通过他们所确立的合法性过程模型得以展现。
Elsbach和Sutton（1992）从建立制度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的理论关联结的研究视角，通过访谈、观察获取了两个社会运动组织的用于获取合法性的八项非法行为，建立了合法性获取过程模型。
上述研究着重合法性战略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也有些学者侧重于某一方面的合法化战略，进行更加具体的研究。Zyglidopoulos（2003）分析了企业组织在面对某个社会问题时所采取的行为对企业合法性的影响，认为企业应在社会问题发生时及时采取行动加以响应，从而提高组织的社会信誉和道德合法性程度。Elsbach（1994）对加利福尼亚州畜牧产业的分析证明企业发言人对企业的合法性的维持和获取有重要影响。Dacinetal.
（2007）在调查企业加入战略联盟的动因时发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想通过联盟方式获得相关的合法性资源。
5.合法性理论的应用
自从Scott（1995、1998）、Oliver（1991）、Aldrich（1994、1996）、Suchman（1995）等学者奠定了合法性研究的理论基础，大量研究把合法性理论运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中。这些研究涵盖了组织、组织场域、行业等多个层面，多数以案例或数据为依托，研究组织合法性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1）正如制度理论具有层次性那样，学者们试图从组织场域、行业、组织等多个不同层面深入地考察合法性问题的产生和合法性获取的途径。
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是介于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制度理论研究中有关制度与组织关系的核心分析单元（Powell和DiMaggio，1991）。DiMaggio和Powell（1983）认为组织由相互竞争的企业和相互联系或者结构对等的受到相似制度力量影响的组织构成。Scott（1995）主张组织场域是处于同一场域、拥有特定利益和目标的组织，既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同时又通过场域进行互动，集体构建共同的理解意义体系并作用于所嵌入的制度环境。例如，Kostova和Zaheer（1999）将跨国公司这样一个相对特殊的组织场域作为合法性研究的对象，从环境的复杂性、组织的复杂性和建立合法性过程的复杂性三个方面描述了跨国企业的合法性问题。
首先，跨国公司的合法性程度受到多种文化多个不同类型的制度体系的制约；其次，组织内部各子单元之间的合法性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子单元的合法化行为往往具有双重的导向——既要适应当地的合法化要求，又要与母公司的战略理念保持一致；再次，某一子单元的合法化进程往往会受到该地区其他跨国公司的影响。
行业合法性的建立比单个组织的合法化难度更大，Aldrich和Fiol（1994）则从行业层面分析了新行业中创业的合法性需求和获取问题。他们认为，与成熟行业中的创业相比，新行业中的创业风险更大，面临更多的合法性约束，合法性需求也更加强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新行业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标准和规范，而且外部公众也不了解新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新创企业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的方式来有效获取合法性资源。他们根据分析层次，详细分析了促进新行业发展的创业战略。
就具体行业的实证分析而言，Rao对早期美国汽车产业的合法性构建战略的研究试图回答布道者（evangelists）、资源调集结构、法律、广告和密度依赖这些组织合法性来源在汽车行业获取合法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这项研究可谓另辟蹊径。Rao以消费者接受程度作为合法性指标（因变量），该变量通过样本州的汽车销售量得以操作化。自变量的设定是这样的：以汽车俱乐部数量来测量社会运动组织；以可靠性竞赛的相对频率来测量布道者的影响程度；以国家首要汽车出版物上的广告页数来测量广告支出；以某一法律正式设立之后所经历的天数来测量法律。通过这种科学的研究设计，检验了7个假设。
组织层面的合法性研究集中于新创企业（new venture）的合法化问题，新创企业往往会面临顾客对企业及其产品的认知不足、来自行业标准规范的限制和来自政府部门的管制等各个方面的合法性压力。Stinchcombe（1965）提出难以克服新进入缺陷（liability of newness）是导致新企业较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新进入缺陷就是指新企业面临缺乏行业经验、承担更多新角色、难以建立顾客与投资者信任关系等缺陷。新企业由于自身的先天缺陷，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合法性问题是非常突出的，尤其是源于政府、顾客的外部合法性是困扰新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因此新企业要把获取合法性作为重要甚至首要工作目标（legitimating first）。Lounsbury和Glynn（2001）提出，成功新企业成长过程伴随着大量经媒体传播的“传奇轶闻”，描述了组织如何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进行文化创业，认为这样的文化创业能够帮助新创企业争取到为外部利益相关者所认可和接受的合法身份，从而有利于获得资源和市场机会。Delmar和Shane（2004）通过对223家瑞典新企业最初30个月的创业实践的实证研究，发现从事催生合法性的活动能够降低新企业成长风险，促进和其他组织活动的转换。Tornikoski和Newbert（2007）利用创业动态跟踪研究数据库对804家新创企业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通过控制年龄、性别和种族等因素，发现遵守合法性及其战略合法性和新创企业绩效显着呈正相关。Li和Zhang（2007）发现在中国转型经济下情境下，管理者的政治网络和新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2）探究某种合法性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合法性的概念包含了规制、规范、认知多个维度的制度性内容，而其对组织的影响也从多个方面得以体现。而在实际运用中，要进行全面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些学者就以某种合法性为对象，深入分析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Shepherd和Zacharakis（2003）的研究关注顾客对企业的产品、组织及管理的认知合法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对消费者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到：在以上三种认知因素中，对产品的认知对顾客的购买意愿影响最大，而大部分消费者对组织的管理并不关心。Raoetal.（2008）通过对美国的生物工艺产业的考察发现，组织通过建立产品的历史性、市场性和科学性来提高产品的认知合法性，可以采用的策略分别是：通过将产品与曾经有着卓越绩效的产品或技术联系起来；聘用有能力有经验的管理者；聘用一些知名的科学家。Certo和Hodge（2007）以投资者的角度考量了企业高管团队的威望、组织合法性和企业财政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投资者对高管团队威望的感知直接影响其对组织未来绩效和财务风险的预测；而投资者对组织合法性的感知直接影响其对未来组织绩效的预测，与未来财务风险的预测没有明显联系，部分证明了组织合法性对于高管团队威望和组织绩效联系的中介性作用。
（3）基于创新创业的合法性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组织合法性来源于政府规制、社会道德体系、公众认知的理解与接纳，而引起合法性冲突的原因必然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的新行为、新事物的出现。在组织的新的行为、产品、商业模式等被认可和广泛接受之前，合法化问题将是组织所必须面对的。
（4）早期的合法性研究都是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体系下进行的，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像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的非成熟制度背景下的组织合法性问题。Ahlstrom和Bruton（2001）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在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中得以生存壮大，而很多外商大公司在中国却得不到较好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合法性的确立和维持。他们在对中国民营企业深入解读的基础上，因循合法性研究的基本框架，归纳了9种合法性获取战略。Li，Yang和Yue（2007）分析了在华外资公司的合法性问题，认为国外全资子公司在中国的合法性来源主要是跨国公司协会组织的合法性溢出和当地公众的认可。他们通过定量方法来测量外资全资子公司的合法性程度，其中，利用协会中的组织数量来测量合法性溢出程度，用媒体对相关外资子公司的报道进行编码来测量公众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