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假设
根据关系模型，提出如下假设：
H1：转型经济条件下，基于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的企业外部政治行为，为“转型企业”获得组织合法性，和“转型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H2：转型经济条件下，基于企业家内部制度能力的企业内部政治行为，为“转型企业”优化内部管理效率，和“转型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第三节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
1.多案例研究方法
需要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采用案例研究。案例研究适用于理论尚未定型的研究探索。Yin（1994）和Eisenhardt（1989）认为，案例研究适合于回答“如何”或者“为什么”类型的问题。Eisenhardt（1989）进一步指出，案例研究特别适用于新的研究领域或者现有研究不充分的领域，适用于解释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关于本章的分析主题，迄今国内外还缺乏系统研究，尚未形成比较定型的理论解释，因此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第二，为什么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Yin（2004）认为，采用多案例能够增强说服力，提高外在效度。同时，要根据复制法则（replication logic），而非抽样原则（sampling logic），选择相似案例。Yin（2004）要求，多案例研究应该逐个实施单案例研究，并单独撰写研究报告，再撰写跨案例研究报告，据此修改理论假设，提出政策建议。
2.案例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在Yin（2004）看来，案例研究和定量统计研究一样，应该加以效度和信度检验。
（1）建构效度：对所研究的概念形成可操作的测量。本章的重要概念是企业家制度能力，因此，将按照规范流程加以测量。
（2）内在效度：仅用于解释性案例研究，从纷乱假象中寻找因果关系。
本案例属于解释性案例研究，其目的就是在转型经济情境下，探究企业家制度能力和“转型企业”成长的过程性内容。
（3）外在效度：建立一个范畴，把研究结果归纳于该类项下，使其具有推广价值。体现这个外在效度的“范畴”正是关系模型和三个假设。尽管本章采取多案例研究，但本章的研究主题决定了其外在效度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4）信度：表明案例研究的每个步骤具有可重复性。本案例的写作步骤按照Yin（1994）和Eisenhardt（1989）的要求进行。这个要求已经为国内外管理学界广为接受，具有公信力。
3.样本选择
本章之所以选择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和横店集团，不仅因为它们符合本章所界定的“转型企业”要求，而且属于“精英浙商”。
（1）它们的成长情境是中国转型经济。吉利集团创业于1986年，横店集团创业于1975年。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演进，它们不断成长。它们的成长绩效、社会知名度在浙江乃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在“浙商”群体中具有典型意义。
（2）它们的企业产权制度都经历了转型。吉利集团是天然的民营企业，初始的企业制度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的古典企业制度，为了顺应企业成长的内在需要，吉利集团于2000年左右大刀阔斧地改革家族企业产权制度。横店集团的初始所有制是社队企业（集体所有制），后来演变成社团所有制，即“社团经济模式”。
（3）它们的经营业务不断调整，涉足多元化。在吉利集团的发展历程中，曾经从事电冰箱配件、摩托车生产等业务，目前的主营业务是汽车制造业，还涉及建筑装潢材料、高等教育、房地产等，是一家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现代化股份制企业集团。横店集团的初创业务是丝织业，后发展磁材料业务。随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建的横店影视城，拟建的圆明新园），横店集团也是一家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
（4）它们尚未进入成熟期。企业进入成熟期的标志主要是内源性的，包括主营业务及其商业模式完全定型，公司战略和竞争战略清晰有效，代表企业个性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比较成熟。这两家企业虽然在规模上跻身国内强企之列，但是公司战略和内源性管理还处在转型期。吉利于2007年发起战略转型，决心要“以国际品牌为镜、与国际品牌同台竞技”，实现从成本优势向技术领先转型，“让吉利汽车走遍全世界”。横店集团也正处在多元化的高速发展期。另外，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的一般理解，从它们的存续年限来看，也没有到达成熟期。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家企业的领导者李书福和徐文荣的制度能力强，政治行为突出，从他们的社会兼职就可见一斑。李书福是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商会副会长，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青年改革家、浙商年度风云人物等荣誉。徐文荣是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二、数据获取
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这两家企业知名度高，企业领导者也颇具学习精神，非常注重企业发展经验总结，反映企业发展的公开出版物比较丰富，内容全面，既有出自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文献，也有出自媒体记者的财经报道资料，徐文荣已经出版数本专着。Eisenhardt和Yin 主张数据应该多样化，“证据三角形”意即在此。但是，这两家企业知名度高，企业领导者非常高端，而研究者的社会资源有限，难以找到合适的渠道和“介绍人”近距离地开展调查，也无法通过实地访谈法、问卷调查法获取宝贵的一手资料。
这也是本章的不足之处。
第四节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一、吉利集团的案例分析
吉利集团自1997年进入轿车行业以来，连续5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连续3年进入中国汽车行业十强，被评为“国家创新型企业试点单位”和首批国家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企业”，是中国汽车工业50年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最好的企业。除了汽车主营业务之外，还涉及摩托车、建筑装潢材料、高等教育、房地产等，是一家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现代化股份制企业集团。
吉利集团的成长总是和不断面临并消除政府的经济管制壁垒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跟踪观察“浙商”的杨轶清（2003）所言，“李书福的创业之旅，充满了红灯、关隘；充满了变通，赎买”。李书福说，“我们干的不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吉利集团成长道路的关键性历史事件充分体现了企业家制度能力及其企业政治行为对“转型企业”成长的重要性。
为了验证理论假设1，需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李书福为什么想造汽车？
他遇到了哪些外部制度性壁垒？他是如何克服这些壁垒的？他的克服行为对吉利成长带来了哪些影响？
1984年，李书福用经营照相馆所得的2000元钱开办了黄岩县制冷元件厂，生产电冰箱配件。1989年，国家实施行业限制，电冰箱行业进行定点生产，该厂没有进入国家定点生产企业名录，被迫退出。受当年政治风波影响，鉴于自身企业的产权性质，李书福把企业无偿赠送给当地政府。
1994年，吉利决定“绕道”进入政府实施行业管制的摩托车生产行业。
不同于1989年的做法，李书福成功地与嘉陵摩托车厂合资，借助对方的生产许可证，在台州生产嘉吉牌摩托车。1998年，摩托车产量达35万辆，不仅行销国内，而且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97年，吉利集团涉足汽车制造业。至于吉利为什么想造车，最能够揭示企业家精神实质的解释是他认为造车行业是一个垄断行业，因此蕴藏着客观的利润（杨轶清，2003）。这符合制度变迁理论对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的分析：制度企业家对打破政府管制的预期性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这得益于李书福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环境及其走向的深刻洞察。他曾经说过：我把小平理论学得很通的，我是专门拿着小平理论的书一天到晚在看，我对来对去看来看去，要高举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吗，那些不好的东西，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原先不合理的政策肯定会改，一定会改得很彻底，我们有信心。当然，由于李书福具有“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执拗个性，给他的造车决策平添几分商业浪漫色彩。郑作时（2003）认为李书福“从买了第一辆车以后，就想造汽车了”的“圆梦”之说就体现了这点。
但是，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政府对汽车生产行业准入的严格管制注定李书福将走上坎坷曲折的征程。因为国家实行严格的目录管理制，吉利直到1999年仍然没有获得汽车生产许可证，企业曾经一度举步维艰。
2001年，吉利的两款新车——美日和吉利的改进型以宁波拖拉机厂的名义上报有关部门，但结果是没有进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但他当时的投资已经有80多个亿。在如此大的投资压力下，李书福没有退路。为了获得新车“准生证”，他四处游说。工夫不负有心人，在李书福的长期不懈努力下，转机终于在2001年出现：国家放松汽车生产管制，目录管理制改为公告制。吉利终于获得轿车生产资格，并于2002年8月在台州路桥建设台州吉利汽车工业城。2002年，吉利进入全国企业500强，名列浙江省百强企业第28名。李书福本人因此而荣膺“汽车疯子”、“汽车狂人”等“江湖头衔”，其情真意切的名言“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更是被媒体广为传播。2003年1月，把管理、研发、销售总部迁至杭州，并与中国光大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李书福是如何施展其外部制度能力，实现“规制合法性”这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目标？在他的领导下，吉利主要实行了以下外部政治行为：
第一，结交政府官员，而不是简单的权钱交易，争取他们对企业发展的理解和支持。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是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为吉利汽车获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成为吉利汽车的护法天使。其缘由之一是叶副省长的心愿是浙江要有自己的汽车整车厂。吉利的造车，也是在圆她的意愿。1998年8月8日，叶副省长参加了第一辆吉利豪情的下线仪式。
1999年，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来到吉利，李书福向副总理说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的话“如果会失败的话，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副总理肯定的回答使他开始了造车的真正“疯狂”之旅。
第二，舆论工具的造势。李书福有雄辩的口才和商业浪漫主义的理想。他积极利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恰如其分地为打破民营企业造车的制度壁垒摇旗呐喊，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力量，影响政策制定。“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正是在新闻界的广泛传播下，为社会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