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在上述文字中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自己对千人一面的言论的抵触，尤其是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否定的意味相当明显。在这段话中，陈丹青传递出四层意思：一是，唯有政府支配着话语权，民众只能期待话语；二是，这种从上而下的话语是单一的；三是，这种单一的话语已经存在已久，1976年的唐山地震已是前车之鉴；四是，民众已经习惯了这种官方话语，见怪不怪。最后，他以愤懑的方式结尾——“此外我没有话说。捐画，义卖。”
陈丹青流露出的激烈态度并非仅仅指向汶川地震，而是针对过往历次大灾难中所存在的言论壁垒——多样性不能容于主流话语。他并非真正“无话可说”，而是有话无处说。这正是陈丹青强烈抨击的地方。
就此次抽取的样本来看，并没有与陈丹青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与中国政府官方保持方向一致的态度更多是渗透在数量庞大的对具体救灾行动的报道之中。可以看到，对于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肯定是占绝大多数的，这也是不少知识分子的观点。以陈丹青为代表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并非否定政府在救灾中的作为，而是反省社会中一种已经成型的、牢固的话语模式。
（2）话语的延时与及时
钱钢的《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与梁文道的《万众一心，表达不同》正是对话语的延时与及时的不同论争。
《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把注意力集中在以具体行动投入救灾之中，问责和反思不宜当即展开：
问责和反思，现在不合时宜。没有比人更重要的了。在千万人命悬一线的这几日，让我们共同关注这场抢夺生命的大战。让我们给指挥者进言献策，为徒步进入震中的救援者鼓劲助威，为在黑暗中挣扎的同胞祈祷，加油！……
一切高谈阔论，此时都苍白无力。行动！此时最需要的是行动。立刻行动，从抢夺生命开始。【128】
而梁文道的观点则针锋相对，认为无所谓另类言论的最佳时机，及时反思也是一种关怀的表现：
至于那些现在就把焦点放在反思和问责的论者，我就实在不敢苟责了。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实在不是源自凉薄的心态，而是另一种关怀的表现。
我们常常强调“万众一心”，不一定是否认差异存在的事实，只是总想界定差异存在与不存在的最佳时机。然而，谁去界定万众一心暂停差异的合理时刻呢？基于什么标准？所谓的“万众一心”又该怎么个“一心”法呢？
同样地，对于那些即使批评防震救灾工作做得不够好的朋友，你也不能用“万众一心”的布条去暂时塞住他们的嘴。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那顶多是不顾大家的感受，不懂方便善巧的法门，所以说出来的话不只令人听不进去还徒惹反感。不过，差异毕竟是不容易抹煞的，连另类意见与言论出现的时机也是不能确定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和权力。更何况大家或确实享有同一种心情，只是思考的路向不同罢了。【129】
争论的双方，立足点都是通过言论来促成更有效的救灾方案。而在应该采用何种方式上，双方相去甚远。需要指出的是，钱钢与梁文道之争，并非简单的在时间先后顺序上的看法不同。
在面对特大自然灾害时，人类某些普世价值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碰撞和矛盾，造成不可兼得的两难局面。钱钢聚焦的是生命的价值，生命高于一切，因此，灾难当前需要集中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抢救生命，此时过多的问责反而会造成救援的延误。梁文道坚守的是言论的自由，他所强调的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表达不同声音的权力，因此，没有所谓合理的时刻。而在灾难的特殊时期，这两者恰好难以两全。有关话语延时与及时之争，背后是人们难以绕过的普适价值之间的冲突。
这次争论无所谓胜负，因为生命价值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可能诞生出一个确切的答案。那这次争论的意义何在呢？“而知识分子的产生，以他们的思想超越了特定的功能或利益的囿限，以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守护人类的基本的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他们成为现代社会的良心。这种近乎柏拉图的‘理念’意义上对于人类基本价值和信念的守护，使得他们超越不同的阶层和世俗的利益，赋予了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和崇高性。知识分子的理想成为统一分裂了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纽带。”【130】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思主要集中在调适期，而并非应急期。这种情况与钱钢的看法更为接近。而梁文道的观点依然可贵，因为它已敲响警钟。它在提醒人们，即使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反思与问责仍然不能丢弃。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观点颇有前瞻性，应急期中对于话语禁区的讨论为调适期中涌现的大量反思做了重要的铺垫。
钱钢的观点，联合了救灾的力量；梁文道的观点，警醒了反思的必要。对于救灾，这两者都是必要的，尽管在灾难发生之初它们不能两全。这次论争让不同知识分子所坚守的普世价值得到彰显，这或许就是它的意义之所在。
三、总结
“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普世化与地方化并存，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共存。”【131】从共同价值到一种有限度的价值统一的普世价值的转变，是现代性的投射，知识分子也难逃这个阴影，他们逐步从传统价值体系的神话中走出来，向更多元的方向走去。从这个角度看，汶川地震后，知识分子沦为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其特质化的风姿或形象被一大堆细枝末节淹没了，素有知识分子论坛之称的《南方周末》在地震报道的特刊中，提供各领域学者广阔的讨论空间，从政治公民性到法律制度完善，从地震后经济恢复到国家应急措施实施讨论，事无巨细地呈现出地震后复杂多变的社会命题，多重声音出现在一元的普世价值框架中，塑造了知识分子的同质化的话语模式。这是当下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与尴尬处境，依附于现代性多元价值取向的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却同样无奈地接受被解构独立立场的趋势。
苏珊·桑塔格虽然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对批判性的消解，但是她未降低知识分子的评判标准：“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纷纷争论中，知识分子的姿态往往比内容重要，我们能想起的知识分子代表也是因为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这种精神给了我们鼓舞，远远超过其论点。
但我们或许不该如此悲观，如果说批判性是知识分子最本色的话语叙事时，为何建设性的言论就不是另一种话语叙事呢？地震的特殊时性，其与批判性的衡量无法简单以优劣辨之：首先，虽然历史证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会扰动民族的沉静和神圣的传统，例如“五四运动”，但是也是基于现实经验的而非超越经验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批判在时效上是必然滞后的。知识分子是现实的知识分子，不能神话他们；其次，汶川地震事件的特殊性。过往的关于知识分子批判性功能的讨论都是在社会政治的范畴内，知识分子往往是以反叛的姿态直面统治阶层，而当社会主要冲突从社会系统内部转移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对抗关系中时，知识分子原先的立场被消解了，在传媒体制保障了知识分子声音传播渠道畅通的同时，该发出何种声音、该以何种立场安身立命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要三思而后行的；地震后的灾区某些地方沦落为霍布斯所说的“丛林世界”，生产体制瓦解，组织机构崩溃，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面临严重解构的危险，社会功能的丧失让失序称为常态，事实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催化了人们对后现代风险社会理论的认知。当安置、重建、恢复成了亟待解决的议题时，政府机构开始介入，强大国家机器的极权式组织管理，一直被抵制和对抗的政府控制也变得合理化了，知识分子频繁讨论的也是如何让政府发挥出更有效的行政职能。
无论是全球化的内化，还是现代性的转向，“我们需要重建新的论述，以期‘在全球化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声音’，不脱离地方性而超越它，带来启蒙而立足于本土。我们必须承认‘消极自由’的益处，也必须调和全球普遍论述以及区域性、国家性和地方性的具体论述。该做的事实多得很。”【132】未来的路，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
最后，让我们回归到千年前哲人柏拉图的“理想国”，在那个山洞的隐喻中，有生活在黑暗中无法看清迷茫的囚徒们，而囚徒中最好的灵魂在达到最高知识、看见善、并上升到一定高度能看清时需要让大家分享利益。这是城邦式的理想国意义所在：在城邦里造就这样的人，其目的就在于让他们不致各行其是，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
注释：
【1】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226页。
【2】吕新雨：《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读书》2006年第8期。
【3】参阅《面对灾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笑声》，引自http：//women.sohu.com/s2008/yuledixian/
【4】李良荣：《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新闻大学》1995年。
【5】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6】陈浩、袁光峰：《传媒产业化进程中的受众资源配置》，《新闻前哨》2008年第4期。
【7】李良荣：《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新闻大学》1995年。
【8】李良荣：《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新闻大学》1995年。
【9】 [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10】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11】引自赵月枝2007年4月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演讲报告。
【12】知不足：《灾难面前，那些娱乐之死的媒体让人愤怒》（2008年5月24日），引自百度空间。ht‐tp：//hi.baidu.com/307639526/blog/item/541a1124402aae36c995595f.html。
【13】 [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14】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15】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16】转引自张昆：《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17】胡兴荣：《新闻哲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6页。
【18】参阅胡兴荣：《新闻哲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19】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编：《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业》，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转引自胡兴荣：《新闻哲学》，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20】转引自胡兴荣：《新闻哲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21】择水居：《汶川地震各地无良记者提问集锦》（2008年5月21日），引自网易博客，http：//blog.163.com/cjwhsd@126/blog/static/45658094200842110115436/
【22】周海燕：《何谓自由而负责任？》，《视听界》2008年第4期。
【23】周海燕：《何谓自由而负责任？》，《视听界》2008年第4期。
【24】范东升：《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期。
【25】范东升：《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期。
【26】斯蒂夫奥汀：《公民新闻：一种全新的尝试与冲击》，《今传媒》2006年第3期。
【27】杜骏飞：《关于汶川地震与社会进步的若干思考》，见本书。
【28】刘洪波：《真的有“网络暴民”？》，《浙江人大》2006年第12期。
【29】石长峰：《关注“网络暴民”现象》，《社会观察》2006年第11期。
【30】参阅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228页。
【31】童大焕：《“网络暴民”是不是一个真问题》，《法律与生活》2006年第13期。
【32】参阅百度百科“传媒接近权”，（2007年11月16日），http：//baike.baidu.com/view/1259464.htm
【33】颜春龙：《论网络时代公众的传媒接近权》，《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34】参阅百度百科“传媒接近权”，（2007年11月16日），http：//baike.baidu.com/view/1259464.htm
【35】刘兢：《接近使用媒体权——一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解读的悖论》，《新闻大学》2006年第2期。
【36】颜春龙：《论网络时代公众的传媒接近权》，《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37】陈红梅：《试析网络传播对受众接近权的突破》，《新闻记者》2001年第12期。
【38】本节执笔戴佳妮，吴芳，刘丹。
【39】汪业周：《公民社会的意蕴、维度及当代中国语境》，《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总第140期。
【40】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10页。
【41】刘和福：《讨论我国公民意识现状及提升对策》，《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九卷第2期。
【42】徐永光：《2008，中国公民社会元年》，上网时间2008年6月3日。引自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7336201.html
【43】张积家、刘国华、王惠萍：《论公民意识的结构及其形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44】阿计：《志愿者：汶川震灾中的公民行动》，上网时间2008年7月8日。引自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8/142715893977.shtml
【45】王在石：《汶川地震灾难分析——沉痛悼念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学们同胞们》，上网时间2008年5月21日。引自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498094b3010098ch.html
【46】张积家、刘国华、王惠萍：《论公民意识的结构及其形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47】张积家、刘国华、王惠萍：《论公民意识的结构及其形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48】朱大可：《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上网时间2008年5月26日。引自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47147e9e01009zy5.html
【49】阿计：《志愿者：汶川震灾中的公民行动》，上网时间2008年7月8日。引自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8/142715893977.shtml
【5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第165页。
【51】牧君：《网民时代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力量》，上网时间2008年8月19日。引自中国总会计师网：http：//www.ccfo.com.cn/jsjl＿view.asp？id=260
【52】明远：《中国NGO：精神·处境·使命》，上网时间：2004年4月23日。引自绿网环境资料中心：http：//www.green‐web.org/infocenter/show.php？id=15596
【53】本节执笔：梁靖雯，刘丹。
【54】邓正来：《市民社会》，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88页。
【55】韩克庆：《市民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再检视》，《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56】范明林、程金：《政府主导下的非政府组织运作研究——一项基于法团主义视角的解释和分析》。
【57】夏昌奇：《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进路》，《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58】 《华商报》：《四川恳请各地志愿者另择时机前来》，2008年5月25日，http：//hsb.hsw.cn/2008‐05/25/content＿6975840.htm
【59】转引自：夏昌奇：《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进路》，《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60】范明林、程金：《政府主导下的非政府组织运作研究——一项基于法团主义视角的解释和分析》，《上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6年7月。
【61】按照西方学者施密特（Phillippe Schmitter）的界定，法团主义是以非政府组织形式组织起来的民间社会的利益同国家决策结构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是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常规性互动体系的概括。这个体系包括：一是有国家参与，社会参与则以功能团体的形式出现，它们互相承认对方的合法资格和权力；二是这个建制的中心任务是把社会利益组织整合到国家决策体制之中，因而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的一种结构联系；三是进入决策过程的社会团体，对相关的公共事务有建议、咨询责任；四是社会团体之间是非竞争的关系；五是进入决策过程的社会团体数量有限度性；六是在体系内，各社会团体组织以层级秩序排列；七是社会团体在自己的功能领域中享有垄断性的代表地位；八是作为交换，对这些团体的领袖选举、利益诉求和组织支持等事项，国家有一定程序的管制。引自：范明林、程金：《政府主导下的非政府组织运作研究——一项基于法团主义视角的解释和分析》，《上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6年7月。
【62】徐红：《从“乡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评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3月。
【63】徐晨华、温建敏：《地震检阅中国NGO成都可能会成为中国NGO中心》2008年5月26日，引自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080526/000157＿1.htm
【64】陈红艳：《地震震出NGO瘦弱真身》，上网时间2008年5月26日。引自金羊网：http：//www.ycwb.com/news/2008‐05/26/content＿1897198.htm
【65】本节执笔：吴芳。
【66】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英译：特里·N.克拉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8页。
【67】梁文道：《万众一心，表达不同》，《南方周末》。上网时间：2008年5月14日。引自《南方周末》电子版：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08
【68】摘自《汶川地震信息公开》，上网时间2008年5月23日。引自人民网http：//yq.people.com.cn/htmlArt/Event105s1.htm
【69】陈力丹：《传媒，你宣传的是公民意识还是臣民意识？——学习十七大报告》，上网时间2008年1月6日。引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4a59403701008bd1.html
【70】陈力丹：《传媒，你宣传的是公民意识还是臣民意识？——学习十七大报告》，上网时间2008年1月6日。引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4a59403701008bd1.html
【71】引自《媒体的力量是强大，但记者切勿妄自尊大》一文，网站地址：http：//www.ccgov.net.cn/asp/kzjz/kzjz01.asp？id=4195&flag=244
【72】参见报道《红十字会善款风波调查：民众期待用途公开》，上网时间2008年5月23日。引自ht‐tp：//www.080512.net/html/zaiqubaodao/200805/23‐9033.html
【73】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何增科编译，2000年第1期。
【74】伍俊斌：《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75】 《政治粉丝“出场”，高层与民意互动空间扩大》，《新快报》别评，2008年9月8日。
【76】 《网民“追星”温总理Facebook惊现粉丝团》（2008年5月28日），中山网，http：//www.zsnews.cnNews2008/05/28/857823.shtml。
【77】杜骏飞、袁光锋：《选秀：庄严的嬉戏》，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6页。
【78】蔡骐：《“粉丝”的力量》，《学习月刊》2008年19期。
【79】佚名：《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粉丝”们》，《共产党员》2008年17期。
【80】 《政治粉丝“出场”，高层与民意互动空间扩大》，《新快报》别评，2008年9月8日。
【81】蔡骐：《“粉丝”的力量》，《学习月刊》2008年19期。
【82】毛道维：《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定制在中国的历史性命运》（2008年7月1日），引自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www.studa.net/commerce/080701/0959298.html。
【83】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84】高超群：《有一种权威主义者》，《南风窗》，2006年5月下。
【85】萧功秦：《中国转型体制演变过程的历史诠释》，《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86】参见“中国新权威主义代表萧功秦网谈录”，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3941。
【87】萧功秦：《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战略与管理》2002年6期。
【88】百度“温爷爷”贴吧，http：//tieba.baidu.com/f？kz=377693155。
【89】杜骏飞：《论选秀与粉丝社群》，《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8月15日。
【90】 《政治粉丝“出场”，高层与民意互动空间扩大》，《新快报》别评，2008年9月8日。
【91】 《政治粉丝“出场”，高层与民意互动空间扩大》，《新快报》别评，2008年9月8日。
【92】郭晓东：《从“亲民”到“新民”——也谈宋明儒学中的“现代性”精神》，《江汉论坛》2005年10期。
【93】陈力丹：《传媒，你宣传的是公民意识还是臣民意识？》，《新闻记者》2008年1期。
【94】陈力丹：《传媒，你宣传的是公民意识还是臣民意识？》，《新闻记者》2008年1期。
【95】本节执笔：黄榕、梁靖雯（吴芳、魏娟、袁仲伟亦有贡献）
【96】 [英]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刘建基译，生活·三联·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46页。
【97】朱国华：“知识分子场：布迪厄对知识分子的祛魅”，《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98】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99】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100】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12页。
【101】 [美]阿尔文·古尔纳德：《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罗永生、黄蕙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2】参照了[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103】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59页。
【104】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页。
【105】 [美]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06】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07】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08】参见班达流传后世的论著《知识分子的背叛》。这部著作与其说是有系统地分析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如说是猛烈抨击放弃了职守、妥协了原则的知识分子，然而他的确提到了不少人名以及他认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主要特质。
【109】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於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於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於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本文的反智主义主要是前者。
【110】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页。
【111】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页。
【112】参照了[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13】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小说《小世界》反映的是大学教授的生活，他们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他们发出了一些嘀咕，也几乎没有被人听见。
【114】这是《新周刊》2005年策划的封面报道佳选。
【115】这里的文化资本，主要是指存在于知识与文化生产的领域，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是构成社会符号力的基本条件。
【116】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页。
【117】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页。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古德诺（Alvin W.Gouldner）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取代有产阶级成为新阶级。
【118】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1页。
【119】参见贺照田主编《颠踬的行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与知识分子》收录的许纪霖《思考的反观：二十年学术研究得失谈——〈中国知识分子十讲〉序》一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120】 [美]布鲁斯·罗宾斯编著：《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王文斌、陆如钢、陈玉涓、林波译，王文斌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121】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参照了《传媒效果概论》一书第九章《议程设置》部分。詹宁斯·布赖恩特（Jennings Bryant）、苏珊（Susan Thompson）：《传媒效果概论》，陆剑难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2】媒体框架分析法参照了《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一书，陈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317页。
【123】创刊于1996，是当今中国最具代表性和舆论影响力的杂志之一。
【124】中国年度新锐榜由《新周刊》杂志与一些其它中国主流媒体合作推出，以“传媒观点、专家意见、新锐视角”为评选宗旨，开中国传媒年度盘点之先河。
【125】这样的议题分类类别在横组合轴线和纵聚合轴线上不是完全的闭合、完整，且存在于不同层面和交叉的状况，所依据的是研究文本的具体内容，其中也包含了某篇文章包含多个议题的情况。
【126】 [美]爱德华·W.萨义德，同前引书，第23页。
【127】陈丹青：“逾万人死了。无话可说。大灾祸。想起1976年。”（2008年5月14日），引自：南方周末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03。
【128】钱钢：“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2008年5月14日），引自：南方周末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96。
【129】梁文道：“万众一心，表达不同”（2008年5月14日），引自：南方周末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08。
【130】吕宏波：“福柯的话语批判理论与知识分子职守”，《北方论丛》2006年第五期。
【131】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
【132】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314页。